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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新四军军部及其皖南部队遭受惨重损失。不少人可能认为，皖南地区共产党和新四军已经不复存在了。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40年12月，即皖南事变发生的前夕，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皖南特委随军部北移，留下部分人员组成新的皖南特委，以秘密的形式坚持领导皖南的革命斗争。 这些党组织在皖南事变中，并未完全遭到破坏。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踌躇满志，南(陵)、芜(湖)、宣(城)、当(涂)等地驻扎重兵，四处搜山、“清剿”。在原新四军军部云岭，国民党军几乎将老百姓杀绝。  在铜陵、繁昌沿江敌占区，国民党派一批特务投降日军，以敌伪身份执行打击抗日组织和人员的任务。 驻扎在这一带的日伪军，紧密配合，调派伪军刘子清一个师增设沿江据点，增添炮艇封锁长江水面，妄图切断皖南与泾(县)、无(为)根据地的联系。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皖南地方党的组织受到破坏，大批党员群众被逮捕和杀害，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日伪军的疯狂“扫荡”、“清剿”，更加激起皖南军民无比的愤怒，在党的领导下，与日伪顽展开坚决的斗争。 以黄耀南为首的中共皖南特委(后改地委)及其所辖铜(陵)繁(昌)、南(陵)芜(湖)、旌(德)泾(县)太(平)、歙(州)等四个中心县委和各县、区、乡党的组织，仍然坚持原地斗争。  1941年4月间，皖南特委副书记胡明接到陈毅的指示：皖南地下党要组建游击队，坚决以武装斗争回击敌人。 胡明征得新四军突围人员临时支部书记、原军部作战科科长李志高的同意，从突围人员中留下刘奎、李建春等8位新四军干部，协助皖南党组织筹建游击队。 经过积极准备，于J941年5月，在泾县濂坑成立了皖南山区第一支新四军抗日游击队——黄山游击队，也称泾旌太中心县委游击队。 队员共13人，主要由8名突围人员和5名地方党员组成，刘奎任队长、李建春任指导员。 黄山游击队建立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地开展游击战争，到处打击敌人，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  1941年7月，黄山游击队在地方党员群众的配合下，怀着为皖南事变死难同志报仇的心情，一举摧毁了顽固反共的旌德县庙首乡公所，打死打伤敌人13名，缴获步枪7支。 1个月后，又顺利地打掉了太平县谭家桥乡公所，缴获长短枪10支。 这虽然是两个小仗，但它是皖南事变后还击敌人的头两炮，影响很大，也为事变中突围失散的人员提供了寻找党组织的信息。 不久，在泾旌太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泾县、太平县委也分别建立了游击武装。 同年11月间，新四军七师党委派陈洪、李焕安率10多名战士,从皖中来到皖南山区，使孤悬皖南山区的黄山游击队与上级党有了直接联系。 尽管当时的皖南据点林立，汉奸、敌特横行，敌人力量超过我几十倍。  但是，游击队员们每到一地，紧密依靠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逐步建立起一支小型武装，坚决镇压那些卖身投敌的汉奸、国民党特务、叛徒。 在铜陵一带，先后镇压了翠桥乡的国民党特务查哨泉、叛徒张贤狗等十多人，一时敌伪闻风丧胆。 游击队还迫使附近伪乡保长前来道歉，表白“人在曹营心在汉”，决不再做危害人民的杯事，并愿为我暗送情报。 