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金瓶梅》的价值尽管众说纷纭，但我们仍然执著地认为，无论把它放在中国世情小说的纵坐标还是世界范围同类题材小说的横坐标中去认识和观照，它都是一部辉煌的杰作。 只是由于过去那旧有的狭窄而残破的阅读空间，才难以容纳它这样过于早熟而又逸出常规的小说精品。 值得庆幸的是，近三十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整体活跃和广大读者阅读空间的拓宽，对《金瓶梅》的阅读和研究开始沿着复苏、建构、发展、品味的轨迹演进。 而在研究方法上也由单一走向开放，课题也由狭窄走向宽阔，小说文本与审美也不断勾连整合，于是《金瓶梅》的研究才真正建构成一项专门的学问了，这就是现在人们泛称的“金学”。 一位作家，一部作品，被读者和研究者提升到“学”的位置就标志着它已向纵深方向发展了。 君不见，与《金瓶梅》同样享有盛誉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就被称之为“金学”。 至于《红楼梦》早就被定格在小说阅读与研究的最高也是最显眼的位置——“红学”。 “红学”的确立主要是研究学派的纷呈，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广大读者不同的阅读倾向和审美趣味。 那么作为《金瓶梅》研究深入的标志，即“金学”的建构，同样也是由纷呈的流派所决定，不能想象，已经进入了“显学”，还是一言堂、一种声音、一种观点？事实是它必定是五音杂陈、“众声喧哗”的。 于是，我在这各唱各的调又有交叉的声音的基础上，做了一点爬梳的工作，归纳出几组有趣的论题。 这些论题就像哲学上的那个“二律背反”似的，有了“正题”，就会引来“反题”，让你看了不能不感到想介入，有一种也想去参加这种有趣的讨论的冲动，请看：  《宁宗一讲<金瓶梅>》 一、关于《金瓶梅》的思想倾向 1正题：《金瓶梅》具有反封建倾向，它通过对一个典型的豪绅恶霸家庭的兴衰的描写，以批判的笔触，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与黑暗，并预示了当时业已腐朽的封建社会必然衰亡的前景。 2反题：《金瓶梅》对理学没有正面的抨击，西门庆是经商发迹，潘金莲是妓女（？）出身，被作者当作肯定形象的吴月娘，则是封建思想灌注的典型，又何谈反封建倾向？它只不过表现了封建社会“世纪末”的淫荡，我们从《金瓶梅》中看到的，是这个“社会还是那么根深蒂固的生活着”①。 二、关于西门庆 1正题：西门庆是一个集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 2反题：西门庆是16世纪中国的新兴商人。 三、小说对西门庆及其时代的基本评估 1正题：《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正是在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父祖。如果中国的历史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向正常运转，他就将是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掘墓人，他的暴发致富和纵欲身亡的历史，是一出人生的悲剧②。 2反题：说《金瓶梅》具有反封建的倾向、反映了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那是把日薄西山的一抹晚霞当作东方欲晓的晨曦了。西门庆挣断了“天理”的缰索，同样也失落了人性，膨胀了的是动物性的原始情欲。 四、关于小说中性的描写 1正题：《金瓶梅》关于性行为的描写恐怕不仅仅是封建统治者荒淫无耻的反映，而应当是与当时以李贽为代表的、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类自然要求加以肯定的进步思潮有关。 《金瓶梅》写这些，虽然是一种历史局限，但其中却也包含着暴露成分。 2反题：作者以猥亵的笔墨作了赤裸裸的色情描写。这些描写对刻画人物、反映时代毫无必要，完全是为了迎合当时淫靡腐朽的社会风气和一些读者的低级趣味。 应当指出，这些文字是格调卑下的，给小说蒙上了一层只能称之为淫秽的色调③。 五、关于创作方法 1正题：《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或曰，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巨著的《金瓶梅》还是带着一些非现实主义的成分。 2反题：《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或曰，它更近似自然主义，正像《三国演义》之近似古典主义，《水浒》之近似现实主义，《西游记》之近似浪漫主义一样。 如果时间允许，当然可以继续列举下去。比如李瓶儿、春梅的性格前后是否统一、西门庆能否称得上是杂色的人，《金瓶梅》的结构是否凌乱，等等……  《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探艺录》 应当承认，关于《金瓶梅》的这些“争议”，与《金瓶梅》本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联系。 从文艺思潮史看，16世纪末，笑笑生步入文坛，是时浪漫主义的小说出现了裂缝，古典主义有回潮之势，唯美主义打出春梅姐游旧家池馆了旗帜，现实主义尚在混乱之中。 