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何其巩与日寇铁蹄下的中国大学

何其巩（1899-1956），安徽省桐城县人。13岁高小毕业后入中学，转入乡村师范，再转入江淮大学学法政，皆未卒业，最后学农蚕，因参加“五·四”学运，毕业前夕被开除。20岁就任芜湖农场场长。半年后至北京南苑投入冯玉祥帐下，在秘书室做秘书。从苏联考察回国后参加冯玉祥国民军“五原誓师”，冯委何为秘书长。

北伐战争中，冯玉祥军攻克北京、奉军败退东北，蒋、冯、阎等新军阀划分势力范围，蒋采取拉拢阎锡山，抑制冯玉祥的策略，任命阎为平津卫戍总司令，河北省和天津市也都给了阎锡山。对此冯军将领愤愤不平。蒋介石为安抚冯玉祥，请冯推荐北平市长，冯遂推荐何其巩为北京改为北平后第一任北平特别市市长，时何其巩年仅29岁。何任北平市长仅一年，蒋介石即任命阎锡山的亲信张荫梧接何为北平市长，这是蒋、冯暗斗的结果。

何其巩任北平市长，时间虽仅一年，但却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如主持改建原中央公园，易名为中山公园，并修建了中山堂。为滦州起义烈士王金铭、施从云建立铜像。在圆明园旧址之侧，主持修建了“三一八”烈士陵墓，亲自撰写了碑文。此外还做了一些访贫问苦的工作。

1933年以后，逐渐转入教育界，经常与吴承仕、李达、张东荪谈论抗击日寇的事。先任华北大学校长，一年后转入中国大学。先是代理校长，后南京正式任命何其巩为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的出任中国大学校长，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前任校长王正廷委派亲信祁大鹏为教务长，代王正廷控制中国大学，压制抗日运动，迫害进步师生，搞白色恐怖。

这时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地下党员与进步师生参加的驱祁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大家共推戴董事会常务董事主任何其巩接管中大，这时CC系又派来了陈希豪图谋继任中大校长，也被师生赶走，南京教育部无可奈何，始同意任命何其巩为中大校长。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何其巩接受各方面的要求，留在沦陷了的北平。当时地下党组织要他留下来，国民党教育部也要他留下来，收容、教育华北、东北（伪满“留学生”）广大青年。从此何其巩安心留下来，一心一意努力办好中国大学。在敌人的铁蹄下，如何不让日伪势力侵入，这确实是一件不易的事。他凭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高超的政治手腕，纵横捭阖，与敌伪周旋，与魔鬼打交道达八年之久，使中大保全下来，使自己保全下来，终于熬到了胜利，实属万分不易。

关于当时中国大学的情况，1942年10月31日于力在《晋察冀日报》上刊出的《人鬼杂居的北平》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北平城内有一个私立大学，是中国大学。近年经过校长何其巩氏努力整顿的结果，学校地位蒸蒸日上了。对于当地的敌伪，也很能灵活应付，维持着相当的距离和相当的温度。不过这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能维持到多久，谁都不知道，乃至校长本人，也不见得有什么把握。据闻何氏曾被北平日本宪兵队传讯过，未来的命运，正自难说呢？”以上这段话，正是在日寇铁蹄下何其巩与中国大学的写照。

八年期间斗争是复杂曲折的，汉奸们慑于他的威望，同时有些都是昔日旧友，千方百计地拉他下水当汉奸，他既坚决不同意，又不能深加得罪，只有尽量周旋，这样汉奸们对中国大学只能纵容，不敢过苛。日本人也是苦无良策训服何氏以接收中大。曾两次直接找他的麻烦。

一次是1937年9月6日，日本武官今井武夫强令何其巩到他的兵营，恫吓备至，不过当天即放回。这是日寇才占领北平一两个月给何其巩和中国大学一个下马威，迫其就范。又一次是1944年4月5日（清明节）日宪兵队将何其巩拘至东城煤渣胡同宪兵队监狱，这与何氏营救蓝公武，张东荪、王之相、张懋德（中共党员）等许多案件有关，何自认为必死，因而拒绝一切问讯，断然绝食，一连4天，日寇无可奈何了，来了一个高级人员，到监狱向何氏说：“外面舆论对阁下太好，我们一定释放，但必须复食。”并且当即以好汤好饭送到何氏面前。

何听日本人的讲话和态度，不像是假，当即回答：“绝食是抗议，当然要出去，果真让我出去，必须在13日以前，这一天是中国大学返校节（校庆），如果不放我，舆论更要扩大，而且学生会抗议闹事。”他们回答可以办到，至12日下午，真的把开释手续办好，将何邀至客厅叙谈。何当时问他们“还要等什么？”他们说等天黑后用汽车送回去。

何笑着说，可以不必！于是齐送出大门。第二天即返校节，清晨何其巩到校，大学部和中大附中两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共4500余人（外宾不计），在大操场检阅，大家惊喜校长脱险，齐声欢呼，同时也流下了许多眼泪，整个活动，群众热情极高。

过此之后，德、日、意轴心国日渐衰微。何其巩、张东荪、张懋德、黄伯高等人组织的北方救国会已观察到胜利的曙光，经常齐集在北池子何其巩家中，讨论以后的局势。大家一致同意，今后仍必须佯同日伪联系拉拢，以便及时得到一些真实消息，防止受其威胁。这样多方布置，是煞费心力的。

总起来看，何其巩在长达八年的日寇铁蹄下，千方百计使中大保持了一个纯中国人办的高等学府。而且建成了“理化馆”大楼；费尽心力将院系增加至三院九系，由中国学院改称为中国大学；在教学师资方面，在燕京大学停办之后，将该校优秀教师如郭绍虞、胡鲁声、袁贤能……都请到中大任教；学校规模逐年有所扩大，招生名额逐年增加，收容了大批华北、东北失学青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一）不让日本人插足中大，不接受日伪经援，艰苦办学，为国育材。

八年期间，学校无一日本人，除每班每周有两节日语外，绝无一节奴化学生之课程，同时外文有英、德、日三种，学生可任选一种。不挂日本国旗。当时中国大学财政情况十分严峻，首先是除学生的一点学费之外，经费无着，这是极大的问题，一位教授一个月只能领到两袋面粉，这些人虽如此艰苦，坚决不到日伪办的大学去教书。有人向何校长建议，不妨暂时接受一些日伪经费援助，以济燃眉，何校长认为这是饮鸩止渴，绝不可行。他说如果接受日伪的金钱，他们必然要派人来校控制，无异引狼入室。实际他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故八年的沦陷期间，何其巩东摘西借和募集一些钱来贴补不足，从未接受日伪一文钱。

（二）尽力维护爱国学者教授。

在北平沦陷期间，一些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学者，人人清贫自守，不肯与敌伪合作，这些人不仅生活困难，而且由于在家赋闲，常受日人骚扰，甚至受到迫害。何其巩把这些人尽量延揽到中大任教，虽然薪给菲薄，但使这些人有栖身之所，并能发挥所长，为国育材。受日本人迫害的教授蓝公武，曾被宪兵队逮捕，何其巩不但想方设法帮助他脱险，而且协助他转往解放区。

（三）以中国大学为基地，何基巩与中共地下党员张德懋（张靖）及爱国人士张东荪、许宝骙等组建“北方救国会”，从事抗日救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