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热得出奇，我在本该这个季节大部分时间凉爽宜人的内蒙古高原上汗流浃背，脑海中总会闪过大概二十年前我老家院子里那个邻人因炎热而相聚的夜晚。那一天，家乡的温度历史性地达到了35度。天黑后，同院的人们就在院子的空地上聊天气。人们大惊小怪，以讹传讹，传言预测某种灾难的临近。换作现在的人恐怕难以想象，那时候，聊天是成人非常重要的娱乐活动，男人天南海北，女人家长里短。就连我们小孩儿，记得我正上初二，美国攻打了伊拉克，老师拗不过民意，我们占用了好几节正课来交流从新闻中掌握的战争情报。那时候人闲话多，不做什么正经工作的闲人也特别多。问起某个人的职业，知道的人就答：不干什么，坐的了。但我记忆中像陀螺一样永远在劳动的是农民，尤其是生于上世纪解放前的老农民，比如我的姥爷。我一直觉得我姥爷劳苦的一生其实也是编织浪漫的一生。他喜欢孩子，给我们做过冰车，造过秋千。他应对暑天的办法是背上一床“盖体” 一张褥子上“房撇”上睡，“房撇”就是宽展平坦的屋顶。
暑天如果能静下心来读书也会觉得清凉不少。而一旦书中看到我小时候祖辈们说得土得掉渣渣的话就更是如喝了一碗“井拔”凉水那样痛快，感觉名家好像就在身边。但我万万没想到我会从汪曾祺的书里寻觅到诸如“盖窝”“坐一天”这样充满内蒙西部特色的词语。汪老广受赞誉的《受戒》和《大淖记事》的故事都发生在水乡，小说《七里茶坊》发生在下大雪，又是六十年代的张家口附近。供销社里货架空空，酒坛子里没有一滴酒，柜台上只有一盆麦麸子做的大酱。理发店、书店都一派萧索。作为一个下放的农科所干部，我领着三个工人住在这个叫“七里茶坊”的车马大店。干的工作，说起来不好听，掏粪。冬天旱厕的粪就不叫掏，是凿，这样的工作“我”竟然说活脏一点，倒不累，还挺自由。
车马大店的伙食顿顿莜面窝窝。除了麦麸做的大酱，没有其他任何调料，可“我”觉得一辈子很少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其中一个工人老刘到生产队请假说“我要坐一天。” 哪也不去，什么也不干，就是坐着。而且我发现很多农民都有这个习惯，一年到头的劳累，“坐一天”是人很大的享受，也是人迫切的需要。中国的农民对于生活的要求真是太小了。一天下大雪后，我们收工特别早，就开始在大炕上天南地北胡侃。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老乔为大家聊云南的“酒”和“吃食”,老刘和老乔共同回忆坝上人的富庶和豪迈，没成想半夜果然来了三个往坝下送牛的坝上人，从坝上人如今惨淡的收成和对过往的牢骚中揭露出时代的荒谬。但无论生活如何困苦，中国人传统人性中的美好与温暖始终存在。坝上人冒着大风雪来坝下的目的是让这里的人过年有口肉吃。我、老乔、老刘一起资助了年轻农民小王的彩礼缺口。
虽然汪老已经仙逝，但阅读汪老的小说，好像还能触摸到他的体温。渡尽劫波之后，面对生活苦涩，汪老是大度的，是温和的，超越了个人荣辱而乐天通达，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是不动声色又直达人心的。有人评价汪老为人为文：文章秋水芙蓉，处事和蔼可亲，无意雕言琢句，有益世道人心。
汪曾祺的文章写的大多是俗人俗事，不端架子，对市井的熟悉程度好像老农对泥土的知晓水平。他熟知底层人民的生活细节，对世俗人情有着非常通透的体察和感悟。比如《受戒》中写和尚们的日常生活，吃、喝、赌、携良家妇女私奔，也杀生，也超度，散漫、随便、“酒肉穿肠过”，佛祖在何处？该有秩序时，又论资排辈、格外分明、毫不含糊。汪老不避讳、不隐藏、不评价，这是世人都能会意的生命形态。
今天，把至俗至雅的汪曾祺的小说推荐给你，你读后必会有欣喜，有感动，我则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生活艰苦，但人情浓厚的小时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