这是一个流派蜂起、方生方死的时代，既是新与旧更替的交接点，又是进与退汇合的漩涡。 笑笑生正是站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瞻前顾后，继往开来，他是小说创作上的伊阿诺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 他的文艺思想在时代思潮的冲突中形成。又反映了时代思潮的变化，有卓见，也有谬误，丰富复杂，充满矛盾，其中既有传统的观念，又蕴藏着创新的因素，既表现出继承性，又显露出独创性，成为后来许多新流派的一个有迹可寻的源头。 事实是，《金瓶梅》的作者在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的过程中也有自相矛盾之处。而在一定意义上，阅读和研究中的“二律背反”不过是小说作者创作心理及小说本身固有的矛盾的某种反映。 正题反题，言各有据，对立的审美判断在深入剖析小说本身的矛盾过程中不难发现彼此之间的调和和统一的可能性。热闹的争论以后必将使人们对《金瓶梅》本身进行冷静、清醒的反思和总结。 但是，如果把关于《金瓶梅》的“二律背反”完全归结为小说创作上的矛盾，恐怕也有点简单化。 如果认为小说的阅读受着小说创作中的矛盾的左右，必然贬低当前小说理论意识的整体水平。 事实上，关于《金瓶梅》的热议又是同《金瓶梅》的优点联系在一起的。这部小说一反中国古典小说长期停滞在逐奇猎异和神鬼怪诞的陈旧格套之中，它不把小说当作随意瞎编的非常之人的传奇，而是把笔触伸向了日常的普通的现实生活，并对封建社会的世态人情作了细致的和颇为生动的艺术描写。 这就是说，由于《金瓶梅》更接近生活常态，更能直面生活的复杂性，因而有更强烈的生活实感，这在客观上使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在评议时往往不像是面对小说，而像是面对生活。而面对生活会产生无穷系列的思辨争论。 小说的生活实感越强，读者产生多义理解的可能性也越大，小说研究和评论的天地也就越宽广。 如果我们不去管什么正题反题，而是索性把这种现象看作视阈和视角不同，可能也是一种明智之举，这就是诗人早就指点、启示我们的方法：横看成岭侧成峰。 应当说这是一种拓宽阅读和研究空间的最佳方式，也是学术宽容的姿态。 其实，根据我六十多年从事文学史、戏曲、小说的教学和科研的经验和教训，我逐渐摸索到一条认知文学文本，特别是认知名著和经典文本的路径或曰一种理念：无须共同理解，但求各有体验。 从第一个层面来看，像《金瓶梅》这样的“奇书”，企盼大家立即理解，那它就不是“奇书”。没有争议的名著，肯定不是具有创造性的。 如果《金瓶梅》的价值不是对原有模式的背离、对传统意识的突破、对一般读者阅读习惯的挑战，只是指望众人理解，《金瓶梅》的原创性必然会大大降低，而平庸正在前面招手。 事实只能是我们不能“共同”理解这部“奇书”，因为它创造了我们还不能全然理解而需逐步把握、诠释的内涵，这便是小说发展史和小说批评的进步。 从第二个层面来看，一切读者，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对文学文本的理解都不是消极和被动的。 读者在自己的头脑里有一套原存的“程序”。这套程序就是他自己的文化知识、思想意识、学识修养和道德观念的“数据库”。一个人凭借这个“程序”来理解他所看到的一切文本。 所以，对于一个文学文本的解读肯定会因为读者头脑中的程序不同而各异。 所以，当人们面对像《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鸿篇巨制时，每个读者眼中就更加仁智相异了，而且进一步有了“说不尽”和“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之说。 用这种姿态来认识和解读《金瓶梅》，我们在寻求这部小说的意蕴时，会是一种开放的、多种多样的心态。然而光有这种心态是远远不够的。 我以为将心比心，以心会心或许更能准确地把握一位作家的心路历程和一部作品的真髓。因为以心灵解读心灵是一种真切的体验，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 因此我说心灵体验是解读经典名著的一把钥匙，当然也是打开奇书《金瓶梅》的一把有效的钥匙。  《新刻金瓶梅词话》 价值思辨 关于《金瓶梅》的价值以及关于《金瓶梅》价值的评价，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了警告。并批评了《金瓶梅》的评论中的“溢美倾向”④，指出对《金瓶梅》评论不能由大骂一变而为大捧，甚至捧得可与《红楼梦》比肩。 对这样的提醒，我认为是很及时的，这里确实需要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科学态度。”⑤ 但是，如下的一些见解是否也属于“溢美倾向”呢？——“书中所写，无论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不是他无力发现美，也不是他缺乏传播美的胆识，而是他所生活的社会过分龌龊。 所以他的笔触在于深刻地暴露那个不可救药的社会的罪恶和黑暗，预示当时业已腐朽的封建社会崩溃的前景。 至于偶尔透露出一点一丝的理想的微光，也照亮不了这个没有美的世界。”⑥批评者认为这就是“溢美倾向”的一种表现，理由则是： “怎能把全书的'昏暗一团’委过于作者所生活的社会背景'过分龌龊’呢？ 《西游记》的作者与《金瓶梅》的作者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为什么《西游记》又没有那样'昏暗一团’呢？ 