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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的整风学习和生产节约运动  关于整风运动，一九四二年党中央就发了通知，经过华中局的具体部署，我们苏中地区的整风学习，从一九四三年七月开始。但是那时正处于反“清乡”反“扫荡”斗争最紧张最激烈的阶段，天天打仗，天天转移，整风无法集中进行，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四四年春，车桥战役之后，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才全面展开。 苏中当时函待做的事情很多，为什么要把整风放在重要位置来搞?这是由当时我们党组织的实际状况来决定的。 苏中地处长江下游，靠近上海。根据地开辟以来，党的组织发展很快。新党员中绝大部分是贫雇农。这些党员在对敌斗争和减租减息中，表现很好，英勇顽强，积极进取。但他们的弱点是文化水平低，小生产者思想很严重。散漫落后、保守，自由主义思想泛滥。同时，长期处于敌、我、顽三角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都带进到我们党内来。例如上海和沿江地区的帮会势力和帮会意识历来有很深的影响，其下层成员大多是劳动者，但基本上属于流氓无产阶级的范畴。 我们开辟根据地初期和二五减租时，那些人大多最先起来，冲在前头，很积极，有的进入了党内，但流氓习气很少改变。帮会思想与封建势力又牵连一起。这两种势力常会结合，其危害性很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党员，政治上敏感，要求抗日，积极上进，但自由散漫，理论脱离实际，夸夸其谈，顺利时兴高采烈，困难时就垂头丧气，容易左右摇摆，有冷热病。即使是经过红军时期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党员，有的头脑中还保留有王明“左”倾思想影响的残余，有的因来自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不同“山头”而存在着一定的宗派主义思想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民和知识分子，那时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的。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向无产阶级靠拢的，是要求革命的。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转变为无产阶级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变成唯成分论，查祖宗八代，犯“关门主义”等错误。 但是这种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根本转变，又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并经过一个艰苦的磨炼过程，否则就不易改正过来。.整风教育运动，是毛泽东同志发明的，是一种对党员教育的好方法，是向党员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之无产阶级化，并提高其思想觉悟，改造其思想的好方法。在建党学说中，整风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之，它对党的建设关系极大。 我记得，一九四O年秋天，刘少奇到海安时，我曾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抗战开始以来，我们纠正了关门主义倾向，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目前农民成分占极大的比重，农民的许多落后意识怎样才能转变为无产阶级意识?保证党的先进性?” 刘少奇说:“这要靠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农民经过教育和锻炼，就会放弃原有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意识，转变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 他还告诫我说:“你不能简单地从党员的阶级出身来看党的性质。西欧有些政党，成员绝大多数是工人，但不一定全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中国农民占大多数，产业工人很少。我们党农民成分大，但不是农民的党。这主要看是否坚持马列主义，是否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纲领。要使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无产阶级化，就要靠我们党的组织做工作，向他们灌输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 我考虑刘少奇的这一段话，联系我们苏中地区的状况，深感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苏中区党委，粟裕、叶飞、陈丕显等对整风是重视的。延安整风的情况与经验，经常通报我们。陈毅、罗荣桓等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亲自作过辅导报告，启发我们对整风学习的自觉性。这对我们苏中整风也是很大的促进。因此，一侯我们反“清乡”、反“扫荡”斗争形势稳定下来，粟裕等立即抓紧了整风学习。 苏中区党委四届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粟裕为主任，陈王显、管文蔚、周季方、钟期光、刘季平、曾一凡为委员。接着又发了《关于整风学习致各地委的电示》，将整风作为首要的任务，要求一切工作必须围绕这第一位的中心工作。 车桥战斗后，苏中整风即全面展开。粟裕领导苏中整风时间不长，他接到党中央命令，率主力南下苏浙。叶飞参加区党委整风时间也不长，又奉命南下苏浙。区党委的整风由陈丕显和我负责。  粟裕、叶飞南下后，并由我负责军队工作。整风先整区党委和地委两级，接着再整县委以下。全区县团以上干部三千人轮流离职学习。分期分批，集中到区党委党校、苏中公学和各地委党校，参加整风。部分区级、连级干部则分期分批抽调至抗大九分校学习，各级组织还建立了学习组，制订了学习制度。 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党中央提出的三个方面:“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党内搞了多少年，尤其在王明“左”倾错误时期危害最烈。这些影响在许多同志思想上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清除的，必须花很大的气力去进行。 我们将整风学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学好文件。 学通文件精神，提高思想认识。学习的文件是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为基本内容。有条件的则结合学习一些其它文件，如《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共产党人>发刊词》和《论持久战》等等。文件大多从延安播发由电台接收后，加以翻印，下发。 第二阶段转入联系个人实际，检查思想，检查工作，进行反省和自我批评。