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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他的地位无人能出其右，他用现代方法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他运用“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的理学体系。95岁高龄时，他完成了7卷本的煌煌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1923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河南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接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到该校担任客座教授一年。1948年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 北平和平解放后，冯友兰目睹了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的热烈景象，也看到了共产党带来的崭新风气。相较于在国民党统治下坎坷的粉笔生涯，他更坚定了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信心。为了表示为新中国建设贡献智慧的决心，冯友兰在开国大典后的第四天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对自己之前讲授封建哲学，为国民党帮忙的作法深感愧疚。决心要改造旧思想，学习马列主义，在五年之内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10月13日，冯友兰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 敬颂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冯友兰收到毛主席的信后，既高兴又疑惑。高兴的是，毛主席百忙之中能这么快回信，充分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心。疑惑的是毛主席要他“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不知是何用意。直到若干年后，冯友兰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他回忆说： 当时我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了。要想真正应用它到实际工作中去，那就非把它化为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不可。在五年之内，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就是不老实。 1957年2月27日，冯友兰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与梁漱溟一道出席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聆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他对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钦佩不已，认为毛主席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他说：“毛主席讲话的时候，既没有讲稿，也没有拿大纲，就像平常讲话一样，随随便便，有时还加上一些诙谐。会场中的空气非常活跃。” 1957年4月11日，冯友兰的妻姐任锐去世周年，他偕夫人扫墓刚到家，就接到毛主席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今天请客吃饭，请他马上去。冯友兰赶到中南海颐年堂，看见周谷城、王方名、金岳霖、费孝通、郑昕、贺麟诸先生在座。毛主席见冯友兰来了，便叫开饭。当饭菜上桌后，毛主席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的，所以叫人马饭。” 名为吃饭，实则是毛主席邀集几位学者探讨逻辑学中的一些问题，鼓励大家在科研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席间，毛主席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话题，说到革命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毛主席的谈话，一方面包含着对周谷城、王方名二人勇于理论探索的鼓励，另一方面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治学的观点。 毛主席和蔼可亲的形象和风趣幽默的语言技巧折服了冯友兰。对冯友兰的著作，毛主席也非常喜欢。每次外出视察前，他都要带上大量图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是毛主席随身必带的一本。由此可见毛主席对冯友兰的赏识，非同一般。 数月后，冯友兰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不久他被邀请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分组讨论时，他正好与毛主席同在一组，小组会议就在毛主席的住所开。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刚跨进毛主席的家门时，毛主席就笑着走向他，一边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边和他握手。 小组会上，毛主席请冯友兰发言。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他说：“照现在的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散会时毛主席拉着他的手说：“你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1963年11月底，毛主席又专门接见了冯友兰、范文澜、高亨等10位专家学者，并与他们亲切交谈。 1964年，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冯友兰就自己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了一个发言，受到大会执行主席陈毅的赞扬。闭会那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接见与会人员并合影。冯友兰恰好站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座位后面。毛主席就座时一眼就看见了他，拉着冯友兰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 接着毛主席又询问了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进度：“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吗？”冯友兰忙说：“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主席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这时，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毛主席高兴地说道：“三代同堂，共议国家大事，好啊！” 回到家中，毛主席亲切的态度和诚恳的话语，使冯友兰心绪难平，如履春风，他随即写下一首七律，诗云： 怀仁堂后百花香， 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 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 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 愿随日月得余光。 诗中，冯友兰把毛主席的关怀视为“浩荡春风”，把共产党比喻为“日月”，表达了愿意为人民奉献出自己全部知识的愿望。
1965年，冯友兰出席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会议。会议闭幕时，毛主席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委员，并与大家合影纪念。会后，学部送给冯友兰一张毛主席和他握手的照片。照片同框的还有周扬、刘大杰、周予同三人。巧合的是，刘大杰是搞文学史的，周予同是搞历史的，冯友兰是搞哲学的。沉思良久，冯友兰当即写下一幅对联： 执手感关怀，三人并列文史哲； 集会明任务，一笔齐扫帝反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冯友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隔离审查”。1968年11月，冯友兰突然被允许回到自己家中。他觉得奇怪，为什么对他宽大了呢？后来，一个友人悄悄告诉他，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到了他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冯友兰非常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怀，不久，恰逢毛主席寿诞，他满怀感激之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谢信，并附《蝶恋花》词一阙： 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 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 当时，由于毛主席身体状况不好，未能及时回信。直到1971年6月，毛主席才派谢静宜到冯友兰家中拜访传话。谢静宜说，毛主席让我告诉你，你写给他的信及词，他都看了，谢谢你。 毛主席77岁寿辰之时，他写下《韶山颂》33首及《恭逢毛主席77寿辰》五言律诗： 今日成功大，当年预见先。 物质变精神，旧国换新天。 寿考南山并，威望北斗悬。 帝修临末路，世界有延安。 毛主席收到他的信及寿诗后，又托谢静宜向他表示感谢。他激动不已，再作《七绝·感事》一首： 善救物者无弃物， 善救人者无弃人。 赖有东风勤着力， 朽株也要成绿荫。 批林批孔运动中，冯友兰写了两篇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4期。不久《光明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载，接着《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谢静宜告诉冯友兰：“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毛主席听到冯友兰发的两篇文章，马上就要看。我立即找着这两篇文章交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场就看，并且拿笔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 冯友兰再给毛主席写信表达感激之情，并赋诗一首： 怪道春来花满枝， 满园烂漫贺芳时。 含苞才露嫩红色， 便有东风着意吹。 毛主席逝世的当晚，冯友兰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无比悲恸之中。他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想起毛主席对自己的关心，含泪写下了挽诗：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 一手振华夏，百年扶昆仑。 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 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 9月18日，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冯友兰强忍悲痛，为他崇敬的领袖和挚友毛主席写下了最后一首诗： 纪念碑前众如林， 无音哀于动地音。 城楼华表依然在， 不见当年带路人。 1987年3月，他完成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 1990年7月，他完成了《毛泽东诗词所表现的境界》。 在北京大学三松堂书斋中，冯友兰拖着羸弱之躯，伏案十年，精心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终于在生前完成了这部长达14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实现了建国伊始他对毛主席的承诺。 1990年11月15日，《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册清样校阅完毕，他在第77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中，高度评价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11天后，冯友兰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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