就是吴敬梓、曹雪芹所生活的雍乾时代，其龌龊程度也不见得比《金瓶梅》最后写定者所生活的隆万时代逊色多少，《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都极深刻地暴露了他们那个社会的'过分龌龊’，但他们的书却决不是'昏暗一团’的。”⑦ 这段批评文字写来十分蹊跷，也颇令人困惑。 众所周知，《西游记》与《金瓶梅》的作者虽然“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但是，一写神魔，一写世情；一个是把兴趣放在非现实情节上，一个是追求纪实性；一个是浪漫色彩极浓，一个则是写实精神极强。 严格地说，二者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书，可比性并不大，它们只是分别代表当时小说创作的“两大主潮”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即使如此，也不能忽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西游记》时说的“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的特点和内容。 在《西游记》两种类型的故事中，在切近现实的问题上有深、浅、明、隐不同的表现。 比如一类故事明显带有影射明代黑暗政治的内容，如特别耐人寻味地在取经路上直接安排了九个人间国度，指明其中好些都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国家。 吴承恩在这里只是撩起了幕布的一角，让人们看到所谓人间诸国到底是什么货色。 而另一类型的故事则是属于涉笔成趣、信手拈来的讽刺小品，这些故事是封建社会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黑暗腐败现象的折射，它因超越了题材的时空意义而具有了象征意蕴。 这就是说，即使是作为神魔小说，《西游记》也没有忘情于对其生活的时代的暴露。 至于说到“无论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其实鲁迅先生早就有言在先，即所谓《金瓶梅》“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⑧。看来，“昏暗一团”正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何来“溢美之词”？  《艺术哲学》 不错，文艺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有了这个大前提之后，我就要说，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是个性和性灵的直率流露和表现。 这种流露和表现得越多，独立性越强；而独立性即艺术创造性，独立性即超越时空的能力。常识说明，一颗树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也决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个性、性灵、内外阅历、感受和体验。 因此，对于一部杰作来说，与其说是对象主体的魅力，不如说是创作主体的个性、性灵和气质的魅力。 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里，对艺术家有这样一段描述： 艺术家在事物面前必须有独特的感觉，事物的特征给他一个刺激，使他得到一个强烈的特殊的印象……他凭着清醒而可靠的感觉，自然而然能辨别和抓住这种细微的层次和关系，倘是一组声音，他能辨出气息是哀怨还是雄壮； 倘是一个姿态，他能辨出是英俊还是萎靡；倘是两种互相补充或连接的色调，他能辨出是华丽还是朴素；他靠了这个能力深入事物的内心，显得比别人敏锐⑨。 丹纳对艺术家素质的论述完全适用于一切有独创性的作家，其中当然也应当包括兰陵笑笑生。 进一步说，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面对一部作品，首先要承认它的作者审视生活的角度和审美判断的独立性，我们无权也不可能干预一位古代作家对他生活的时代采取的是歌颂还是暴露的态度。 事实是，在古代，歌颂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伟大，暴露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渺小。 我曾经说过：《金瓶梅》的作者不愿写出像人们已写出的那样众多的乐观主义的诗，他没有流于唱赞歌的帮闲文人的行列。 试想，彼时彼地，而且又是一个生而有才的人，只要写出了乐观主义的诗，就意味着他加入了现实中的丑的行列，那么，《金瓶梅》就再也不属于他所有，而说部也就会抹掉了这位笑笑生的光辉名字。 正因为他不愿趋于流俗，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里才体现出兰陵笑笑生创作个性和经由他的艺术感觉，放大和改变了的一个独立王国。 笑笑生所创作的《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经常为人所误解，就在于他违背了大多数人们的一种不成文的审美心理定势，违背了人们眼中看惯了的艺术世界，违背了常人的美学信念。 而我们则认为笑笑生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没有以通用的目光、通用的感觉感知生活。 