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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为人的叙事视角探析(任刚)

 阅读美丽星空 2022-12-19 发布于山东

《史记》“为人”的叙事视角探析

任刚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为人叙事视角是司马迁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与传主个性及人性连接起来的成其一家之言的新角度, 《史记》证明为人叙事视角是与司马迁知人知史目的相统一的恰当的方法。为人叙事视角最大的特点是直接点出传主 的个性特征。《史记》的人物传记就是由几组内在相互联系的有鲜活个性的人物活动于其间的画廊所组成,在这些个人 物画廊中,为人叙事视角的作用怎么夸大都不过分。

关键词:为人叙事视角;传主;个性特征

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6)04-0097-05


《史记》中有一种与其纪传体体例密切相关 的叙事视角,这就是“某某为人如何”、“某某何如 人”、“某性如何”、“某喜(不)什么”、“某好(不) 什么”等诸如此类的表达法。比如《张释之冯唐 列传》:“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 也?’上曰:'长者也。’”《绛侯周勃世家》:“勃为人 木疆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勃不好文学”, 《李将军列传》:“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 与士共之。……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 也,……广讷口少言”等。这种视角是司马迁把他 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述世界的基本角度, 是司马迁喜欢用的一种叙事视角。这种叙事视角 旨在直接概括传主心理、性格、生理等方面的个性 特征。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我们在这里统称之为 “为人”叙事视角。《史记》中几乎每篇传记都可 见到这种叙事视角。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 《史记》写人的多种方法中的重要的一种,而且也 是有《史记》特色的一种。

在学界,已有学者对《史记》中的“为人”作了 关注。比如可永雪先生的《史记文学成就论 说》(1中有“《史记》对为人的关注”一节,可先生 把《史记》“为人”从内容上分作四类:即涉及人物的体貌习性、才干才能、品德操守、性格个性。从 《史记》有关为人的内容来看,可先生的分类是比 较全面的。因为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可先生没 有把为人作为一种叙事视角来看待。本文想在古 彦时贤的基础上,对这种在《史记》中常见的叙事 视角作一点探析。

一、为人叙事视角是与司马迁知人以知史目 的相统一的新的叙事角度

从可先生的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为 人叙事视角内容的着眼点是人物的个性特征。这 些特征有显的,也有隐的。从全书有关内容看,显 而易见的有关体貌特征的概括与隐而不露的性格 人品才能等心性特征的概括,数量差距很大。司 马迁重点关注的是传主隐的、不易看到的方面。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特别关注传主的心性特征 呢?

我们知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核心内容是人,他达到此目的的手 段是知人以知史。他认为,人的个性决定其事业 的成败。秦始皇的好大喜功刚戾自用的个性,与 秦王朝的空前强大和专制体制有关系,他的残忍 少恩与秦的虎狼之名不可分,秦亡与他的个性有关。汉初的与民休息与刘邦的仁慈宽大有关系, 汉王朝的宏阔气魄与他的豁达大度不无关联,汉 兴与刘邦的个性有关系。历史的选择有时表现为 对个性的选择,这在秦末、楚汉之争、汉初表现的 比较明显。这是司马迁眼光敏锐、史识独到之处。 《陈丞相世家》:“项羽取(王)陵母置军中,陵使 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 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 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秦始皇 本纪》:“秦王从其(尉缭)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 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 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 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 这是很有说服力的两条材料。联系《史记》中相 关材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天下人对始皇、项羽、 刘邦三人的选择,这也是历史在那个特殊时期对 此三人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说,秦的灭亡,在统一 前已露出端倪,而刘、项的胜负在楚汉战争以前就 已经决定,当时有不少人已看出,包括范增。司马 迁的《史记》欲令万物呈现出来①,《仲尼弟子列 传》:“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 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他又反复 讲要见事物之“几”、“微”②这既可以看出司马迁 考见得失的宽广和对史料的审慎态度,也可以看 出他的独立思考。对历史人物他要做到“睹厥容 貌”,即看到他的本来面目,因为只有看到历史人 物的本来面目(包括传主的思维方式),才能知道 成败的征候,也才能真正搞清天人之际,古今之 变。如《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 《李斯列传》、《淮阴侯列传》等等,突出的重点是 传主的行为动机、价值观一类的心理趋向性。秦 始皇、李斯、刘邦、项羽、韩信是秦、汉间决定历史 方向的人,考察他们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思想动机, 这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是有典型意义的。英国史家柯林武德在《历 史的观念》中所说:“他(史家)只关心作为思想之 外在表现的那些事件上,而且只是在它们表现思 想时,他才关心他们;他关心的只是思想而 已”[2](12),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用来说明司马迁 写史的宗旨。司马迁关心的是历史真实是如何 的,今天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当事人是如何想的,