我游击队依靠灵通的情报和群众的掩护，不断巧妙设伏，消灭敌人，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胜利，声威大震，局势开始向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 每当打开一个地区局面后，便迅即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区、乡民主致权和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把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  是年秋天，皖南党组织已经形成了一块以铜、繁沿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雏型。 与此同时，新四军七师师部派皖南事变突围干部郭加球、区希贤、杨秉衡、刘全、孙振开等同志，分别到铜、繁顽占区的焦家埠、红花山一带进行活动。 他们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如彭加珠到铜陵与格明取得联系后，率队进入敌后山区，在埋塘与日军发生遭遇战，一举消灭敌人一个小分队。 由杨秉衡、孙振开率领的一支部队，在向繁昌进军中，路经三山与敌伪军遭遇，展开激烈战斗，一举消灭敌二十余人。接着遭日军伏击，部队被敌打敌，杨秉衡负伤被俘。 但孙振开、刘全带领的部分人员冲进红花山，到达了目的地。 不久，师部命令梁金华团长带领五十七团部分队伍来到红花山会合，力量得到增强。  梁金华 针对敌众我寡的特点，我们采取军事斗争和地方工作相站合、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法，即集中起来打击敌，分散开来发动群众。 他们打下三个顽乡公所，缴了他们的武器，镇压了残害地方干部、党员的特务和顽保长，还袭击了马冲顽二区区公所，开灭顽区中队武装三十余人。 当地土顽大为惊恐，小股土顽不敌进入我活动地区，这一带遂为我所控制。 在铜陵顽占区内，拨除马家冲、赤沙滩、象形地等顽军据点。在繁昌敌后，开辟了繁、芜交界的保太圩游击区，我控制地区日益扩大。 经过几个月英勇的斗争，以红花山为中心(南北十余里、东西三十余里)的又一块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但是，顽固派并不甘心失败，新调来反共凶残的嫡系部队52师，声称“三个月内消灭繁昌境内的共产党和新四军”。 他们强化保甲制度，派遣特务刺探军情，印发反共传单，集中万余兵力，在各个高山要冲构筑碉堡，步步为营，寻找我军主力作战。 又大肆搜捕我地方人员，抢劫人民财物，并同驻屯在红花山上的日军达成默契，以集中力量对付我军。 我军决定一部分武装跳出外围，一部分由梁团长率领就地坚持斗争，纵横穿插。第三天晚上，梁团长亲率一支“飞兵”突袭老巢繁昌县城，迫使“清剿”顽军撒回县城驻地。 接着，顽军重新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清剿”行动。这两次顽军改变了战术，以营为单位，闪电奔袭，夜伏昼出，砍树烧山，敌顽夹击。  游击队也改变了对策，运用麻雀战、伏击战等战法，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反对顽军砍树烧山。 这两次顽军的“清则”持续十多个月，斗争最艰苦的时候，游击队活动范围仅有三个村庄、四个山头、五个棚子，我军在山头宿营，粮食断绝，以竹、黑豆充饥。 但困难吓不倒抗日战士，千方百计地战胜困难，夜间下山进入村庄，群众看到我军出现，深受鼓舞，积极配合和支持斗争。敌军疲于奔命，一无所获，不得不退回老巢。 粉碎顽军52师的进攻，我军在红花山根据地开始扎下了脚跟。 不久，在铜、繁地区的日伪军进行“清乡”、“扫荡”，我敌后根据地进入更加艰苦困难的时期。  日伪增加兵力，增筑据点，移民并村，采取分兵合击的战术。我武装部队多次与敌遭遇，地方党政机关连遭袭击，付出了血的代价。 繁昌保大圩工委书记李铁民和委员金涛、王宏勋，铜繁行政办事处主任陈已新，大队长巫希贤，区委书记罗建新等同志，均在反“扫荡”斗争中光荣牺牲。 令人发指的是，正当日伪“扫荡”大小洲之际，顽军52师偷袭我背后，繁昌县委书记苏拓夫和汪有如、王彬等六位同志，遭敌俘获并杀害。 为了粉碎日伪顽夹击“扫荡”，我方人员随时掌握敌情，采取跳跃战术，即敌进攻甲地，我跳到乙地，敌到乙地，我又转向甲地，使敌进攻扑空； 我军主力则跳出外围，何机袭击敌伪背后；  待敌伪军返回据点后，我又集中力量，攻打了横山桥、旧县、丝瓜墩等据点，并在梅山口、五桂桥伏击敌人，于敌以重大杀伤。 