因此对于一个失去价值支点而越来越趋于解体的文明系统来说，这种把生活、人心描写成“昏暗一团”完全是正常的，如果笑笑生没有把他所见到的丑的事物写成“昏暗一团”，倒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法国作家福楼拜有句名言：“一个人一旦作为艺术家而立身，他就没有别人那样生活的权利了。”⑩ 按照我的理解，福楼拜指的是社会、人类赋予了艺术家一种高尚的使命，需要一种对人类社会负责的精神，不能在生活上搞“随意性”。 既然明代中后期已成“衰世”，而且达到了“万事不纲”的程度，一个忠实于生活的作家为什么没有权利去把所见到的一切写成“昏暗一团”呢？笑笑生可不是一个失职的作家！ 沃尔波夫有一句常被称引的话：“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11 这就一针见血地说明了作家的主体意识是多么重要了。作家的审视生活、感知生活、体验生活不同，艺术感觉、内在气质不同，就会建构起不同的艺术世界。 真正伟大的作家是不会按一种模式来进行艺术创造和建构他的艺术世界的，因此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也是难以被任何人模仿成功的。 歌德有言：“艺术的真正生命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此外，作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模仿；但是，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模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12 今天再不会有哪一家文艺理论愚蠢地要求不同的作家在同一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中都必须写出一个样式、一种倾向、一种色调的作品了。这是古典文学遗产之大幸，文艺研究的大幸，也是我们的大幸。 总之，窃以为，《金瓶梅》建构的艺术世界——“无论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是兰陵笑笑生对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深深凝视的结果。 而在这种深深的的凝视里，读者随着他的笔锋的运转，每读一句，停顿一下，发现一点新意，领略一下情志，于是，读者满有兴味地一直读了下去，合起来感受一个艺术世界，一个有着作者自己的发现的艺术世界！  《<金瓶梅>艺术论要》 艺术思辨 和“溢美”说相表里的是对《金瓶梅》建构的艺术世界采取贬抑的态度。有人认为《金瓶梅》要讲艺术成就“恐怕只能归入三流”。在文章的脚注中说： “我翻阅了近年一些《金瓶梅》论文，大都肯定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它的艺术成就的褒扬很多。最近读到美籍学者夏志清《金瓶梅新论》，对它的结构的凌乱、思想上的混乱以及引用诗词的不协调，均有论列。”13 对一部作品的艺术作审美判断，因论者的文化修养和鉴赏眼光不一、评价标准殊异，作出的结论差异极大，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无需纠缠，论个高下14。 问题是，在对《金瓶梅》的艺术未做任何具体分析的情况下，就轻率地把它打入“三流”，也颇难以使人心服。 而结论之根据似又与夏志清的一篇向西方英语读者介绍《金瓶梅》的文章有关，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兴趣。 夏志清先生评价《金瓶梅》的文章，还是近年才从胡文彬先生编的《金瓶梅的世界》中看到的，后来又在徐朔方先生编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出版时重读了一遍，还看到了徐先生的介绍，而且特别关注这一段文字： 夏文“对小说的艺术成就谈得少了一些，可能美中不足，但对过高的评价《金瓶梅》艺术成就的流行倾向可能引起清醒剂的作用”。 如果从实际情况出发，纵观一下古典小说研究领域，可以发现，几部经典的大书中，《金瓶梅》是研究得最不充分的一部。 时下虽有“金学”热的趋势，但对《金瓶梅》的文本研究是很薄弱的，而薄弱中最薄弱的环节又恰恰是对《金瓶梅》的审美价值缺乏实事求是的评估。 因此，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有没有“溢美”倾向、要不要纠偏、是否给一副清醒剂以冷却一下发热的头脑，我以为还为时过早。时贤已经指出，对《金瓶梅》的文学分析难度是很大的15。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发现《金瓶梅》的艺术成就，细致地分析它的艺术成就及其不足，以及通过比较研究，正确评估它的审美价值，而这其中发现和认识《金瓶梅》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则是最根本的。 要而言之，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在今天，还不是什么评价过高过低的问题，而是需要深入研究其艺术成就以及对其艺术成就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的问题。  《中国古典小说》 截至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一篇文章认为《金瓶梅》是至善至美、无可挑剔的。