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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56岁任上海市委书记,官至正国级,69岁病逝,骨灰从八宝山葬回上海

 PD顽童 2022-12-15 发布于上海

从明代即以“衣被天下”负天下盛名的全国纺织业中心松江府,到民国时期蜚声中外的“上海滩”,到如今的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国际经济、贸易、金融、航运中心,上海一直拥有着全国领先的经济地位和国际视野,可以说是一个“摩登都会”。

但在80年代,改革开放前的上海却一度出现了GDP排在全国倒数的情况。谁接下这个城市,无异于是接过了“烫手山芋”。
原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就是其中一位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的人。 从一名普通工人到一方领导,他一路兢兢业业,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以卓越的眼光和勤恳认真的工作态度,将上海逐步恢复并超越历史地位,成了一个可以屹立世界之林的国际化大都市。
他40年在沪的岁月已与上海这座极富魅力的城市紧紧相连,互相成就。
如今他已经驾鹤西去,新加坡《联合早报》为黄菊同志发表了一篇悼文,提到: “上海的飞速发展得益于黄菊的勤政努力,尤其是那句著名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豪言壮语。’
这位昔日的上海市委书记,后官至正国级,69岁去世后北京葬回上海。
图片黄菊
一、成长轨迹:从普通工人到一方领导
黄菊与上海的缘分在他出生时就已经注定。1938年,黄菊出生于上海。18岁以前,他一直在家乡浙江嘉善县生活和求学。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嘉兴一中 就读。这是一所百年名校,文坛巨匠郁达夫、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亦曾经在这所学校里就读。
1956年,18岁的黄菊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后即接受分配,前往上海人造板机器厂进行工作,成为一名普通的技术型工人。从此,他在上海一呆就是40年。上海,成了他的第二家乡。
在工厂工作中,他凭借自己的刻苦钻研和出色的学习天赋,充分发挥了他从清华大学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将之运用到工作生活中。
依据厂内的需要,他积极参与技术改造与革新,最终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可控硅电炉自动配电装置,大大减轻了厂内工人兄弟的劳动强度,提升工厂的出品效率,质量也有所提升,这让他收获了厂内所有人的交口称赞。
根据这个经验,他编写的 《小电炉变压器超功率运行》 一书成为厂内工人人手一本的实用性技术手册,这项技术也急速从上海人造板机器厂迅速推广并得到广泛采用。
由于工作出色,成绩斐然,在多年的工厂工作中黄菊已经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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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他进入了中央组织部领导人的视线中。当时党内高层放眼望去,是一片白发,党组织亟需一批新鲜血液来为国家的日常运作注入新的活力,要趁着老一辈领导人尚且在位在世的时候,为国家培养一批新的干部,让他们逐步挑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梁。
就这样,专业素质过硬,年富力强,又有干劲的黄菊被当选中,从1983年起就先后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上海市书记,后来又一步步走到中央担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用斐然的成绩证明这时党组织领导人没有选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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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新格局的确立:“马路市长”和“环境书记”
黄菊长着一张娃娃脸,加上天生爱笑,这令他富有亲和力,少了为官的距离感,这令他收获了不少“外号”。
他的机要秘书透漏,他常常将自己“天赋不高”的评价挂在嘴边,认为只有加倍努力,唯有“勤能补拙”,才能“笨鸟先飞”。
他办事的风格常常是举重若轻的。许多看似毫不费力的背后,常常付出了许多心力。党和人民将上海市交到他手中,他万万不敢有半分懈怠。
黄菊反复强调要坚持开创性、坚韧性和操作性的“三性统一” ,这表明了他面对事物,要求自己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能够经常提出有建设性的想法和方案。他以此为工作的原则,这也是他个性的体现。
黄菊有一个外号,叫“马路市长”,这表明了他在上海建设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华山路改造、江苏路拓宽、四平路扩建、杨高路新修,南浦、杨浦大桥相继建成通车,市区高架路开工建设……随处都能看见他的“手笔”。
随着当时的社会发展,旧有的“四车道”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了,拥挤的道路,令公交班次已经“供不应求”,据说在早晚高峰经常能见到被挤掉的鞋子。
但“六车道”的方案需要近两万多户居民动迁。为此黄菊反复召开会议,要求道路规划合理,将动迁量尽量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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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依照黄菊的指示,反复考察,反复召开专题研讨会。最终动迁量降至了最低,高架和地面道路也都拓宽了。黄菊“马路市长”的称号由此得来。
黄菊还有另一个外号,叫“环境书记”,不仅表达了他对自然环境的重视,文化软环境他也十分上心。
90年代以后,乘着 改革开放 的列车,万丈高楼逐渐在上海平地而起,钢筋水泥逐渐覆盖了原线绿地湖泊的风貌。一座城市,缺乏绿意是会被钢铁的冰冷感所充斥的。黄菊在考察了其他城市之后,决定倡导在上海建设大型公共绿地。
在黄菊的批示下,“东方明珠”、上海大剧院等已经深入人心的地标性建筑也在上海建立起来。
1990年至1997年这七年之间,上海的城市建设总投入高达1664亿元,是80年代上海城建投入的九倍之多。这背后是城市形态和功能的重新布局。几年间在上海市中心迁出有1000余家工厂,居民达200多万人。
上海的布局经过洗牌,初步形成了“中心城区体现繁荣、外围郊区体现实力”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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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的破局之举:邓小平离开上海时,曾向他交代了一句话
黄菊说:“共产党人要淡泊名利,在任何岗位都是为党工作。我是被改革开放推上历史舞台的,我要抓紧时间豁出去拼命干,为老百姓多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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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是一个重大的难点。黄菊在对其他省市,以及上海现状进行考察调研后,认为首要任务是为上海注入资金。他前瞻性地提出了“土地批租”的办法。