是处在什么心态之下作决定的等,这是司马迁结 构重要传记的理念。他写《史记》的主要目的就 是让历史上有影响的人及其人性凸现出来。司马 迁在《史记》里反复讲到知人难的问题,如《范睢 蔡泽列传》:“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但司 马迁就是要想办法知人,《张释之冯唐列传》说:

“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他也最善于知人,尤 其善于烛微显隐,从传主内心深处挖掘其人性。 他不仅知历史上的人,还知现实中的人:他对好友 壶遂的评价:“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壶遂 之深中隐厚”(《韩长孺列传》);司马迁与李陵交 往不多,但在《报任安书》中,他评价李陵“其为人 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 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 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司马迁深入历史 之中去研究人,以他独到的眼光,发现了许多当代 人发现不了的东西,所谓的“异哉所闻”③,就是与 历史上或当时人们的观点不同。现在看来,这些 不同往往是历史的真相,成了历史上的定论,这是 司马迁的巨大功劳,这些都说明他善于知人。为 人叙事视角是司马迁将“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与 传主个性及人性连接起来的成其一家之言的角 度,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新视角。《史记》证 明,为人叙事视角是与司马迁知人以知史目的相 统一的方法。

二、为人叙事方式塑造人物的作用

为人叙事方式最大的特点是直接点出传主的 个性特征,片言居要,这对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是 很大的。我们从如下几点进行论述。

首先,全篇以为人为线索对传主作明心见性 的刻画。司马迁在知人以知史的前提下,以传主 为人为线索,把不同的事件贯穿组织起来,使文章 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从而写出人物的心性特 征,以此展现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者,貌侵,生贵 甚。”这里“貌侵”指田蚡的个子小而且丑恶的体 貌特征,在行文之中,作为陪衬,不可或缺。这一 段主要是写“生贵甚”三字。《索隐》说“生谓蚡自 生尊贵之势特甚”(《魏其武安侯列传》),是一种 从小人骨子里生出来的恶毒心理,这里的“生贵” 与后面的“滋骄“对应,都是指小人基因里的染色 体,其他都围绕此来写,从天下大事到权移主上、 由国到家,极写田蚡任相后滋生出来的骄贵,全文中田蚡的所作所为都和“贵”字呼应。司马迁还 分析了田蚡生贵滋骄的原因:“武安之贵在日月之 际”。把传主的心性及其产生的原因结果分析清 楚了,对田蚡的分析也就结束。写窦婴也一样,司 马迁借他人之口道出了窦婴“喜善嫉恶”而“沾沾 自喜,多易”的性格特点之后,写他在与田蚡的斗 争中,在连汉武帝都向着他的情况下,被田蚡冤 杀。窦婴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是他的“喜善嫉 恶”而“沾沾自喜,多易”,导致他“诚不知时变”。 司马迁写灌夫也是一样,司马迁抓住了此三人秉 性水火不容冲突势所难免的必然性。总之,《魏其 武安侯列传》是以此三人性格冲突为线索结构而 成的。又如战国四公子,他们都是战国后期权倾 一时的政治家,但司马迁抓住战国后期各国人才 竞争剧烈这一事实,侧重其好客这一特点,四公子 传即以好客作为线索贯穿全文,四公子传几成好 客传;四公子好客的程度不同,而以魏公子为真 好。

