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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冠霖 彭城人。自幼依止一诚长老修学临济禅与净土法门，撰有《般若心经讲义》。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与普及工作，并竭力推广吟咏艺术。曾讲学于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李白的生平之谜文｜吕冠霖李白，字太白，他出生在哪里是一个未解之谜。这里先简单地列举一些参考资料： 一，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曰：“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 二，李白《与韩荆州书》曰：“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 三，李白《赠张相镐》曰：“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 四，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曰：“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 五，李阳冰《草堂集序》曰：“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嵩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 六，魏颢《李翰林集序》曰：“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 七，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曰：“广汉人。” 八，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曰：“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闻取称。” 九，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曰：“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 十，刘昫《旧唐书·文苑传下》曰：“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 十一，宋祁《新唐书·文艺传中》曰：“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 十二，杨慎《李诗选题辞》引《成都古今记》曰：“李白，生于彰明之青莲乡。” 这些材料繁多零乱。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学者们对李白的出生地逐渐形成了几种说法：“山东说”、“陇西说”与“金陵说”、“巴蜀说”。 一，“山东说”。这种说法早就被胡震亨等学者否定，他们认为这些材料中的“山东”并不是指籍贯。在当时，“山东”确实多指函关以东，而非我们今天说的山东省。直到清初设置山东省，“山东”才成为一省专名。但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指出：“山东”一词在秦汉时代就已有二义——泛指函关以东和特指齐鲁地区。钱大昕引《儒林传》为证：“伏生……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这样看来，在李白的时代，“山东”虽非今日山东省之特指，但也包括了山东省之意。那么，这可以证明“山东说”的成立吗？松浦友久教授指出：《旧唐书》“父为任城尉”的说法只是孤证，李白在诗歌中也没有把山东当作故乡歌颂过。（《李白的出生地及家世——以异族说的再研究为中心》）冈村繁先生也认为“山东说”不确，而且“父为任城尉”的“父”是李白之妻许氏之父，即李白的岳父。（《李白新论》） 二，“陇西说”与“金陵说”。李白所谓“本家陇西”“本家金陵”似乎和出生地无关，所谓“本家”应是言其祖籍。但很奇怪的是，为什么李白会对自己的“本家”做出前后矛盾的说辞？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金陵”一词该如何解释？詹锳等学者在注解《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的“金陵”时，引王琦注和郭沫若的说法，认为诗曰“金陵”指西凉“建康郡”——在今甘肃兰州一带，亦即“陇西”。胥树人先生所著《李白和他的诗歌》认为金陵指秦、吴、隋的丹阳，汉的宛陵，不出今安徽当涂、宣称一带。张书城先生撰《李白本家金陵之谜》一文，认为此“金陵”既指盛乐金陵，又指云中金陵。这几种说法里，似乎詹锳的解释最合理，但我总觉得仍缺乏足够论据。“金陵”一词的确切含义，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三，“巴蜀说”。这种说法看上去就合理了许多，此说之缘起大概是李阳冰《草堂集序》与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李《序》与范《碑》都把李白的出生都置于“神龙初，潜还广汉”后，似乎说明李白生于巴蜀。但李、范都没有明说，直到杨慎才算正式提出这种看法。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这一说法可信？因为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李白临终时托其“草稿万卷”；范《碑》则根据李白之子伯禽的“手疏数十行”整理而得。但是，王琦在《李太白年谱》中指出：据李白写的《代宋中丞自荐表》所述，他应生于长安元年（西元701年）。神龙初（西元705年）时太白已数岁，依此，李白生于巴蜀的说法不能成立。王琦并未就此否定“巴蜀说”，反之，他还给出了两种解释：“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神功”专指一年，就是西元697年。黄锡珪《李太白年谱》又发扬了王琦所谓“神龙”是“神功”之误的说法，并凭此认定“巴蜀说”成立。 20世纪以来，对于李白的出生地问题又出现了“西域说”——李宜琛、陈寅恪、胡怀琛等人都主张这种说法。