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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Q&A 神州 2021.09.03  Education 问答返校季 近年中美科技较量白热化，逐步剑指未来科技人才培养。中国科学院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都以培养尖端、前沿科技领域的学生为时代之要务，而且两所学校都很年轻，均成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对于中国未来科技人才培养的“术”和“道”，这两所高校如今都在尝试不断“另辟蹊径”。 《问答返校季》 特别节目--专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第七任校长 丁仲礼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史维  吴小莉：有科学、有技术才能够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 丁仲礼：一定要认识到新兴产业是一个赢者通吃的行业，只有做得比别人更好，才能说是抢占了制高点。你必须培养出大量的人才，那么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体系，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大学学校都很清楚，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市场的需求自主设立一个学科，这是很难的。比如说集成电路很重要、人工智能很重要，大学要大量招生，希望培养大量人才，但是学校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研究生指标是要分配的，没有指标，即使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能力，你也培养不出来人才，这样我们就会滞后于这个世界的发展。人家能培养出来，比如说当年美国培养了大量IT、信息产业人才，后来又培养生命科学产业，现在是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它自然抢占了制高点。我们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快速响应的机制，我们就很难从“赢者通吃”的概念出发，那么我们还会落后。  内陆高考状元一度扎堆金融、管理等专业的现象由来已久。多年来，香港更是被诟病，青年精英人才多流向金融、贸易领域，在科技领域的建树乏善可陈。 丁仲礼：现在社会上绝大部分的高考状元，都去学管理与金融，有几个去学数学、去学物理的？ 吴小莉：这是为什么呢？ 丁仲礼：不敢随便猜测，可能因为这两个专业毕业后赚钱多，至少家长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们有状元最后没有来国科大，国科大的招生老师很伤心。我说我们不要去争，就算是我们这些人，念书什么时候考到全班第一过？从来没有。人与人智商的差别不是很大，国科大这样的训练，只适用于想当科学家的人才们。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2005年，钱学森先生发出这样的感慨，它被看做是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绕不开的一道艰深命题。 丁仲礼在采访中直言：“对中国的本科教育有看法”，他说：本科教育要注重打好基础，而非过度追求发表论文。对此，港科大校长史维则鼓励学生们要把校园当做“生活实验室”。 吴小莉：“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是教育界一个很深的命题，您觉得根本原因是什么？ 丁仲礼：首先，中国的教育在于培养一代一代的杰出人才，但现在缺少最顶尖的人才，学校一定要保证，要把学校能组织到的最优质的教学资源提供给学生，这是最核心的。要不然好多东西都是虚的，讲文化、讲体制，这些都是虚的。根本的一条，是让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走。我现在没有“巨人”，但是我有“高个儿”，“高个儿”培养出来的比你更高，慢慢就会变成“巨人”。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史维 吴小莉：有没有学生跟校董会提出，一些大胆到你们都觉得，最好不要在校园里尝试的实验？ 史维：只要不违法，我们都是绝对提倡的。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要不然我们就不是大学了。过去这一年多来，当然有很多地方有挑战性，可是我们就是一再自我提醒：一定要保住这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同样可以应用在研发、创新上，希望学生和同事，不要画地自限。我们校董会在两年前，主动提出建议：可以把学校的盈余，就是原来存起来、以备日后不时之需的钱，每年拿出一些，学校来做天使投资，这并不是为了赚钱。 我们同事做了一个短片，讲一个校友决定要当计程车司机。我觉得很好，这完全是他的自主选择，他非常享受这个行业，为此我们同事特地为他做了一个短片。所以我们并不认为，事情要贯以一个标准，职业要多元化。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要觉得这是你愿意做的。  2020年10月，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论文认为：无论能否研发出疫苗，新冠病毒可能会陪伴人类到2025年。 疫情之下，对于科学领域的反思，史维表示：从新冠疫情中，可以看到科学不只与技术紧密相连，它与政治、心理学、经济、文化等领域，都紧密相连。当前的思路不是要消除学科之间的界限，而是要尽早触发我们对特定问题的敏感程度。 吴小莉：我们怎么理解“对于特定问题的敏感程度”？ 史维：疫情是一个历历在目、最直接的例子。新冠疫情，让大家想办法严防严控的同时，也让学校从教学研究、政策支持、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能及时地做出反应和思考。所谓“敏感度”，就是我们要以一个当事人的角色来看这件事。在传统定义中，学校被叫做“象牙塔”，因为学校跟社会的实际脉动有差别。其中也自有原因：从历史上来看，学校能够让一些不受柴米油盐约束的人，安心地传道授业解惑、做研究。我们一方面想保持这个精神，另一方面，学校不能仅仅用原来的态度留存在社会的一角，用很冷静的、有距离的眼光来看待当今社会。我们不是观察者，更不能只当评论者，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参与者。现在科技发展的速度和弹性，可以让大学能够更充分、更全面地直接参与，这就是所谓的“敏感度”：社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大学的事情，因为大学就是社会的反映，这变成一个很明确的互动。 再一方面，社会实况的演变可以给大学的研究选题新启发。以前做研究，我们有很聪明、很有造诣的学者，我们会想什么题目是最难的、最领先的、别人做不出来的，那我来做。但是现在，不管是疫情也好，全球变暖、能源发展、人口老化、财富不均等，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题目。这每一个题目，都是跟大学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的看法就是：港科大主张各个成员能够在选取科研课题时、在保住选题逻辑的同时，也要看港科大及香港的其它大学，能够在香港或者世界上做出什么样的具体贡献。   编导：苏珍妮 编辑：孟涵 马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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