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传叙文学与史传之别

朱东润先生（1896年12月4日—1988年2月10日），江苏泰兴人。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和书法家。

本文转自“山水澄明”公众号，原载《星期评论》第三十一期，1941年7月。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古代史家和传叙家的分野，常常不清。希腊罗马时代如此，中国古代也是如此。我们认为古代史家就是传叙家，所以常说“史传”。假如我们因此便认司马迁、班固的著作就是传叙的标准，那是一种混淆的观念,现在必须分别看清。

有人说二十四史不是史，只是历代帝王的家传和英雄的记载。这个当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尤其是我们看到《史记》百三十卷，本纪、世家、列传，占去了百十二卷；《汉书》百卷，本纪、列传，占去了八十二卷；《三国志》六十五卷，可算除了列传以外，什么都没有。现代史学家认为在二十四史里面，不易看到时代潮流，社会情形；甚至关于典章文物，法令制度，所载的也不完备。他们的不满，正是很可理解的事。

假如说二十四史是帝王的家传，英雄的记载，那么二十四史便是二十四部传叙文学的总集了。从传叙文学的立场看，这是不能承认的，尤其关于帝王的方面，更无从认为传叙。史家常把本纪作为全书的纲领，多半像《春秋》的经文一样。如在《秦始皇本纪》里，我们看到“二年麃公将卒攻卷”，“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这一类的文字；在这文字后面，我们并看不到秦始皇。所以本纪常是一张大事年表，不是传叙；而帝王的生平，也只剩了一些大纲和年表，而不是血肉之躯。他没有憎，没有爱，没有思想和感情，而只有若干的表格。所以假如说二十四史是帝王的家传，这实在是一种无意的，然而刻骨的讥讽。传叙家当然不应该这样说。

这个自然也有例外。《史记·项羽本纪》便是一篇好文章，那里显出了项羽的才气过人，咤叱慷慨。但是古代的史学家认为不对。刘知几说：“如项王宣传而以本纪为名，非唯羽之僭盗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传言，求谓之纪不可得也” 。又说：“项纪则上下同载，君臣交杂，纪名传体，所以成嗤。”刘知几的是非，姑置不谈，我们借此很可看到前人对于本纪的看法。其实，像《项羽本纪》这一类的文字，本来很少。司马迁以后的史家，完全把本纪写成年表的公式，所以帝王是没有传叙的。

那么英雄的记载便是传叙吗？《史》《汉》的列传，《三国志》的全部，都是传叙文学吗？这又不然。近代的传叙应当是真相的探求，而不仅是英雄的记载。在史家的叙述里，常常认定这是圣贤，那是名臣，或则这是佞邪，那是篡盗，于是就在文字上从某一方面发挥。其结果，我们所看到的往往不是本人的真相，而是某种成见的疏证。不幸而史家的见地，不很健全，于是文字的叙述，或便成为对于古人的诬蔑。刘知几曾举《后汉书·刘玄传》为例，认为“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 。这样的例证，原是屡见不一的。

史家把传主的生平看错了，自然会写成全不中肯的文章；即使看对了一部分，也常会把传主的一生看成表格，于是一切的叙述，只成为填表，而不是作传。那么，现代的传叙家和史家有什么分别呢？

史家的叙述和传叙家的叙述，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就是史家以事为中心，而传叙家以人为中心。在一部史书里，往往先有成见，认定几件大事是一代政绩的骨干，和这几件大事有关的人，当然收进列传，但是传中所载，仅仅把他对于这几件大事的关系写出，其余则都不妨付之阙如。传叙家不应当是这样的，他应把传主的人性完全写出。凡是和人性发展有关的，都是传叙家的材料。最显然地，和人性发展有关的事态，不一定是历史上的大事，所以传叙家所用的材料，和史家所用的材料不同，而两家所得的结果，也必然地不会一致。因此，要把史家的列传认为传叙的标准，当然是一种错误。不过初期的史家如司马迁、班固等的作品，也常常能注意到传主的人性：例如《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悲歌忼慨，泣数行下；《万石君传》写石庆执策数马；《汉书·陈万年传》写万年教子陈咸以谄，咸倚屏风而睡；《萧育传》写育手案佩刀，自称杜陵男子之类。这些确是传叙文学的名笔，但在史传中究是罕见的例外。

