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忠谏名臣杨继盛弃市后被尊为“都城隍”，俗称“北京城隍爷”。广州城隍庙也供奉有城隍神“杨公忠愍”。那么，雄安新区容城县北河照村的杨继盛（号椒山，谥号忠愍）如何成为都城隍，还被供奉在广州城隍庙？
城隍和城隍信仰。《说文解字》曰：“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可见，隍城本意是护城的城墙和壕沟。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表述则更为直接：“水则隍也，庸则城也。”为祈求神灵的庇佑，人们把水庸纳入祭祀范围，后演变为具象的祭祀城隍。城隍信仰的发展可概况为：起于汉，兴于唐，官祭于宋，极盛于明，衰于民国，残存于近现代。由民间信仰，到官民共同信仰，后又回归民间信仰。蒙元时期，城隍神被赋予人格化，至元四年始建都城隍庙。两袖清风，正气凛然，以身殉国的清官成为城隍的一等人选，文天祥、于谦、杨继盛殉难后均被尊为“都城隍”。
杨继盛忠愍公城隍神
杨继盛都城隍的缘起。乾隆五十一年（1786），杨寿楠、李融等官员巡城时，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炸子桥发现有一座松筠庵，奇怪的是庵内不礼佛，却奉祀一尊城隍神。深入查访得知，松筠庵是明代忠谏名臣杨继盛的故宅，京城百姓感念椒山先生忠君爱民，为铲除奸佞以身殉国，就把故宅改为祠奉祀忠愍公为隍神神。至于何人发起，奉祀于何时就说不清了。
清政府非常重视此事。乾隆五十二年(1787)，胡季堂、曹学闵、阮葵生等官员筹集资金修缮、扩建松筠庵。乾隆五十七年（1792），胡季堂借李春麓巡视之机，建议重塑椒山像，被采纳。于是，李春麓找到在保定为官的同乡张云舫在容城取得忠愍公的遗像。胡季堂曾在苏州为官，找了一位擅于塑像的巧匠，照着画像塑神像。
第二年即乾隆五十八年（1793）忠愍公新塑神像完美塑成。初冬时节，忠愍公像经水路、陆路从苏州辗转请回北京并安放于松筠庵。同时，按照“惬于情合于礼”的原则，将故宅原有旧神像就近请到了都城隍庙。从此，杨公民将城隍神由故宅松筠庵移驾到全国最高级别的都城隍庙作为都城隍，正式接受全国士民的拜谒。
嘉庆二年（1797）大学士刘墉撰写《塑杨继盛像记事》记录此事。道光十年（1830）戏曲名家周乐清赴都城隍庙拜谒，见到神龛上悬挂有一条长幅写有椒山先生的诗，在22年后的咸丰二年受邀撰写《杨椒山先生垂范集》序时，将此事记录下来。
由此可知，杨继盛被尊为城隍神起于民间，后被清政府默许为都城隍。
广州城隍庙三位城隍神
广州城隍庙为何奉祀杨公忠愍。广州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清雍正年间升格为广东省都城隍庙，奉祀三尊城隍神，居中为广东佑圣王，是南汉国建立者刘龑，右侧是明代杨继盛“杨公忠愍”，左侧是明代清官海瑞“海公忠介”。广州城隍庙供奉明代两位清官的缘由尚无准确说法。
不过，从三位城隍神的称呼上可窥见城隍封爵的历史。刘龑称广东佑圣王，显然是封号，而杨继盛和海瑞是以谥号称神。这是因为，城隍神受封始于唐代，宋元承袭此制，到了明洪武二年，朱元璋也大封天下城隍。但时隔一年，又诏令去掉历代城隍封号，只称“xx城隍之神”。所以，明洪武三年之后，各地城隍均无封号，清代承袭此制。但是，原有城隍封号，有些地方也有继续沿用原的。汉代刘龑沿用原封号佑圣王，而明代中后期的杨继盛和海瑞则以谥号称神。因此，民间相传，杨公忠愍城隍神受封的说法纯属误传。
宋代城隍信仰被列入国家祀典，规定新官到任三天内必须拜谒本地城隍爷并立下为官清正的誓言。到了明代，这更是一项硬性规定，“新官上任，必先谒神与誓，期在阴阳表里，以安下民。”朱元璋说：“朕设城隍，使人所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因此，城隍信仰的根本是培养人们的敬畏之心，劝官员清正廉明，劝乡民止恶行善，但核心还在于官能否践行“人民至上”的初心，民能否达到“至善至仁”的修为。（作者/郑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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