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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子借用鲁国“三桓”的事例说明这一严重后果，以此说明鲁国已成“无道”之世。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孔子说：“鲁国国君失去国家权力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所以鲁桓公的三家子孙都衰微了。”古时，爵位、俸禄的晋升和罢黜权力属于君主，“禄”代表君主之权。朱熹《论语集注》认为，“鲁自文公薨，公子遂杀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历成、襄、昭、定，凡五公。”从鲁隐公到鲁昭公十代，后面五代大夫专权，鲁君失去爵禄赏罚等君权。“三桓”指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都出于鲁桓公，世代掌权，合称“三桓”。仲孙氏也称孟孙氏。季氏是三家势力最大的家族，四代把持国政。“自季武子始专国政，历悼、平、桓子，凡四世，而为家臣阳虎所执。”到了季桓子时，权力又被家臣阳虎夺走，可见鲁桓公的子孙后代已经衰微。朱熹《论语集注》引用“苏氏”观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宜诸侯之强也，而鲁以失政。政逮于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于安，安生于上下之分定。今诸侯大夫皆陵其上，则无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天下无道，礼乐征伐之权从诸侯发出，这说明诸侯非常强势，鲁国国君自然就失去政权；礼乐征伐之权从大夫发出，这说明大夫非常强势，“三桓”最后也是家臣当道，自然而然就走向衰微。其原因在于，真正的“强”不凭借财力、武力、势力，而是生于心安理得，心安理得生于上下崇礼守礼、名分各定其位。而春秋时期，诸侯、大夫都凌辱天子，天子没有实权，权力全部落入诸侯、大夫之手，已经无法命令天下。诸侯、大夫都不安于下位，都想拥有天子的权力，社会就不可能太平。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都不会维系长久，天子、诸侯、大夫的权力最后都会全部失去，国家政权终将丢失。公元前609年，鲁文公去世后，其妾室敬嬴请求东门襄仲拥立庶子姬俀（tuǐ）为国君。东门襄仲早与敬嬴和公子俀结成利益集团，先杀死鲁文公正室出姜的儿子姬恶和姬视，再诱杀反对自己的叔仲惠伯，立姬俀即位为鲁国国君，为鲁宣公。鲁宣公得位不正，只能依靠东门襄仲，而东门襄仲因杀嫡立庶不得人心，“三桓”在季友之子季文子的带领下逐渐强大，鲁国公室渐渐失去对政权的掌控。东门襄仲死后，其子公孙归父更加不是“三桓”的对手。公元前591年，公孙归父想借晋国之力驱逐“三桓”以稳固公室地位，季文子便公开指责公孙归父的父亲东门襄仲擅自杀嫡立庶，扬言要把东门氏驱逐出鲁国。制度一旦破坏，就会引发恶性循环。东门破坏制度，季氏效法夺权；季氏藐视君主，家臣阳虎效法，直面季氏发难。所以，国家安定团结、繁荣昌盛，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崇礼守礼、上下相安，各行其道、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各谋其政。制度一旦出现漏洞特别是遭到破坏，一定要及时弥补修正，绝对不能让危害蔓延。否则，再伟大的事业，最终也会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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