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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对话阿多尼斯:诗歌有骄傲的天性

 置身于宁静 2022-12-14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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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尼斯用中国毛笔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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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在圣塞尔沃洛岛(San Servolo)朗诵诗歌

  阿多尼斯是当代阿拉伯世界最杰出的诗人、思想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本刊曾刊发《“用诗歌,他想超越诗歌”——阿多尼斯访谈录》和阿多尼斯文章《北京与上海之行: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诗歌的意义在于撄犯》等。2003年8月,阿多尼斯与杨炼在约旦国际诗歌节结识,中阿当代诗歌由此开始对话,

  ■主持: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嘉宾:阿多尼斯(阿拉伯诗人、思想家,旅居巴黎) 杨炼(中国诗人,旅居伦敦)

  ■翻译:薛庆国(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

  王炎:阿多尼斯先生与杨炼先生的经历有些相似,都常穿梭于欧洲与祖国、西方与东方文化之间。长期旅居欧洲的离散经验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炼:我刚刚完成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作一个主动的“他者”》。这个题目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相关:今天世界上,什么不是“他者”?谁不生存在重重“他者”之间?对中国人而言,西方当然是一个“他者”,但古典中国文化又何尝不是另一个“他者”?我们中,有哪个敢称自己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呢?甚至貌似熟悉的汉字,其实也早已在大量外来翻译词掺杂中,变成了一种比美国英语还年轻的语言!这是我们的困境,更是我们的能量。全方位的“他者”,让我们没法因袭任何一方,只剩建立自觉一途。其实,我或许曾离散于中国,但从未离散于中文。对中文,我的态度一以贯之:既内又外。因为“内”,而始终铆定在这个文化活跃的核心;因为“外”,而对它保持冷静的审视和评判。欧洲与祖国、西方与东方,只是些旅游意义的名词。对一个“主动的他者”来说,他必须在每个地点看到思想的意义。就像阿多尼斯和我谈到的,我们要清醒地解剖自己的文化,同时清醒地抗拒整个空话、假话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思想独立。在诗歌写作上,这里也有微妙的挑战:如何保持文学的纯粹,拒绝任何一种简单化、工具化?这对阿多尼斯和我,意味着拒绝把自己卖给一个“套话市场”。主动的他者,归根结底返回了诗歌骄傲的天性。这方面,我很高兴能找到阿多尼斯这样一位精神血缘上的前辈。

  阿多尼斯:也许杨炼在欧洲之所见与我之所见略有不同。我们每个人都从不同的历史背景、带着各自的记忆和关系来到欧洲。

  总体上,我们面临的是同一个“他者”。但这个“他者”又是多重的,这取决于个人的反应,取决于他的文化背景、在世界的呈现以及他对生活和人的理解。

  对我来说,在巴黎定居代表了一种文化氛围,这是我的祖国所匮缺的知识、感悟和开放的氛围,一种兰波称之为“自由的自由”的氛围。在此,我感到自己离世界的“心脏”很近,即使不是置身其中、随之搏动。这种氛围使我不停地、清醒地面临双重挑战:就人的诸多问题挑战阿拉伯语,就我们阿拉伯历史、阿拉伯现状挑战我的创作能力与观念。这与通常意义上的“东方”或“西方”无关,正如杨炼所言,这些概念不过是旅游意义的名词,而且它们还具有军事、经济层面的意义。然而,在创作上,既没有“东方”也没有“西方”,有的只是同样的世界,同一个人。

  我设想:假如我不曾旅居西方,那我就不会写出现在的这些作品;或者,起码我的写作方式会有所不同。

  如果说,通过书本和理论认识西方,能丰富非西方人的“文化”;那么,通过生活和经历认识西方,可以置身于活生生的西方体验之中。这种体验,能让人进入西方的“未知”,而仅凭文化,我们无法进入其中窥其堂奥。这种体验代表的认识方法,意味着一种更深刻、更丰富、更微妙的交流。   王炎:生活在欧洲语言文化环境里,诗歌创作是否会融入西方语言的元素?作品是否会体现出母语与西语之间的张力?在诗歌意象上,母语传统与西方艺术想象力之间的差异,是否会让作品更有原创性?

  杨炼:对我来说,“欧洲”不止意味着语言,它更是一个不停进行创造性转型的文化。对于中国诗人,这是就近对比自身文化的绝佳机会。我很享受这里的区别和距离,它们激起的,与其说是排斥力,不如说是聚合力。就像我刚刚出版的英译诗集《李河谷的诗》,你可以说那是我的“伦敦诗”,但,比伦敦更重要的是“我的”这个词:我的观察、感受、思考、表达,终于伦敦被包含在“我”之内。“雁叫的时候我醒着雁在/万里之外叫黑暗在一夜的漩涡中/如此清越”(《旅程》)。这里的张力,通过“雁”连接起中文古典、中文当代、欧洲特别是英语诗歌传统,但又有别于所有那些。李白哀恸的“雁引愁心去”,化为我表现主义式的冷冷的“醒”。我不用“融入”这个词。我们的中文早已是混血的。我喜欢说“自觉”,自觉激活不同美学传统,使之共同形成我作品内的深度。这样的原创性犹如混血儿,令他的父母们加倍惊喜!

  不仅母语传统的想象力,甚至汉字本身的特性、中文独特的语法关系,都蕴含着太多宝藏,还远没被我们充分意识到。比如中文动词的不随人称、时态变格,使句子有种宿命式的恒定,是否已注定了我那些潜入历史“怪圈”(或压根没有“圈”)的作品?最相反的例子来自阿拉伯语。当阿拉伯译者问我:“你诗中的'你’,该翻译成男性词还是女性词?”我吓了一跳!连英语里的“你”也没有性别呢,原来阿拉伯语里每个人称都有独特对应的动词形式!只写下动词,谁在动就清清楚楚。这语言是不是先天备好为阿多尼斯铭刻“自我”的?想到他在阿拉伯语和法语两大传统间的位置,我简直觉得这里有种命定的关联。

  阿多尼斯:狭义概念的欧洲语言元素,并未进入我的创作,但我确曾受到欧洲诗歌结构元素的影响。这加深了我对阿拉伯诗学的一种认识:高妙的诗歌语言,与高妙的思想语言不可分离,伟大的诗歌注定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而伟大的思想也必定是另一种形式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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