在严酷的斗争中，我地方党政组织和人员得到了锻炼，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得到了发展，战斗力亦有较大的提高。 1943年春天，中共皖南特委改为皖南地委，以57团为基础组成皖南支队。 皖南特委又成立繁昌县委和铜(陵)、青(阳)、南(陵)县委，把分散的游击队组建为两个县大队，并成立铜、繁行政办事处，从而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这一年，顽军52师调离繁昌，日伪军战线收缩，皖南支队抓住有利时机，对敌伪主动发起攻势。  在无为东，我军攻击驻汤家沟的刘子清伪军，迫其撤出芜(湖)、无(为)一线的全部据点，巢、无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铜陵方面，我军打掉顽丹风乡公所后，又向三条冲的顽县政府发动进攻，全歼顽保警队和联防队，顽县政府逃出县外，铜陵顽占区为我控制。 繁昌大队袭击了铁矿山敌伪据点，予敌重大杀伤，迫使三山伪军赵子兴率队百余人向我投诚。 繁昌顽军二千余人向阴山冲、湖阳冲进攻，陈木寿同志率一个连抗击二十倍于我的顽军，后在一、三连的配合下，激战两天，将其击溃，歼敌数十人，俘敌数人，我仅轻伤二人。 同年秋天，日军在浙赣线作战，集中兵力侵犯宜(城)、郎(溪)、广(德)、长(兴)等县，该地国民党守军闻风溃败。 次年春天，国民党144师投敌，改编为伪“独立方面军”，分驻南陵、繁昌、青弋江一带。 我军挥师向敌后挺进，开辟新区。皖南支队由开始时不满编的5个连300人，发展到两个主力团，县、区 乡地方武装和民兵也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冬天，皖南支队一部配合繁昌地方武装，向东进入南陵、芜湖地区，与坚持当地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合，建立了地方民主政权，使皖南与苏南连成一片。 在铜陵敌后，我军打下了陶城、钟鸣、朱村等敌伪据点，建立了三个区的民主政权，并向皖南西部地区进军，创建了贵(池)至(德)根据地，打通了与新四军五师的交通联系。 1944年3月，繁昌大队长陈木寿同志率精干武装一部，从繁昌期阳冲出发，到达黄连山，全开一个顽乡公所； 又行军六十华里到达五华山，夜袭平沟铺土顽，将其全开，释放壮丁二百余人。旋即渡河至红杨树，与敌伪军发生遭遇战斗，再返回到繁、芜交界的保大圩根据地。 这次，我军行程三百五十华里，历时五天，跨过繁、南、宜、当、芜等五个县，打了七仗，缴枪六十余支，我无一伤亡，取得长途奔袭顽占区的胜利，扩大了政治影响。 经过几年的苦斗，在皖南敌后已经拥有几支精干的游击武装，建立了小块游击根据地。 胡明、洪林、刘童建立以黄山为中心的小块根据地和游击队，并逐步巩固和壮大。 南、芜、宜、郎、广等地的游击队建立了区、县政府，打退了敌伪二千余人的“扫荡”，缴获敌人九二步兵炮一门，又粉碎了顽军52师的进攻，给敌伪顽造成极大的威胁。 同年冬天，我皖南地委、支队部从无(为)东白茚洲移驻铜、繁地区，成立了皖南行政专员公署，更有力地领导皖南的斗争。 这时，除铜、繁沿江及铜宫山矿区几个敌伪据点外，广大地区均为我控制，南芜地区全部恢复，铜、策、南、芜连成一片。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皖南沿江地区和苏南浙西一带的新四军主力北撤，留下部分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 1945年12月，根据华中分局的指示，原坚持铜陵、繁昌一带的沿江中心县委负责人杨明、朱农等，率所部300余人，先后在泾旌太山区与胡明部会合。 1946年2月，以山地和沿江两个中心县委为基础，组成中共皖南地委，胡明任书记，杨明、刘奎等为委员。 胡明夫妇 同年10月，原坚持苏南地区的熊兆仁、倪南山先后率所部200余人来到皖南山区，与胡明、杨明等部会合，并成立了苏皖军政委员会，胡明任主席兼政委，熊兆仁任军事部长。 至此，3支游击队的会合，使皖南游击队总共达800余人，从而奠定了皖南游击队在苏浙赣边区长期斗争的基础。 为了加强皖南地区的工作，华东局又先后派孙宗溶、罗白华、余华、陈洪等到皖南担任地委委员，同时还派来一批县团级干部。 