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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认为，根据地建设得好不好，关键看政权领导。因为政权领导，是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种指示通过组织系统逐级贯注于实际工作之中的一种行政机构，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和组织群众参与战争，实施革命的指挥机构，也是拥护军队、支援军队、建设军队和发展军队的组织机构，还是加强党与军队，党与群众，党与拥护革命的各派力量相联系的纽带。可见，政权建设是革命根据地建设，是进行革命战争，是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重要内容，也是根据地建设是否稳固、是否可靠、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所以，邓小平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权建设上，特别在越是复杂、越是艰苦、越是困难、越是恶劣的情况下，越是注重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甚至抓紧作战间隙来加强和巩固政权建设，使政权建设与军队作战互为依托，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充分体现了“稳固其本，先为不可胜”的军事指挥谋略思想。  邓小平根据地建设理论认为，根据地是否巩固，是否健全，决定的因素是武装力量、政权机构、群众组织和党的领导。其中“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在强调这4种因素是缺一不可，同等重要的同时他又指出：“没有坚强的政权工作，财经建设、锄奸、司法等工作无成绩，不仅不能建立根据地的秩序，而且要影响到军需民食，这样也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因此，邓小平创建每一块革命根据地时，都十分注重其中的政权建设。总是把根据地建设的重点放在政权建设上，甚至对政权机构的设立和人选上都亲自来定，以保证顺利地组织起来和有效地开展工作。 早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中的时候，邓小平就开始考虑部队进入大别山后，怎样展开创建工作，怎样展开地方工作和怎样尽早建立党组织及地方民主政权问题。在部队渡过淮河之前，路过息县的彭店时，邓小平又主持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专门研究了进入大别山后展开地方工作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原局根据大别山的自然地理状况，将大别山地区划分为四个行政区，并分别成立了行政工作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地方工作。这四个行政工作区是：豫东南行政工作区；包括尖山、礼山（现今大悟）、潢川、商城、经扶、罗山等县；鄂东行政工作区：包括黄安、麻城、黄冈、黄陂、蕲春、罗田、浠水等县；鄂皖行政工作区：包括立煌、广济、英山、黄梅、桐柏、太湖、潜山等县；皖西行政工作区：包括桐城、芦江、舒城、霍山、六安、无为、寿县、霍邱等县。  部队进入大别山后，中原局立即将随军南下的第一批地方干部1850多人，以工作组的形式分遣到各个工作区和县，在各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深入发动群众，狠狠打击土顽和地方团队，建立地方政权的运动。为了保障建立地方政权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邓小平和刘伯承还决定，根据各行政工作区的社情状况，从各纵队抽调一个团，作为各行政工作区的基干武装，以掩护建立政权工作的开展。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邓小平还强调指出：“大别山根据地的建设，决定于地方工作，军民关系，军队要真正成为大别山人民的子弟兵，一面打仗，打游击，坚决消灭蒋介石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一面积极发动群众，普遍进行土地改革，使之工作逐渐深入开展。”邓小平在考察各县区根据地建设情况时指出：开辟根据地要靠军队，靠军事占领，而巩固根据地则必须靠地方政权和党的基层组织，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各级政权中，县委的作用尤为重要，它是全县党的领导核心，是带领群众与敌人进行斗争、从事各项建设的战斗堡垒，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是联系党与群众的桥梁。 县委的工作做好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就能通过他们顺利地、迅速地贯彻到群众中去，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就有了保证。而根据地巩固了，主力部队才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放心地调出去打大仗。可见，邓小平不仅阐明了政权建设在根据地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还阐明了政权建设与军事斗争的辩证关系；即政权建设越完善、越巩固，对军事斗争的配合、支援越有利、越有效，反过来，军事斗争越有利、越有效，政权建设也才能越完善、越巩固。  