1991年,中央作出了“开发浦东”的决议。但上海依然面临着积重难返的局面,产业结构、所有制问题、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大大制约了上海的发展。冷静地分析过上海的困局后,黄菊愈发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
邓小平同志在1991年对上海的视察中就已经提出,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不同于四个经济特区,浦东是面向世界的。
上海的优势在于人才、技术和管理。 地理条件上,上海位于长江出口处,辐射面宽,能够带动长三角和珠三角,又具备深水港口的优越条件,完全有能力成为国际化贸易和航运中心,以此为基础,完全有能力能够成为国际一流大都市。
通过清晰的定位之后,他作出了一个突破困局的设想:“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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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在离开上海前一个小时,与黄菊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他说: “ 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上海有特殊的素质,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 邓小平拉着他们的手,嘱咐他们完全可以把胆子再放大一点。
有了邓小平同志的鼓励,黄菊对上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金融业、内外贸易和通讯、运输、咨询等服务业。
从1990年开始,上海以金融、贸易等为主的第三产业增长了7.3倍。8年时间里,这些第三产业GDP比重一跃占比47.8%。
但加大了第三产业的比重并不意味着就要牺牲第二产业。在他的主导下,上海市制定了第二产业发展的新框架: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加快构筑由“战略”“支柱”“都市型”为主题的新型工业体系。由此,上海的第二产业得到了优化和升级。
资金是一个重大的难点。黄菊在对其他省市,以及上海现状进行考察调研后,认为首要任务是为上海注入资金。他前瞻性地提出了“土地批租”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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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批租”
“土地批租”是什么?用黄菊的话解释: “用人家的钱拆除棚户建新楼,新楼带来商业和繁荣,还可以有效地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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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政策是黄菊在考察其他地区时,结合上海当前的情况提出的,并无先例可循。市民们看不见成功的案例,又加上要拆除棚户,事关市民切身的住房问题,他们自然对此颇有疑虑。黄菊为此通过电视台发布讲说,这才让民众放心了下来。
旧城区改造的成本十分高昂,卢湾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区里的干部感到十分忧虑。这个城区人口密集,危棚简屋达到33万平方米,人口达到38万。改造起来成本高,力度大。假如改造之后土地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当时 亚洲金融风暴 侵袭,区干部的疑虑不无道理。黄菊想起邓小平同志的鼓励,态度十分坚定,也鼓励了干部们大胆尝试,勇闯新路。
就这样几经周折,在香港进行发展的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对这个项目十分看重,答应出资2300万美元受让该地块。 在黄菊的带领下,居民动迁的安置工作在半年左右就高效完成,平均每户能收到6万元的补偿,总补偿金额高达800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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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菊的主政下,90年代的上海,才逐渐恢复了往日的荣光,逐步恢复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一步步地向国际经济中心的地位迈进。
批租后,一座座高楼在上海林立起来。而旧房的四周,也遍布着人工湖、绿化带、大型绿地,环境得到了大力改善。
这种方式吸引了许多港澳台以及外资企业前往上海进行投资,进出口贸易以及金融业也随之被有效地调动起来,这为上海成为国际化经济、金融、贸易中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确实得益黄菊市长的破局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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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改革
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由于所有制结构的落后,发展陷入了窘境。乘着改革开放的风,全国各地普遍是将财政局改为国有资产局,上海也在其改革之列。
但上海在实施下来之后,发现国有资产局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级别和权限不够,难以进行有效管理。探索新的对国有企业资产改革的路径,这份重大的责任就落在了黄菊身上。他再三强调在稳定之中寻求改革的战略大方向。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资产之于上海是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的,但新时期新举措,他需要重新将国有资产在上海的布局进行重新定位,以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变局。
1991年9月,黄菊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央请缨:在上海搞好国营中大型企业的综合试点。促进企业转向市场经营,变成能够自主发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
经中央批准同意后,1993年,上海市撤销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国资委和国资办。由市委书记或市长亲自担任领导,将上海国有资产划归国资委,由 国资委授权, 国资办进行具体的运营和管理的格局由此诞生。
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成熟,国资办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也逐步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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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国资办再度开创新局面,形成了一套新模式: 国资委授权经营管理,50多家市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再由这些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二级企业进行具体管理。 这套管理模式,后来经过中央慎重考虑,推广至全国。黄菊在其中贡献了不少具有开创性的想法。