史传与传叙文学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所谓“互见”。在史家的著作里，一部书常常包括若干人的事迹，这若干人的事迹，必然有若干共同的项目。要把每个人的事迹，都在本传里叙述，必然会有若干的重复或雷同，而这一部书也空费许多可省的篇幅。所以史家常把这些共同的事迹，仅在主角的本传里记下，连带写着与此有关的诸人，那么，在其他诸人的本传里，就可以节省笔墨，只说见某某传——甚或连这一句都可以省去了。这便是所谓“互见”，其主要目的是在避免重复。传叙的目标是个人，所以在每个人的传叙里，应当把他的事迹完全写进，无论这是他单独的事迹，或是与其他诸人共同的事迹。在他与诸人共同的事迹里，他是一个主角，或许仅是一个不甚重要的配角，优良的传叙家必然认定他的主从的关系，而给他相称的叙述，这是另一问题。但无论如何，凡是和传主的人性发展有关的事迹，传叙家便不应把这件事迹忽略或放弃。

传叙是以记载个人事迹为本位的，但是也有时一部总传里面，包含着若干的别传，例如中国的《陈留耆旧传》和英国的《维多利亚王朝名人传》。但是应当记清总传只是若干传叙的合刻，这里还是以人为本位，而与史书以事为本位的不同。所以《史记》虽是百三十篇，而只是一部书；《维多利亚王朝名人传》仅有四篇，而不妨认为四部书，至少也应当认为四篇单独著作的合刻（关于这点，也许还需要一些不很重要的讨论，现在省去）。在史传里，互见之例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在单独的传叙里，根本就谈不到；即是在总传里，互见之例也没有必要。

史传互见之例的主要目的是在避免重复，但是同一件事，应当在本传里叙述与否，这自然是史家的权衡了。这一种权衡，不一定是读者能够同意的事。例如《史记·管晏列传》，在管仲传里我们只看到（一）管鲍之交和（二）管仲的主张两节；在晏婴传里，我们也只看到（一）晏子事齐三世，显名于诸侯，（二）晏子交越石父和（三）晏子荐其御为大夫三节。我们对于管仲的事业，晏子的大节，都看不到。甚至于连二人的殁年也无从知道。假如我们要就《管晏列传》探求管、晏的为人，那是必然地会失望。但是只要看到《齐世家》，就明白了。

为什么《史记》把管、晏的大事都放到《齐世家》去，而在列传里只剩下了二三件不关重要的节目，这是一件不易明白的事。我们猜想：司马迁认为世家比列传重要，所以把大事放在世家，小事留在列传；或许以为管、晏的大事都与国家有关，所以放在世家——就是他们的存殁，亦与大局有关，所以殁年的记载，宁可放在世家。大致第二说比较更近情些。无论如何，司马迁不把列传看成若干整个的单位，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读《史记》的时候，必须认识互见之例，而后始能看清传主的本事。

互见之例，在司马迁手里，又发生了褒贬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彰善瘅恶。本来史家对于褒贬，可以运用隐恶扬善之例，但是遇到善人之恶无可讳言，恶人之善不容不说的时候，于是也用互见之例。在善人的本传里只看到善，恶人本传里也只看到恶，而把善人之恶，和恶人之善放到另外一篇去。只要你肯读全书，你自然会看到史家的定论；倘使你专读本传，你所看到的只是史家的偏见。在《史记》里面，这样的例证特多，尤其因为司马迁的成见，早为一般读者所共认，我们可以断定这是史家故意的写法，而不是偶然的疏忽。