所以，邓小平从来都是把政权建设作为军事斗争的辅助手段，把军事斗争作为政权建设的必要前提来组织领导和实施的，两者的有机结合，使政权建设越来越巩固，越完善，使军事斗争越来越主动、越有效，从而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军事斗争同步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在邓小平政权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野战军进入大别山虽然只有一个半月，不仅早已完成了战略展开，而且还很快地建立了十七个县政权，为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 正因为邓小平注重把政权建设作为创建根据地的头等大事来抓，并亲自领导和主持政权建设工作，所以，使得大别山的根据地建设很快就打开了新局面，政权建设工作也在大别山地区大面积展开。到1947年的10月底，民主县政府已由9月底的17个增加到33个，凡是建立县政权的地方，还普遍建立了乡、区政府和村农会，发展了地方武装。就在地方政权建设发展很快，形势大好的情况下，邓小平又根据野战军进入大别山以来开展地方工作的实际，认为原来划分的四个行政工作区已经不能适应根据地创建发展的需要了。  所以，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原局又研究决定，取消现在的豫东南、鄂东、鄂皖、皖西4个行政工作区委员会，重新建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由这些机构统一领导大别山区各县委、县政府和武装力量的工作。邓小平对这种改组，重新建立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工作极为重视，并亲自领导和参与各项筹建工作，尤其在确定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领导人人选时，他都主张一定要选拔政治坚定可靠，实际工作能力很强，富有地方政权建设经验，能够正确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去担任这些极为重要的职务，经过反复推荐、考核及慎重的研究，最后才确定了两个班子的领导人选。皖西区的党委书记由彭涛担任，行署主任由罗士高担任，军区司令员由曾绍山担任；而鄂豫区党委书记则由段君毅担任，行署主任由刘子厚担任，军区司令员由王树声担任。 这一年的11月中旬，皖西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在安徽省的岳西县成立，鄂豫区党委、行署和军区在湖北省的黄冈县成立。皖西区划分为三个地委：第一地委辖太湖、宿松、潜山、安庆、岳西等县；第二地委辖相城、庐江、无为、巢县、舒城等县；第三地委辖六安、合肥、霍山、寿春等县。鄂豫区则划分了五个地委：第一地委辖立煌、商城、固始、霍丘等县；第二地委辖潢川、光山、经扶、罗山、信（阳）东等县；第三地委辖礼山、黄安、黄陂、孝感等县；第四地委辖麻城、黄冈、罗田、浠水等县；第五地委辖蕲春、广济、黄梅、英山等县。根据地政权格局的重新构建，为从宏观上加强领导和统一指挥及顺畅地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另外，邓小平在主持地方政权建设中，除了宏观筹划，把握方向，制定政策之外，对于一些重点区、重点县的政权建设，还给予了重点领导和直接主持。比如，对于地理位置重要的新县，邓小平不仅一直很关心，而且还倾注了不少心血。第一次到新县，邓小平帮助组建了新县县委和县政府，使新县的工作迅速全面地开展起来。那是新县刚解放不长时间的事情。当时，刘邓大军刚进入大别山，一切尚无基础。  邓小平率部到新县后，根据当地情况，立即任命了野战军民运部部长穰明德为新县县委书记，任命长期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县委书记刘名榜为新县县长。又派了一批得力的干部，加强了领导力量，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打开新县的局面，并通过新县工作的开展，给其他县做出了一个榜样，使群众对解放军有一个新的认识，对新政权有一个新的认识。当然，新县的政权果然不负野战军首长和邓小平的重托，他们一组建成新政权，马上深入群众，积极宣传解放军的斗争目的是为解放群众，为群众利益而战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护群众的利益；培养积极骨干分子，很快使新县的工作打开了局面，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政权得到了巩固，新县也由此成了大别山根据地的中心区之一。 第二次到新县，是邓小平帮助组建鄂豫区第二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领导班子，他与大家面对面地研究，反复听取群众意见，最后他亲自任命穰明德为第二地委的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刘名榜为专署专员，熊作芳为军分区司令员，詹七山为副司令员，彭晓林为副专员，马一鸣为组织部长，王黎之为宣传部长，此外，还任命王光力为新县县委书记，邱进敏为县长。这样，第二地委，第二专署，第二军分区的领导班子就算正式成立了，机关就设在新县，在邓小平的指导下，马上开展了工作。  正是由于皖西、鄂豫两个区党委、行署、军区和各县、乡、区、村民主政权的成立，宣告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重新创立起来了。这块新创立起来的根据地，北起淮河，南到长江，东抵前淮南路，西到平汉铁路，拥有12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完全控制在了人民的手中，使刘邓大军得以牢牢地扎根于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上，成为直接威胁敌人长江防线和南京、武汉的战略基地，为实现中央军委、毛主席所设计的战略反攻的战略意图，奠定了极其宝贵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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