但是，主张“西域说”的学者之间还有争论：李宜琛认为李白出生在“碎叶”，胡怀琛则认为李白生于《大唐西域记》里的“呾逻私城”南面十余里的地方。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提出了李白“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此说一出，学者们纷纷响应，影响十分深远。耿元瑞还做过进一步研究，认为“中亚碎叶”是当时苏联托克马克之西、伏龙芝之东的坎特。此外，郭沫若称李阳冰《草堂集序》里说的“条支”是个大地名，“碎叶”是“条支”下面的一个小地名，当然也有学者否定如此看法。后来，四川学者刘友竹又撰《李白的生地是条支》一文，对这个问题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但不管如何，郭沫若的“中亚碎叶说”代替“巴蜀说”成为了最为主流的说法。 总而言之，关于李白的出生地的争论从未断绝，至今仍没有一个可以完全服众的说法。郁贤皓先生在《李白出生地讨论问题综述》一文中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一，唐代有几个碎叶？位置究竟在何处？二，唐代条支的地望以及与碎叶的关系。三，李白的父亲究竟何时返蜀？李白的生年究竟是如何？四，“本家金陵”和“奔流咸秦”该怎么理解？郁先生的文章写于西元1982年，但这四个问题至今仍然不过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去思考。
至此，我忽然想起余光中曾写过一首新诗——《寻李白》，里面有这样的话： 至今成谜是你的籍贯 陇西或山东，青莲乡或碎叶城 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 凡你醉处，你说过，皆非他乡 余先生的诗大概是受到李白《客中行》的启发而作：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李白不思念家乡吗？不是。他写过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思乡诗——《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通过一个错觉来写客子静夜思乡之情：见光，疑霜，发觉非是霜，抬头望见月，低头而神伤。一系列动作，将思乡之情完美展现。但在醉乡之中，李白却可以“不知何处是他乡”，暂时放下对故乡的思念——虽然这依旧以“但使……”为前提。《列子·杨朱》云：“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亲疏，存亡之哀乐也。虽水火刀刃交于前，弗知也。”这就是酒的力量。 李白的一生与酒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知道李白被称作“诗仙”，其实他也被称作“酒仙”。杜甫曾说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他也自称“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将进酒》）。《开元天宝遗事》又称李白为“酒圣”：“李白饮酒，不拘小节，但醉出文章，不失谬误，与人辩，有问必答，皆呼为酒圣。” 相传，李白的去世也与酒有关。《旧唐书》说他“饮酒过度，死于宣城。”王定保《唐摭言》的说法则更具奇幻色彩：“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很遗憾，我们今天看到的《唐摭言》中已无这样的内容，但清人王琦在《李太白年谱》中引述了这些说法。闻一多在这种说法的基础上写过一首新诗，叫《李白之死》： 沉醉的诗人忽又战巍巍地站起了， 东倒西歪地挨到池边望着那晶波。 他看见这月儿，他不觉惊讶地想着： 如何这里又有一个伊呢？奇怪！奇怪！ 难道刚才伊送我下来时失了脚， 掉在这池里了吗？——这样他正疑着…… 他脚底下正当活泼的小涧注入池中， 被一丛刚劲的菖蒲塞了喉咙， 便咯咯地咽着，像喘不出气的呕吐。 …… 他翻身跳下池去了，便向伊一抱， 伊已经不见了，他更惊慌地叫着， 却不知道自己也叫不出声了！ 他挣扎着向上猛踊，再昂头一望， 又见圆圆的月儿还平安地贴在天上。 他的力已尽了，气已竭了，他要笑， 笑不出了，只想到：“我已救伊上天了！” 这首诗写得激昂又凄楚，决绝又悲壮。“圆圆的月儿”象征着纯洁、美，象征着李白的理想。在这首诗里，李白似乎不是在“捉月”，而是在“救月”，他要把沉沦在水中的明月捞起，“救伊上天”。 但是，闻先生终究是严谨的学者，他在这首新诗的前面还写了一个小序：“世俗流传太白以捉月骑鲸而终，本属荒诞。此诗所述亦凭臆造，无非欲藉以描画诗人底人格罢了。读者不要当作历史看就对了。”虽然我们更愿意相信李白“捉月而死”这一浪漫的死法，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我们仔细考察《唐摭言》的说法，就会发现其难以置信。什么是“宫锦袍”？《旧唐书》中也出现了这个词：李白“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傍若无人。”当然，《旧唐书》没有把这个故事和李白之死联系起来。“宫锦袍”，就是用宫中之锦制成的袍子。李白曾受到过唐玄宗的赏识，被赐“宫锦袍”，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说多年后即将走到人生终点的李白还穿着那时的“宫锦袍”，可能性实在不大。 那么李白究竟是怎么去世的呢？比较能让人信服的说法是：他病死在他的族叔——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李阳冰家。李白得了什么病？许多学者认为是“腐胁疾”，这种说法大概是出自皮日休的《七爱诗》：李白“竟遭腐胁疾，醉魂归八极。”所谓“腐胁疾”，郭沫若认为是脓胸穿孔症。（《李白与杜甫》）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脓胸穿孔症的一个重要病因就是过度饮酒。 刚才讲了李白的生与死，接下来我们讲这两个时间节点之间李白波澜壮阔的一生。