《史记·信陵君列传》是一篇有名的著作，我们看到司马迁对于信陵君是怎样的崇拜。传末说：“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灭大梁。”这便隐隐地逗出信陵君的生死，影响到魏国的存亡，当然是一种偏见，所以《魏世家》赞又说：“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这里又说魏国之亡，与不用信陵君无关。这是史论的互见。

信陵君最大的事业，便是将兵救赵之役。本传说：“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这一次的大功，好像完全落在信陵君身上。其实，事情决没有这样的简单。邯郸之围是长平之役的后果。长平之役，赵人用赵括为大将，赵括也是当时的将才，决不如后代史论家所说的庸妄，不幸遇到一个更能干的白起，于是大军为秦人截断为二，这是战略上的大失败。其后赵括被杀，赵卒四十万降秦，为秦人所坑。赵军的善战，向来在魏军之上，人数远过于魏军，再加上为祖国与生存而战，更非魏军之劳师救人可比。假如赵括数十万之众，不能击秦，而信陵君八万之众，居然一战破秦，救邯郸存赵，这不但是白起战略的失败，而且战事胜负的因素都属无效，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奇迹。

然而邯郸解围毕竟是历史的事实。这是怎样的呢？除了《信陵君传》以外，我们再读《赵世家》《楚世家》《平原君传》《春申君传》《白起传》《虞卿传》《鲁仲连传》：从这许多记载里面，我们看到邯郸解围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当时运用了一切外交上的策略，连带在秦国还有些幕后的策动。其时救赵的军队，除楚、魏两国见于明文外，尚有已经出动之齐，正在准备之燕。四国之外，还有与赵自上党、长平以来屡同患难的韩。所以在外交形势上，成立了六国抗秦的战线。固然楚在屡败之后，而且齐、魏、燕的援助也不十分积极，但是赵人还有支撑的勇气，而春申君的毅然北伐，不能不算是有力的威胁。再加以赵孝成王、平原君一面抵抗一面迁就的方案，所以邯郸毕竟是解围了。秦所以不能一举灭赵之故，论大局则为六国还没有完全削弱；论形势则为韩、魏尚在，秦人有后顾之忧；论个人的功绩，则平原君的忧国如家，奔走匡救，其功第一，而春申君、信陵君次之。

但是《信陵君传》却把救邯郸存赵的大功，完全放在传主身上，这不能不算司马迁的偏见；假如我们不把其他的记载看清，那便完全错误了。

其次，关于信陵君个性的描写，在本传看到的只是“公子为人仁而下士”，传中所载的许多故事，确切证实了这样的个性。所以从文章论，《信陵君传》是一篇完整的篇幅。这是信陵君的一个方面。但是他还有些阴影的方面，也见于《史记》。《范雎传》言魏齐出奔，往见赵相虞卿，卿与齐复至大梁，欲见信陵君，信陵君不见，魏齐怒而自刭。这不能不算是信陵君的惭德，尤其是我们知道魏齐也是魏之公子，曾为魏相，所以他和信陵君，大抵是兄弟叔侄之辈，而且也是常常见面的。虞卿可以放弃一切，陪着朋友亡命，而同宗的信陵君，偏偏拒而不见，无怪要引起侯嬴的讥刺了。同传里还看到秦昭王把平原君骗到秦国，软禁起来，向他追问魏齐，平原君只是说：“夫魏齐者，胜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倘使把信陵君的迟疑和平原君的勇决比较一下，我们更可明白《信陵君传》对于信陵君的褒不是全褒，而《平原君传》实对于平原君的贬也不是全贬。这便是史传互见之例的运用。

对于武帝时的人物，司马迁最不满意的要算是田蚡了。在《魏其武安侯传》里面，我们看到田蚡未贵以前对于窦婴的殷勤，及其既贵以后的暴横；我们看到他的骄妄，看到他挑逗李广、程不识的阴险，以及最后致窦婴、灌夫于死的毒辣。这一篇也是很完整的篇幅，但是我们读过全书以后，便会知道在《东越列传》和《河渠书》里，记着田蚡当国的时候，确实有许多老成谋国之论。可见《武安侯传》对于田蚡之贬，不是全贬。司马相如是司马迁最推崇的人物了，一篇《司马相如传》写得那样的光彩（传赞引扬雄语，显系窜改，姑不论），但是《平准书》直说“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可见《司马相如传》对于相如之褒，也不是全褒。我们读完全书，才能知道司马迁对于每一传主的估价。