从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以马列主义之“矢”，射个人错误思想之“的”，自觉检查，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在检查中，各人按照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逐段进行反省，分别检查有哪些成绩、优点、错误、缺点，并写出自传和小结，交小组集体讨论，然后根据大家的意见加以补充、修改，再交给组织审查并签署意见，一式二份，个人和小组签名，组织作出简要结论。 第三阶段主要是总结提高，检查和纠正运动中的某些偏差。同时进一步整顿组织，清理混入革命队伍中来的特务、叛徒、奸细和极少数的坏人。 粟裕十分强调整风中各级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他要求区党委的几个负责同志首先要学好，一定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头脑中深深扎下根去。他联系我们苏中地区的实际情况，指出主观唯心主义的种种表现:如办事从书本出发、从上面的指示出发、从主观想象或主观愿望出发;忙于在机关开会、发文件、纠缠琐事，而不到实际中去作调查研究。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如山头主义、使用干部不搞五湖四海，任人唯亲;对同志的成绩和错误因老部下、老同乡等关系而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等等。党八股的表现:如夸夸其谈，说一套做一套、空话、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等等。 要求大家通过三“反”三“整”，达到树立优良学风、党风、文风之目的，一定要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一根本问题上解决实际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多干实事，多切实解决斗争实际中的各种问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去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在整风学习过程中，粟裕、陈巫显等都作了辅导报告，讲得是比较深刻的。 在区党委领导下，区党委、行署、军区都建立了领导小组，分别由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每天的情况都及时汇报。有问题就及时解决。 学习阶段，主要解决了为学习而学习的倾向，及时引导大家把整风学习提到改造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好的经验随时通报，不咬文嚼字，而是领会文件的精神。 联系实际和自我批评阶段，主要的障碍:一种是“老好人”，“老好人”思想不克服，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无法开展下去。另一种是批评别人很凶，批评自己则轻描淡写。我们主张对人对己都要分清是非，话说得尖锐些不要紧，可以触到思想痛处，但要实事求是。批评要根据确凿的事实，不道听途说，不捕风捉影，明确地为着帮助、改造一个同志，着眼于提高他的思想觉悟。我们在区党委的整风学习会上，把过去做过的事情一件件摆出来，都以事实为根据，放到桌面上来分析。哪些是对的，哪些错了。错了，就要找出原因。 着重从思想上检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彼此之间态度都很诚恳，大家心情很舒畅，增进了团结。批评，不是斗争会。只有做了坏事，有确凿的证据，而本人又不肯检讨，不承认错误，才开斗争会，进行批判。但开斗争会的办法，是没有多大好处的，以后还是不采取这种方式为好。 到总结和整顿组织阶段，着重清理极少数混进来的特务、叛徒、奸细。清理极少数真正的坏人是必要的，但当时苏中整风在这个问题上也受到康生“左”的影响，有些地方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把个别扩大到一般，凡是从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干部，不问是组织介绍来的，还是自己投奔来的，都要人人过关，搞得大家很紧张。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用的方式方法又很不好，搞逼、供、信，打击了不少好同志。 我们行署也搞过几次这样的蠢事，怀疑上哪个同志，就一定要他坦白交待，不交待就是不行。我的秘书是个大资本家的儿子，但本人表现很好。他入了党，就到苏中来参加抗战，结果也挨了整，这就伤了他的心。另有一个青年，也是从上海来抗日根据地工作的，被斗争了三天三夜，精疲力竭，偷偷躲到极偏僻的芦苇中睡了一夭一夜。回来后，整风小组逼他交待如何去与特务接关系的。 这种以主观主义对待人的做法，怎么能不冤枉一些同志!我是负责领导行署整风的，发生了一些这样的问题，主要应由我负责任。 这一套“左”的做法，区党委很快加以纠正了。被冤枉的同志当然要求平反，区党委经过研究，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只要是受了冤枉的，都平了反。 从这次错误中，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的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巫须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水平。 苏中地区的整风，只是第三阶段出过一些偏差，时间不长，很快得到纠正，从总的方面看，成绩是大的，效果也是好的。政治上，我们的党组织更坚强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和党性教育，奋斗目标更明确，信仰更坚定，组织性纪律性大大增强。官僚主义、经验主义、分散独立情绪、军阀作风残余、贪污浪费等现象，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和克服。干部理论水平、思想水平得到了提高，团结有所加强。政治上大大提高了一步。思想上，初步解决了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地委以上干部不少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视调查研究，改进工作方法。组织上，基本上解决了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也清理出少数反革命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 整风后，苏中地区各级组织的作风、战斗力大大加强，党的建设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整风的主要经验是:第一、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第二、严格禁止逼供信，没有证据的事，不要怀疑;没有证据的话，不要说。第三，团结是党兴旺发达的最高原则。第四、党内不准搞宗派，搞小圈子，坚决消除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第五、党内必须经常抓紧思想教育，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严禁开斗争大会，不准侵害人身自由。 参加这次整风学习，我有很多体会。