《魏公子列传》所说的“公子为人仁而下士, 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 其实就是说的魏公子性格中的一个“真”字,司马 迁以此为全文的线索,写魏公子的真性情。礼交 侯嬴、朱亥,已见其好客的真性情,但这与其他三 公子好客的区别并不太大;写他在赵国与处士毛 公、薛公的交往,仍未将真字写到十足,只有到好 客的平原君以为魏公子是妄人,魏公子要与平原 君绝交时,才将真字写足:“公子乃谢夫人去,曰: '吾始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 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无忌自在大梁 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 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 从游。’”这几句话的内涵很丰富,展现了一个真 正好客者由向往到失落的内心世界和走向真的心 路历程。“吾始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 称平原君”,并不是事后的卖乖摆功。七年前(魏 齐自杀于秦昭王42年,信陵君窃符救赵在秦昭王 49年),秦昭王威胁平原君交出魏齐,平原君说: “贵而为交者,为贱也;富而为交者,为贫也。夫魏 齐者,胜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 (《范睢蔡泽列传》)。平原君想保护魏齐,让无处 可去的魏齐藏在自己家中。这无疑是平原君好客 的美谈佳话,按情理推想,以魏公子的性情,在事 后听到平原君的话后,一定很高看平原君。在《范睢蔡泽列传》中司马迁写了魏公子一生中刻骨铭心的失误:秦昭王要为范睢报仇杀魏齐,魏齐藏于 平原君家,赵王派兵包围平原君家,魏齐夜亡出, 投奔赵国相虞卿。而虞卿不重爵禄之尊,解相印, 捐万户侯救友,在无可逃于天地之间的绝境下,他 们想到了信陵君。当时信陵君因害怕而有一丝的 犹豫,但就因这一丝犹豫,魏齐怒而自杀。这一正 一反,对信陵君来说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和升华。 他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污点,记住了这个沉痛的教 训。在七年后秦围赵邯郸时,他义无反顾,窃符救 赵,负魏王而赴赵难,救赵之后义不受赏,终于完 成了“真”,达到了完美。没想到自己欣赏的平原 君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他怎么能不失落呢!到 这里,魏公子“仁而下士”的真的境界才完全显露 出来。到这里,才可理解“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 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 其不我欲也”,是心性中流出来的真爱。这种以传 主的心性特征为贯穿全文的方式在《史记》中很 普遍,凡是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大都如此。

扩而言之,而《史记》就是各种历史人物性格 荟萃的史书,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史、心灵史、精神 史。《史记》的人物传记就是由这么几个内在相 互联系的有鲜活个性的人物活动于其间的画廊所 组成,在这些个人物画廊中,为人叙事视角的作用 怎么夸大都不过分。

其次,司马迁用这种叙事视角从不同角度评 价同一个人。人的性格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在不 同的情境下,性格会有不同的显现。历史上的一 些重要人物,其性格更是多方面的。对于这些人 物,司马迁力求广泛地占有材料。他掌握的材料 比较多,研究的比较透,对人物性格的把握比较全 面,写的也生动。比如:对秦始皇:《秦始皇本 纪》:“(尉)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 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 人’”,“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 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若 己。……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白 起王翦列传》:“夫秦王性而不信人”;又如对伍子 胥:《伍子胥列传》:“……员为人刚戾忍訽,能成 大事”,“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 深祸也。”,《楚世家》:“(伍)奢曰'……胥之为人, 智而好谋,勇而矜功,知来必死,必不来。’”,《越 王句践世家》:“太宰嚭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此外如吴起、淮南王、公孙弘、魏其侯等,司 马迁都从不同角度对其为人进行了探索。司马迁 对传主为人的关注不仅仅表现在本传里,还往往 散布在他传中,在一篇传记中,该点出他传传主 “为人”的点出之,该印证他传传主“为人”的则印 证之,这不仅表明司马迁对传主的性格有深入准 确的了见,而且也表明在作传时有意识地突出传 主的性格。不仅如此,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传主 的性格是多层次的,这些层次随环境而显现。如 以上对始皇性格的剖析:一在刚亲政不久,即始皇 十年,一在始皇三十六年,即去世的前两年。这两 处“为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出现的时间上 都相映成趣。刚亲政时的表现是“居约易出人 下”,天下已定,则“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若己”; 刚亲政时正是用人之际,“意得欲从”,千古一人, 则欲求长生,始皇性格的由极敛极抑转变为超脱 生死的无限膨胀的两极,即是随环境的变化而出 现的性格逻辑的必然,我以为是史公有意的安排。伍子胥等性格的不同显现也一样。