似乎人们都看出了《金瓶梅》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缺陷（其实其他几部大书也无不如此）。 比如在人物、场面、情境和结构、细节处理上就确实存在不少瑕疵。但是，问题是不是到了“结构上凌乱”“思想上混乱”的程度呢？是不是就是一部“令人失望”的小说呢？这是需要做出明确的、有分析的回答的。 关于这部百万字的小说的思想和审美的价值，上面已作了必要的申述，不再重复，这里重点谈一下《金瓶梅》的结构艺术。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一部小说就是一个由诸多元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而小说的结构实际上就是因这个有机整体内部各元素之间联系的性质和方式不同，使实现结构整体性的方法和途径也就不同，由此产生的结构类型也必然多种多样。 纵观小说艺术发展史，没有一部小说与另一部小说的具体结构形态是完全相同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小说结构不可能也不应该被纳入某种单一的固定模式。如果将千姿百态的生活强行纳入某种固定的结构模式，必然会使生活发生畸变，从而歪曲生活的本来面貌。但是，小说结构又不是无规律可循的。 所谓小说结构类型，实际上就是小说结构规律的具体体现。在中外小说艺术发展史上，有两种比较流行的小说结构类型，一为顺叙式，一为时空交错式。 然而，严格地说，所谓顺叙式和时空交错式指的都是外在的小说叙事方式，而非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内在的结构类型。 优秀的、大型的长篇小说，就人物结构和事件结构类型来说，大多是立体网络式结构。 结构类型虽然可以依据整体和部分、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来确定和划分，但这种划分只有相对的意义，实际上，纯属一种结构类型的长篇小说是绝无仅有的。 绝大多数小说都是混合型的，只不过混合的程度不同而已，而立体网络式结构，就是指那些混合程度比较高、包容结构类型比较多的结构形式。《金瓶梅》应属此结构范畴。 《金瓶梅》的结构正是契合大家庭固有的生活样式，抓住各种矛盾的相互影响和因果关系，归结到大家庭由盛而衰终至崩溃这个总趋势上。 全书组织得既主次分明，又和谐均衡，这是得力于笑笑生开创的长篇小说结构形式，它适合于表现头绪纷繁、事件错综、人物杂陈的内容。 富于创造性的是，《金瓶梅》把人物的隐显过程作为结构线索，通过视觉的强化和淡出给人一种生活实感。从结构的整体来看，《金瓶梅》以遒劲的笔触，在众多的生活细节中，道出了西门氏家族中人与人之间复杂错综的关系，道出了每个人性格和心灵深处的隐微、震颤和波澜。 笑笑生的贡献首先在于他找到了与小说内容相适应的非戏剧式的生活化的开放性结构。 一方面，小说运用写实性的手法，把活泼的、凌乱的生活形态如实地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小说又不停留对在生活化效果的追求上，作者透过生活现象的表层，触摸到暗伏在寻常的生活长流下、这个家庭成员之间激烈的较量与搏斗。 小说里着重提炼的西门庆占有潘金莲和李瓶儿的全过程，为西门氏家族的全体成员在心理上造成冲突；以李瓶儿之死为轴心形成人物心理情绪线，把所有人物结成了一张互相维系、互相牵扯的网络。 人物之间既没有简单地构成前因后果的矛盾，又不是简单地用层层铺陈、环环相扣的情节演绎主题，所以人物的心态变化也不是简单地、直线性地、单线条地呈现，而是像生活那样在貌似关联不大的零散的生活片段中，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着向前推进。  《<金瓶梅>人物》 吴月娘、孟玉楼、李娇儿、孙雪娥对西门庆占有潘金莲、李瓶儿有着各式各样的态度、心理和行为。除了和西门庆与潘金莲这条主线有关联外，他们每个人又因各自的生活经历而铺衍出一段段插曲。 那些看似和小说主线无关的枝蔓，却和主线交织起来，真实地展现出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于是在一个开阔的层次上体现出这个社会、这个家庭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塑造。 小说如是的结构布局、叙述方式和总体构想，既葆有生活固有的“毛茸茸”的原生美，又比生活更集中、更典型。它多层次、多侧面地摄取视角，尽可能追求形象的“杂色”“全息”和“立体”，显示出人物性格、思想、感情、情绪、心理的全部复杂性。 可以说，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艺术和生活的审美关系。 具体地说，西门氏家族的兴衰为圆形网状结构中纵的主轴，西门庆与金、瓶、梅几个主要人物以及其他人物的命运则是一条条横的纬线； 而这个家庭与社会的上上下下的联系则又构成了一条条经线，在编织任何一条纬线的同时，又顺手把经线穿插于其间，其他纬线同时跟上，于是这张网就被托了起来，向四周扩展。这种错杂，恰恰是作者追求的圆形网状结构。 总之，从人物关系来看，《金瓶梅》的总体结构属于立体网络式。小说将线性因果结构进行了一次新的开拓性的试验。 一方面，小说通过主人公西门庆从暴发到毁灭这条贯穿线，展示了当时业已腐朽的封建社会的必然衰亡。 另一方面，小说又没有局限于仅仅围绕西门庆一个人的命运，直线式地发展情节，而是以此为贯穿线，串起了一系列当时社会生活的生动场面和片段，如李瓶儿与花子虚、蒋竹山，王六儿与韩道国兄弟，宋惠莲与来旺等的纠葛，从而多方面地展示了市民社会的生活面貌和风俗。 