接着又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赣边区司令部，由熊兆仁任司令员，胡明兼政委，倪南山任参谋长，刘奎任副司令员兼副参谋长。 此后，苏浙皖簸边区各游击队，在皖南地委和司令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开辟了北起长江、南抵浙赣线、东临太湖、西近鄱阳湖，共有40个县和数百万人口的大片游击区。 熊兆仁 建立了苏浙皖、皖浙赣、皖浙、沿江和黄山中心区等5大块游击根据地，到大军渡江前夕已发展到9000多人。 解放战争时期，皖南游击队战斗在苏浙皖赣边区的广大地域，正处在宁、沪、杭三角地带的西侧，距离国民党的首都南京仅100多公里。 在这里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对国民党来说是心腹之患，扰乱了它的后方，牵制了它的部分作战兵力，从侧面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尤其是对我大军渡江起到了战略策应作用。 正如刘奎同志所说的那样：“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1948年，皖南地委明确提岀“紧急动员一切力量，准备迎接大军渡江”的口号，并把它作为皖南党和游击队的总任务。随后积极开展了迎接大军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 皖南游击队在1947年大发展的基础上，根据迎接大军渡江的总任务，在1948年和1949年初粉碎敌人“清剿”的同时，主动出击，拔除了许多敌人据点。 许多地方的敌人只能孤守县城和少数集镇，为解放皖南的战斗扫除了许多障碍。 同时，皖南地委和游击队发动群众，为百万大军渡江筹集大量军需物资。 据不完全统计，在大军渡江前夕，皖南各根据地已征集储备军粮500多万斤，军鞋21000余双。仅太平县委在大军过境期间，就供应大米6万多斤。 大军渡江胜利登岸之后，皖南各地的游击队首先向各自预定的目标全面出击，积极配合协同大军横扫江南残敌。 当时皖南的22个县，有13个县城是皖南游击队攻占或接管的。县以下乡、镇大部分是游击队解放的。 与此同时，皖南军民还大力组织了响导、担架队和运输队，收容伤病员供应粮食和柴草等。在皖南游击队的配合下，我军在10天之内即解放了整个皖南。 在大军渡江前后，皖南党组织也多次成功地策动敌军起义，减少了我大军前进的阻力和伤亡。 其中有国民党青阳县常备队的两个中队，石台县自卫队的一个中队，泾县县长俞步骐、芜湖县县长谢汝昌、石台县县长冯启元等及其所部1000多人的起义。 尤其是国民党安徽省保五旅和“安东”号等舰艇的起义，更直接配合了渡江作战。 “保五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皖南部队独立旅，在游击队配合下解放旌德县城，并在城郊堵截溃逃敌军1万余人，在皖南震动很大。 再如，屯溪守敌保安队司令方师岳在杨明、倪南山的争取下，率所部2000余人起义，使屯溪得到和平解放； 芜湖江面敌人舰艇的及时起义，使江防敌人失去了海军的支援，加速了渡江的胜利。 皖南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立足生根，并不断巩固和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条件： 1、建立人民政权安好'家” “皖南事变”前三年，皖南没有人民的政权，没有自己的“家”，一切受到国民党节制，他们不发枪，扣薪饷，少给粮，不准就地补充新兵，或肋我军人家属，甚至策动离异。 特别是遭到敌进攻时，我缺乏周旋余地，致使组织、人员受到很大损失。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皖南事变”后，“吃一蜇，长一智。”我们在开辟一个地区时，即着手从下而上地建立乡、区、县民主政权。 我们有了政权，就有了“家”，就有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放手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人士，结成统一战线，打击敌人，保护人民。 