李白可能出身于一个流动性较强的商人家庭。他有一定的西域文化背景，这不仅让他拥有“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李翰林集序》）的相貌，也让他接受到非常驳杂的教育：除儒家经籍外，还有六甲和百家等等。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自己： 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 此外，他年轻时还喜好仙道剑术，他在《与韩荆州书》中说自己：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 又在《感兴八首》其五中说： 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 据《唐诗纪事》等书记载，李白曾从以“王霸之道见行于世”（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赵蕤学纵横家术，学习的内容也很可能包括剑道。直到多年后，李白还在诗中描写自己年轻时“抽剑步霜月，夜行空庭遍”（《江夏寄汉阳辅录事》）的侠气。 后来，李白遇到益州刺史苏颋，苏颋夸赞他：“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与相如比肩也。”（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引）。 再后，李白为了实现自己“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理想，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从峨嵋山沿平羌江南下，浮洞庭，历襄汉，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不久又回舟西上，寓居湖北安陆。在这一游历过程中，李白遇到了当时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称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因此写作了一篇《大鹏赋》。 在安陆，故相许圉师“妻以孙女”（《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开始以安陆为家，但他没有放弃漫游。他以安陆为中心，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南游安徽、江苏、浙江，游踪几乎遍布了大半个中国。 李白的漫游也不是完全没有目的性的。以他的性格，恐怕很难愿意循规蹈矩地参加科举考试；他更希望能一飞冲天，“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大鹏赋》）刚才谈到，李白受到了纵横家的影响，他在《古风》其十里以鲁仲连自比：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憎，顾向平原笑。吴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鲁仲连曾经周游各国，是纵横家人物。李白也更愿意采取纵横家游说的方式四处奔走，举荐自己。但是他“遍干诸侯”（ 《与韩荆州书》），终究未遇知己，不禁发出了“南徙莫从，北游失路”（《上安州李长史书》）的叹息。 在这种情况下，李白决定西入长安。他求荐于玉真公主等人，未果；遂离开长安，漫游多地，而后移家东鲁，与山东名士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在泰安府徂徕山下的竹溪隐居，世称“竹溪六逸”。（参《新唐书·文艺传》）李白曾写有《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一诗，说的正是他这段时期的生活。Alan Berkowit在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一书中说：六朝时，隐居成为了“奇货可居的姿态”，被追求名利者所用。——这种情况在唐代依旧存在。李白的隐逸可能也算不上“真隐”，他曾称自己“隐不绝俗”（《与贾少公书》），说明起码在这时的李白的眼里，隐逸终归还是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裴斐先生说：“仕与隐，性质相反，可是二者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李白对吕尚、诸葛亮、谢安等先隐后仕者的从政方式很赞赏；此外，他也“经常同一些著名的隐者往还，有意树立自己的隐者声名。”（《李白十论》）然而，如若把李白的隐逸想法完全看作其从政的手段，亦不妥。在政治失意时，李白表露出的隐逸情怀很大程度上是真诚的，只是他继而会用大量的诗篇与行动来否定自己的隐逸想法。 天宝元年（西元742年）的秋天，可能是因为道士元丹丘和玉真公主的推荐，可能是由于吴筠的推荐，当然也可能与曾赞叹李白是“谪仙人”的老诗人贺知章有关——不管如何，玄宗皇帝终于下诏命李白入京。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李白满怀豪情壮志地入京，希望能一展宏图。确实，玄宗在一开始对李白很是尊重：“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草堂集序》）李白也颇有几分得意，他在《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诗中说： 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惟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这位傲岸的诗人固然要“待吾尽节报明主”，但他对其他权贵似乎有些不屑。他在《玉壶吟》中说自己： 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 所以，李白很快就遭到了宫廷权贵们的忌恨。“丑正同列，害能片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草堂集序》）李白的诗中逐渐没有了被天子赏识的骄傲。他在《书情赠蔡舍人雄》中说： 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 在《玉壶吟》中说： 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李白还逐渐沉痛地发现，他“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潛草诏诰，人无知者。”