在黄菊的主政下,90年代的上海,才逐渐恢复了往日的荣光,逐步恢复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一步步地向国际经济中心的地位迈进。
此后在黄菊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他将“上海经验”总结出来后,运用到新一届政府之中,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深层次改革。
1992年,上海把财政局的一个处提升为国有资产管理局。这种做法在当年全国比较普遍。实施下来,上海发现由于国有资产管理局受到级别和权限的限制,难以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1993年,上海撤销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具体执行机构国资办,委员会的主任由市委书记或市长等主要领导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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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山深水港建设
上世纪80年代起,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就逐渐转移,往太平洋的西岸靠拢。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入了腾飞的阶段,海上贸易运输的需求与日俱增,东北亚各航运枢纽进入了竞争阶段。 日本的横滨、长崎,韩国的釜山和我国台湾的高雄,都在推进深水港计划。
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在这里显现出来。上海位于中国海岸线中间段,南下可往珠三角一带,北上可通往渤海,至秦皇岛,再至大连港。又位于长江出海口,长江上游的城市可通过水运将货物运送至上海。
上海自身也有着建设深水港的条件。一旦上海能够形成国际航运中心,成为枢纽港,就能取得东北亚航运的主导权,并能够带动长江流域以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上海完全有这样的条件。
1995年5月,黄菊与随行的机要秘书 马弘乘着一艘中型港监船从上海吴淞港出发,驶入东海,又折回驶入杭州湾,开至杭州衢黄岛,接着向西绕着大小洋山岛环岛一圈。
在港监船缓行的时候,黄菊一边观察着沿路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一边思索着上海这个关键的深水港的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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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马弘,一定要“跳出上海看上海”,建设深水港,是全国的经济大战略,是一件关系国家的大事。因此他仔细听取了有关部门对长江口和杭州湾的水文气象资料分析,综合比较了几个备选地,又仔细考虑了航道深度、涌浪、 码头幅地和陆桥联结等各方面因素。
与几个有关的部门进行多番探讨后,大家一致认为大小洋山岛是最合适的选址。然而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洋山岛并不属于上海。
大小洋山岛,位于杭州湾口,是嵊泗风景名胜区的一部分。风景秀美,亦是古老渔汛的发源地,江浙“鱼米之乡”这一美称的由来。上海要在此处推进深水港项目,涉及了跨省市的一次合作,面临的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
该如何协调方方面面的事务,黄菊认为,应该站在面向21世纪国家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战略高度去考虑。
1996年1月,国务院总理李鹏专程来到上海召开会议。他明确提出了要将上海建设成国际航运中心的任务。
5月,黄菊决定成立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地区领导小组,启动洋山深水港建设的可行性研究。他将课题委托给非上海的机构和专家,让他们来担任下属航运中心建设办的领导,全权研究并牵头。他还请来了国际专业机构来对此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评估。
黄菊与徐匡迪一道,去找到浙江省和各市领导进行反复沟通。 浙江省各领导表示理解和支持,并提出深水港建设是国家级战略,在这个战略的基础上,应该与上海达成合作,“以上海为龙头”进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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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海党史与党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历次代表大会述评》, 贾彦 /撰
同时,黄菊也提出上海将全力支持宁波地区的杭州湾大桥等项目的建设。在兄弟省市合作无间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洋山深水港为龙头的长三角港口分工协作的新格局。
2002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洋山深水港区建设工程可行性方案》,洋山深水港项目开始启动。
黄菊因政绩卓著,被调任前往中央,赴京履职。至此,黄菊已经在上海市度过了40个春秋。从一名普通的工人到主政一方的领导,他稳扎稳打,为建设上海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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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魂归故里:“本是布衣身,回归布衣群。”
2005年,洋山港终于落成开港。这时的黄菊已经任职国务院副总理。他专程离京来沪,参加开港庆典。这是一个持续了十年的梦想,最终于得以实现。黄菊平时不喜形于色,但在那天却藏不住笑意。
然而,回京后不久,他就病倒了。马弘去看他,他说“两会”要召开了,他还有事情没有完成。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工作。
2007年,与病魔斗争了一年多以后,黄菊因病医治无效在301医院病逝。遵循他生前遗愿,“本是布衣身,回归布衣群”。在上海市各界人士的奔走下,2015年,黄菊同志魂归故里,落葬于福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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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1、《心系未来十年圆梦,机要秘书马弘撰文缅怀黄菊同志》,马弘/撰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纪念黄菊同志诞辰80周年》3、《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4、中共上海市委党研究室:《上海改革开放史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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