在政府成员中，吸收工农积极分子、开明士坤、进步的国民党员及其他爱国人士参加，使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繁昌二区进步的国民党员和受国的地方头面人物赵壁、金开源、谢渭浜等参加民主政权后，在该区“八大家”（即八家大地主）实行减租减息。 人民政权组织民兵和基干队，每个乡民兵百余人，基干队三十至五十人，担任警戒、巡逻、后勤等任务，配合部队作战。 还征集田赋税和进出口货物税，除了保障供给需要，也可以部分上缴和支援其他兄弟地区。 通过以上政权工作，根据地由小到大、日益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一致，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不断提高。 敌人入侵时，我能及时得到准确消息，及时转移老弱、辎重，实行坚壁清野，民兵配合部队伏击、袭击敌人。 敌人兵力较大时，我主力部队转移，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敌人兵力较小时，则集中兵力消灭之，我们部队每到一处。在群众掩护下有粮有草，伤员随处可以安置。 相反，敌人则粮草无继，被动换打，完全陷入根据地人民战争的海洋之中。有了人民政权，就有了自己的“家”，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 2、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力量的源泉 “皖南事变”后，我军重返皖南，广大群众欢呼雀跃，男女老少齐上阵，从各方面支持新四军，到处出现父送子、妻送郎，甚至父子兄弟一起参军的热烈而又感人的场面。 1941年，我57团仅有几个建制不全的连队(约数百人)，1943年扩编为皖南支队，共有二千余人，到1945年，已发展到六千余人。 我军作战时，广大群众踊跃参战，主动配合。 我军攻打繁昌龙王庙敌据点时，附近群众自动当向导，送木梯，拾担架，送饭菜，刺探敌情，封锁道路，监视敌人，为部队创造了良好的作战条件。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部队行军、作战频繁，无论是物资输送，伤员转移，还是构筑军事设施，架桥、借船，都能按期完成。 铜、繁地区地势平坦，为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群众在锅灶旁和床铺下挖地润、砌夹墙，作为临时隐蔽之所。 有一次，我县、区干部到繁昌大小洲开会，敌人突然闯进村内，干部转移不及，即进入一位老太太家的地道。 敌人进屋要老人点灯照明，老人回说没钱买油，点不起灯，敌人无亲，黑暗中看不出什么痕迹，只好返回。 在开辟红花山根据地中，我军遭到顽军万人合围，被困在几个小山头，群众夜间置险送水运粮。隐藏伤员，热情照料，鱼水深情。 3、干部战士英勇奋斗、不怕顿牲的革命辅神 在创建皖南根据地的斗争中，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而出生入死、英勇奋斗。 繁昌县委金涛同志，刚从敌人牢狱中营救出来，立即奔赴敌后，继续投入斗争，不幸落入敌手，壮烈牺牲。 该县县委书记罗锋同志奉命开辟工作，在乌云翻渡、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反动派日夜追捕，他无所畏惧，一心扑在工作上，不幸为顽军所捕。 敌人以高官厚禄引诱，被他严词拒绝，敌人转而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在危险环境中，有些同志为了保护群众，感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57团政治处主任刘金同志，一次在渡江船上，突遇日军汽艇。 我们的同志身着军装，挑带武器，怕危及群众，老刘和警卫员等断然跳入江中，宁可牺牲自己，不惜保护全船群众的安全。他们这一壮烈行动，深为群众敬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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