在众多的不同角度评价中,以对刘邦与项羽 为最丰富多彩:如对刘邦:《高祖本纪》:“高祖为 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 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 产作业”,“好酒及色”,“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 少成事’。”《项羽本纪》:“沛公居山东时,贪於财 货,好美姬”,《吕太后本纪》:“孝惠为人仁弱,高 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 类我”,《陈丞相世家》:“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 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 者亦多归汉。……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 士”,《魏豹彭越列传》:“今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 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 也”,《佞幸列传》:“高祖至暴抗也”,《淮阴侯列 传》:“今汉王复兴兵而东,……其不知厌足如是 甚也。……其不可亲信如此。从《史记》全书看, 刘邦的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可说他仁而爱 人,也可说他狠毒残忍;可说他豁达大度,也可以 说他小人心肠;可说他慢侮人,也可说他尊重人; 可说信,可说疑;可说雅,可说俗等等;而这些不同 又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又如对项羽:《项羽本 纪》:“籍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君王 为人不忍”,《高祖本纪》:“怀王老将皆曰'项羽为 人傈悍猾贼’”。《陈丞相世家》: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於行功 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项王为人意忌信 谗,必内相诛”,《淮阴侯列传》:“请言项王之为人 也。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 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 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 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钱钟书先生 说:“'言语呕呕’与'喑噁叱咤’,'恭敬慈爱’与 '傈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 仁’与'屠坑残灭’,'分推饮食’与'玩印不予’,皆 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 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 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 者”(3](275)。钱先生的话也适合司马迁对刘邦的 刻画。对于项羽、刘邦这两个在中国历史上举足 轻重的人物,司马迁的关注也最多,从外表到内在 都很突出,特别是内在的貌似矛盾又和谐统一的 性格,留给人的印象很深。在探究天人之际,古今 之变的前提下,每遇到这种该点出传主为人的地 方,司马迁总要用为人叙事方式予以点出,提醒读 者,让读者沿着他指出的线索去把握历史、把握人 物,可以说这些人物塑造得成功,与使用“为人” 叙事视角有直接关系。

第三是简析人物的个性。这种形式在《史 记》里很常见。如《游侠列传》:“鲁人皆以儒教, 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馀庸人不 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 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馀财,衣不完 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 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院,及布尊贵,终身不见 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这段小文情文 并茂,救人而不伐能、不图报,家无余财而振贫贱,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跌宕顿挫地写出一个侠字。 一般而言,这种方式不对人物的思想言行作详细 的叙述,也不分析其原因,只是概述传主的心性特 点。但因为作者对人物研究得透彻,只用几句话 就概括出其个性特征。因此也有很大的艺术魅 力。

第四是随文的概括。这种方式大量地出现在 行文之中。司马迁认为没有必要对人物的个性特 征进行刻画或简述,就随文点出以引起读者的关 注,作为一种点缀,它能使行文趣味横生,兴味盎 然,印象深刻。如《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一个 未经孔子雕琢的子路,仿佛就在眼前;《樗里子甘 茂列传》:“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 智囊一词为行文大增异彩;《大宛列传》:“骞为人 疆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 穷急射禽兽给食”,令人联想张骞、堂邑父历经万 险种种和能归来的原因。《汲郑列传》:“黯为人 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 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 侠,任气节,内行脩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 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司马迁仿佛一个素描大 师,几笔就勾勒出了汲黯的个性特征,总之,这种 随文的概括,不给人丝毫的空疏累赘之感。

在讨论为人叙事视角塑造人物的作用时,我 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如从对比叙述,主要 和一般,正面和反面,在相互比较中突出个性特征 等.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如下两点:首先,尽管每 一个人的个性是丰富多彩的,但必有一、二居其主 位,构成其主体性格特征,比如项羽的性格是英雄 的,而刘邦的性格是无赖的等;其次,《史记》中的 为人叙事方式有时与传记的主体并不是完全一致 的,也就是说,为人叙事方式所概括的特征,不在 传记中显示,这种情况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总之,我认为人是司马迁研究历史的切人点, 而为人叙事视角是司马迁叙述历史的切人点,是 司马迁高标文采于后世的得意处;是司马迁的心 灵和《史记》心灵的结合点,也是读者心灵和司马 迁心灵的共鸣点;司马迁把自己的心灵交给《史记》,《史记》把司马迁的心灵交给读者。为人叙 事视角把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与人的心性连接起 来,使我们看到谁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以及他 为什么起那样的作用。

古人赞《史记》善叙事,但把《史记》中的“为 人”作为一种叙事视角来研究,尚不多见。为人叙 事视角是司马迁在先秦史书和子书的基础上,发 扬定型的中国古代史书和传记文学通用的一种叙 事角度。对此究竟该如何评价,有待于进一步的 研究,以上只是我读书的点滴体会,希望得到方家 的批评指正。

注释:

①《伯夷列传》引《周易·乾·象辞》“云从龙,风从 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又见《索隐》、《正义》。本文所引 《史记》原文,都出自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如《李斯列传》:“胥人者,去其几也”,《吴太伯世 家》:“见微而知清浊”等。

参考文献:

[1]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说[M].呼和浩特:内 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

[2][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译序》[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3]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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