（《草堂集序》）——看似风光，但玄宗只是把他当作润色鸿业、点缀升平的御用文人，他并没有什么伸展政治抱负的机会。鉴于此，他开始表现出厌倦情绪，“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草堂集序》）“不得意”的李白时常昏酣烂醉，借酒浇愁。我想起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李肇《唐国史补》）“力士脱靴”的说法当然难以置信，但“多沉饮”“醉不可待”很可能是真实的情况。 此外，李白清晰地看透了统治集团的黑暗与腐朽，他在《古风》诗中说： 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 而且，是时宦官当道，权势熏天，朝廷暗无天日。李白在另一首《古风》中描述了“中贵”——也就是宦官的嚣张气焰：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不堪忍受现状的李白终于决定上书请还，“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草堂集序》） “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李白高唱着“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古风》）的豪言壮语离开长安。他沿商州大道东行，在洛阳与杜甫相识，在汴州又遇见高适，这三位诗人便一同畅游畅游梁、宋一带。李白和杜甫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次年，在今天的山东兖州，李白再次与杜甫相遇并同游。与杜甫分别后，李白继续漫游，主要在梁宋一带活动。这段时期李白在生活上是窘困的，他“归来无产业，生事如转蓬。”（《赠从兄襄阳少府皓》）政治形势也每况愈下，奸臣当道，国事倾危，尤其是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和诛杀异己的行为让李白深感不安。他写下了《远别离》：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唐汝询《唐诗解》评曰：“予谓是诗直而不屈，乱而能整，其孤忠愤激之意，堪与《离骚》并传。”本诗语气促迫、感情焦灼，似乎直指政权危机。末几句借二妃口吻言自己去国之后，远望政治乱象，无能为力，只有痛哭。 李白还写下了《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这首诗，一方面，是李白对险恶政局的呐喊与控诉；另一方面，他在其中也表达出由从政无望而生发出的鄙弃功名的出世之意。 天宝十四载（西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往返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居庐山屏风叠。次年，永王李粼由江陵率师东下，“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请李白参与其戎幕。李白满怀报国热忱毅然从戎，入李粼军中，作《永王东巡歌》十首。不料永王李璘暗怀和肃宗李亨争夺帝位之野心，很快即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浔阳狱，不久又被判处长流夜郎。李白陷入了“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危险处境中，他在《江夏别宋之悌》中说： 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 刚才我讲的“世人皆欲杀”是杜甫的话，下一句是“吾意独怜才”。梁启超去世时，杨度送给他一副挽联：“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下联正是本自杜甫的这两句诗，这两句写得实在是热情而又悲凉。李白的生死未卜自然让老友杜甫很是担心，于是写下了感人的诗篇《梦李白》：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这简直沉痛的如同一首悼亡诗了。此外，杜甫还写过另一首《梦李白》，可见“李白是一夜又一夜地进入杜甫的梦境。”（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 李白溯江西上，至巫山，遇大赦，得以被放还。上元二年（西元761年），61岁的李白听闻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便请缨杀敌，但行至金陵，不得不因病折回，他在《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中伤心地说： 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在这一时期，李白还作有《笑矣乎》、《悲来乎》二诗，辞无诠次，似乎是悲愤至极的狂乱之作。苏轼认为这两首诗是伪作，我觉得未必。这两首诗很符合哀恸到无以复加的人的状态，过剩的情感无法被精准言说，就容易化作“悲”与“笑”两种最简单却也是最有力的表达形态。类似的，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八大山人在画作上提款时，总是把“八大”二字连写、“山人”二字连写，看上去像是“哭之”，又像是“笑之”，实际是哭也不得、笑也不得。 苏雪林女史认为《笑矣乎》、《悲来乎》二诗是李白身上颓废一面的极端化表现。她说：“《笑矣乎》《悲来来乎》两首长歌，有'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买得千年名。果由洗耳有何益？夷齐饿死终无成！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等语。苏轼因其思有想过于出轨，断为伪作。其实这也不过是'古来圣贤皆寂寞真’的发挥，正是他颓废的本色，如何能说是伪作呢？”（《唐诗概论》） 不久后，李白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他死后，初葬采石矶，后人遵其遗志，改葬在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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