用互见之例以示褒贬外，其他的作用便是明忌讳。本来直笔的结果，往往以致杀身之祸。《史记·匈奴列传》赞：“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便是一个减轻责任的方法。《史记》仿《春秋》而作，所以关于武帝一代的事实，常有微辞，隐隐约约地在这许多篇幅之后，透露汉武帝的影子。这个还不能算互见之例。

假如武帝时代是《史记》的定、哀之际，那么，五帝三王时代便是《史记》的隐、桓之间。在这两个时代的当中，楚汉之间的时代正和春秋中段的时代一样，既然不能应用“隐、桓之间则章”的原则，却也不必过分着重微辞，这个时代，最适宜运用互见之例。

楚汉之间的时代，正是刘邦、项羽争天下的时代。司马迁的同情，似乎完全寄托在项羽身上，但是他的地位，却不容不称赞刘邦。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矛盾。因此，他对于二人的写法，常常发生异样的色彩。大致从正面写的，刘邦是一个长者，而项羽是一个暴君；从侧面写的，却恰恰相反。所以读者如果只读《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决然得不到二人的真相，只有读到其他的篇幅，才能认识司马迁的写法。

《高祖本纪》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这是正面。但是《陈丞相世家》记陈平言“项王为人恭敬爱人”，《淮阴侯列传》记韩信言“项王见人恭敬慈爱”；就是《高祖本纪》也还留着王陵“项王仁而爱人”的一句。在这三人之中，陈平、韩信都是弃楚归汉的人，王陵之母在楚死于非命，他们对于项羽，当然不会有过分的好评，所以他们的话，都相当地可信。刘邦攻击项羽最大的口实，便是放杀义帝一件事。《项羽本纪》指明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义帝，这个当然是正面文章。《黥布列传》却说项羽阴令九江王布击之。这样一来，凶手便从衡山王、临江王移到九江王布了。但是同传又称随何说黥布：“夫楚兵虽强张，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负盟约而灭义帝”。假如黥布确有其事，随何断无在游说之际，揭其阴私之理。所以义帝被杀，虽是事实，而主谋行凶之人，并未成为定案。《项羽本纪》和《黥布列传》的矛盾，正见当时游移不定的情态。“阴令”二字似更有些“莫须有”的气息。就事理言，义帝的被杀，多半和李自成的被杀同样是势穷众溃的结果；就嫌疑言，刘邦主使的嫌疑更大，因为被认为正犯的衡山王吴芮、九江王黥布，其后都被刘邦重用。

《高祖本纪》说刘邦仁而爱人，这也是正面。但在其他的篇幅里，常有相反记载。《张丞相列传》记周昌对刘邦说：“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佞倖列传》直言：“高祖至暴伉也”。其他见于《张耳传》《魏豹传》《淮阴侯传》《郦生传》者不一而足。从许多记载里，我们看出刘邦是怎样地暴而无礼，恰恰和“仁而爱人”一句对照。高祖十二年，萧何请上林中空地，令民得入田，刘邦大怒，下廷尉，其后对萧何说：“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见《萧相国世家》。这是一段惫赖的话，但“桀纣主”三字，从刘邦口中逗出，正是“自卑情综”的作用。

史传中有了互见之例，不但可以避免重复，而且可以示褒贬，明忌讳。但是必待研讨全书而后，才能看到事实的真相；倘使仅读本传，那么不但不能得到真相，甚至所得的印象只是朦胧而不确切。这也是运用互见之例的结果。在传叙文学里，无论在专传或传叙总集里，情形便不同了。所以要认史传和一般传叙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则可，倘使认为史传就是传叙文学，或是传叙文学的标准，那么不但格局上不能一致，而且在性质上也是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