就西门庆的命运这条线来说，小说各部分、各段落之间具有明显的线性因果关系，从而保证了小说具有较强的向高潮发展的冲力。而就当时市民生活的各种场面和片段来说，各部分和各段落之间则是作为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部出现的。 这些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变奏部，不仅使小说的题旨含义更加丰富，也使整部小说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从整个小说的结构来看，则无论是具有线性因果关系的段落，还是具有主题变奏关系的段落，最后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立体交叉式的格局，尽管这个格局还不够严密完整。 那么，《金瓶梅》的结构是靠什么来获得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呢？同样，它和其他几部著名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一样，也是靠整体、具体的题旨含义。 题旨含义、思想骨架，作为结构整体性的基础，作为吸引、凝聚各部分和细节的基石，作为小说中普照一切的太阳，对任何小说结构类型都是一样的，正如先哲所说： “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个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6 探讨《金瓶梅》的结构艺术及其他诸艺术的元素，本应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同时进行，限于篇幅，我们只能从以上一个角度来论证《金瓶梅》的结构艺术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谈的那样已达到凌乱的地步，并应归入“三流”。 而在我的这篇文稿中，对小说的情绪结构、画面结构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则未曾涉及，而小说结构的整体性与开放性的关系这个既具有实际意义又具有理论价值的美学课题，也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去探讨和交流了。  《宁宗一<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注释： ①13包遵信《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读书，1985年第10期。 ②卢兴基《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故事》，杜维沫、刘辉编《金瓶梅研究集》，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 ③⑤蒋和森《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文艺报，1988年3月26日。 ④⑦宋谋瑒《略论〈金瓶梅〉评论中的溢美倾向》，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⑥宁宗一《〈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宁宗一《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探艺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1~112页。 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55页。 ⑨[法国]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7页。 ⑩李健吾《福楼拜评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11转引自杨绛先生著《关于小说》：《有什么好——读小说漫论之三》，上海：三联出版社1986年。 12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0页。 14（美）万·梅特尔·阿米斯著，傅志强译《小说美学》，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第88页。 15何满子《〈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小序（代卷首语）》，吴红、胡邦炜《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4页。 1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57页。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宁宗一<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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