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立天定人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衍生事物占有很大比重，位置相当突出。古人懂得如何去理解自然、欣赏自然，并把自然之美移人艺术，使感受和创造实现新的价值。由于自然的介人扩使人与艺术亲密无间，微妙而和谐。作为书法艺术，关于它的许多深奥的道理，不尽出自其式样本身，而是凭藉自然的观照与提示，追加赋予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书法艺术，其生命形式的本质于以及形式之外真实存在的种种象征意味和理念，是在艺术创造、艺术鉴I与阐释之不同层面上发生的。其相互之间有许多关联，可以相互促进，而其构成则是立体的、流动的、富于活力的。 1、从文字观到书法观 古人关于书法艺术生成的原理，乃从文字学理论转移过来。它代表了书法撷取自然的两个发展阶段:从模拟到象征，亦即文字形体取象于客观事物和点画形态对自然物理的泛化象征，彼此性质不同，所处之理论层面也不相同，但都是围绕书写与审美展开讨论。
象形文字 《易·系辞下》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言虽为八卦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而于文字的产生亦颇适用，加上“易文化”的影响，遂使之成为解释文字和书法的总纲。许慎《说文解字叙》云:“仓领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文，指象形的形体来源于客观物象，包括天地万物和人本身，表意字形体大都可以划归此类。字者，孳乳，由象形的基本形体辗转组合为形声字，以其不断地孽生累增，故名之为字。也就是说，文字形体无论其如何构造，均取材于象形。象形，《说文解字叙》释云“画成其物，随体洁屈”，画即模拟，也就是法效自然。
朱熹行书《书易系辞》 文字取象自然，亦即书法出于自然，“画成其物”是两者的共同点。传蔡邕《九势》云:“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在古人看来，天地万物均由阴阳二气生成，字从物象，理当备于阴阳，书法形势源出于阴阳，实属必然。来源若此，则书写务须象本，即《笔论》“为书之体，须人其形……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之意。至于那些可信的早期书论，这种痕迹尤为鲜明。从文字观到书法观，自然而然，顺理成章。这种书法艺术的象本原则，即刘熙载《书概》所谓的“立天定人”。 蔡邕 《笔论》 书写要求象本，指审美加人文字形体后之人工再造自然，是主观性很强、带有抽象品格的自然美。我们知道，古文字书体演进乃是以不断地降低象形程度为前提，但图案化和潦草均未能完全消除其仿形特征，模拟自然物象的书写方法随时在提示构形的本源，使人们在观念上、心理上具备产生象本思想的基础。如果用以衡量其后由抽象的点画线条构形的隶草楷行诸体，则所谓象本，实际上已升华为象征，即崔缓《草势》所言之变化无极的“法象”、张怀灌《文字论》评张芝草书的“创意物象，近于自然”，是在更高艺术思想层面上的象本。这种象本，是抽绎天地万物的本质，即生命特征与灵性，使笔下的点画线条与其有着相同的逻辑形式。其《六休书论》称张芝草书“功邻乎篆箱，探于万象，取其元精，至于形似，最为近也。字势生动，宛若天然，实得造化之姿，神变无极”，叙论最为明确。
张怀灌《文字论》 张怀灌《书议》提出:“何为取象其势，仿佛其形？”势，指天地万物的生命状态、运动形式；形，点画式样与物象的相通之点，最终归结为“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张氏深知，隶草等今体书法的自然美，是“无声之音，无形之相”，《评书药石论》称为“无物之相”，今天名日抽象。以自然美作为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则、一种理想境界，旨在道理一贯，使笔下有“物象生动可奇”，尽管其为寻绎、联想所得。《书谱》“同自然之妙有”、传李阳冰《论篆》“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理并同此。又，郑构《衍极·造书篇》云:
朕，义为形迹，征兆。言天地万物尽出笔下，妙理奇观跃然纸上，凝神察视，了无形迹，散略观之，万象纷错，俨于目前。显然，这是对书法艺术生命形式及审美特征的深刻判断，是从求象于外到自得于内的质的飞跃。 2、从自然物理到艺术通感 在汉唐书论中，以自然物像喻说书法美感的做法十分普遍，代表了书法审美之思想方法、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有文体与文风的影响。不过，物象有形，有形则有弊。即使是象征，也可能由于自然物象在审美观念、方法中的沉积，使人先入为主，产生心理暗示，干扰书写的随机性、抒情性，限定了自由驰骋的想象和创造空间。唐太宗《指意》认为，“虞安吉云:'夫未解书愈者，一点一画皆求象本，乃转自取拙，岂是书邪?’纵放类本，体样夺真，可图其字形，未可称解笔意，此乃类乎效颦未人西施之奥室也”，对隶草诸体，只要尽其形势，充分展示其抽象美的品质，即可以做到“思与神会，同乎自然’、究其实质，旨在摆脱自然物象的无形羁绊，使书写进人“假笔转心”的自由境界。这种思想导致了书写与审美的重要转化，即从自然物理中广泛汲取可以激发灵感的“通理”，以突出人的主观因素。例如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述草圣张旭，举凡“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而有所感悟者，均诉诸草书。在酒的助力下，无牵无碍，以书写的绝对自由和净化的线条形式，向世人展现其功参造化的狂草艺术。如果胸中横以成见，务使笔下皆有可象，也就很难“狂”起来了。 那么，应如何完成艺术通感的书写转化呢?《性理会通·字学》述程子评说:“须是思，方有感悟处，若不思，怎生得如此”。把善于思考和感悟联系起来，极有见地。又，张怀灌《文字论》云:
这是由此及彼的触类旁通，须髻于联想，探其意，取其神，变化为用。陆羽《怀素别传》载其自言:“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云峰无定形定质、变化奇幻，得其道理而施之于草书，并非描摹其形;又云“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人草。又遇诉壁之路，一一自然'’，其中“痛快”“自然”已点出通感转化为书写的要领。他如文同在路上观斗蛇而悟草书妙理、黄庭坚舟中观船夫荡桨拨掉而悟用笔，都是很生动的例证。又，朱长文《墨池编》收录雷简夫《江声帖》文云:
卧听江水暴涨之声，浮想其波涛翻卷之状，因悟及书势，速起作字，则波澜壮观无不流奔于笔下。若非具有《笔阵图》所谓“通灵感物”之能，即使面对江水，亦不会联想到书法之上。又，沈作喆《论书》云:
物情，因于物象而及于灵性，悟于道理而应以书法。由至繁而归于至简，因万象而成一相。由此可见，古代书论中自然物理的普遍介人，表明艺术通感对书写的重要意义。也许正是这种情结，为中国书法艺术增添了许多神奇瑰丽的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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