我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以来所走过的路程，深深感到党的建设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是逐渐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进行这次整风，党的建设才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次整风着重解决了中高级干部的世界观问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建设党，在学风、党风、文风等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装全党，从而端正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整顿好党的组织。这是党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尤其是在错误和挫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臻于成熟的标志。 对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人生观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共产党员应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终生。无论在那一个革命时期，共产党员都要做群众的模范，带领群众去实现这一神圣使命。这就是他的人生目的和意义。全体党员如果都确立了这样的人生观，党的战斗力就是无穷无尽的;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他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整风，就是要确立正确的人生观，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深深在头脑里扎根，这是最要紧的。人生观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要把党建设好，一定要有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一定要有积极的思想斗争，党内不同的思想意识的矛盾和斗争，是经常的。要避开这些矛盾和斗争，是不可能的。只有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得到解决。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别的政党的地方。 在整风学习中，我体会很深的，就是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必须有一个头，也就是群众的领袖。群众领袖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自封或委任的，他在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这位同志能够很勇敢地带领群众前进，有政治水平，有组织能力，能联系群众，群众自然会拥护他。没有群众领袖，群众斗争很难持久而有力量。但作为领导干部又决不能脱离群众。领袖脱离了群众，他就没有力量了。 苏中整风中，我常常重温斯大林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里所引用的那个安泰的故事。斯大林说:“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很象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完全可能始终是不可战胜的。”几十年来，我经常用安泰的故事告诫自己: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群众的情况，关心他们在想些什么，有些什么样的生活疾苦，工作一定要走群众路线。 由于战争的环境。苏中地区的整风时间不能拖得太久，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底就基本胜利结束。这次整风运动为战略反攻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很好准备，对以后的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中地区在整风的同时，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为了贯彻区党委五届扩大会议的决议，做好大反攻的物质准备，苏中行署颁发了一九四四年生产建设计划，要求全区开展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的大生产运动。对部队、机关也都提出了生产要求，各地的大生产运动很快普遍开展起来。苏中区党委又专门发了生产节约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初，区党委把“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作为一九四五年全苏中的十大任务之一。 苏中地区比其它根据地较为富庶。黄克诚曾和我开玩笑，说我们是“土豪劣绅”，富得很，苏北穷，要我们多帮助帮助他们。我们在财政上每年都要上缴华中局一定的款项;兄弟地区，如有必要，我们也尽量帮助。但面对大反攻的形势，要作好充分的物质准备，我们还需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区党委、行署、军区带头开荒、积肥。粟裕是我们的模范。他种的菜比我种的又多又好，还养猪喂鸡，供应机关，改善伙食。在节约方面，被服破了修修补补;办公用品尽可能采用代用品，以废报纸糊信封，信纸先用铅笔后用毛笔，前后用几次;干部出差的旅费也精打细算，节省每一块钱支援战争。 通过大生产运动，同志们的思想作风也得到进一步锻炼。军民、民政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团结得到进一步加强。机关、部队和驻地周围的群众关系更密切了。 苏中行署专门成立了货管局，统一进行贸易管理，防止日伪掠夺我根据地的物资。各地委抓生产节约也很得力。县、区、乡三级都建立了有中上层人士参加的生产建设委员会，以推动当地的生产。台北、东台两县共开垦荒地三万七千多亩。靖江县发动群众修浚塌港河，出动民工二万五千人，一周完成工程任务。兴化大办合作社，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部队分别办榴弹厂、地雷厂、修理厂、印刷厂、被服厂等，加紧军工生产。 我们苏中的兵工厂是办得很出色的。粟裕说:光靠缴获不行，要办我们自己的兵工厂。他为办兵工厂花了很多心血。兵工厂主要办在兴化水网之中，机器等都是从敌占区搞来的。我们自己能制造八二迫击炮、炮弹、枪榴弹、子弹都能自己生产。著名的兵工生产能手吴运铎曾在苏中工作。兵工厂由张渭清负责，器材等都到上海等地去搞。他同日伪军打交道很有一套办法。电影《五十一号兵站》就是以他的故事为题材的。整风时，他被错捉了起来。 我打电报给粟裕，问这事情怎么办?粟裕回电报说:“立即将张渭清放了。要到敌占区搞兵工器材，不和日伪打交道怎么行，不花些钱怎么行?斗争需要，张是有贡献的。”我马上命令将张放了，并向他赔礼道歉。 群众工作方面，为了进一步推动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都认真开展了查减工作，但群众工作的中心已转移到组织和发动大生产运动方向来。通过大生产运动，进一步健全和扩大了各种群众组织，至抗战胜利前夕，参加各种群众组织的已有九十七万六千余人(不含六分区)。各地还召开群英大会，表彰了在大生产运动中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英雄。对全区的生产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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