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战争本质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战争本质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赵韦博 张超颖 宋梓源

本文发表于《孙子兵法研究》2022年第3期

摘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大量战争评述中，他们始终坚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观点，并且善于从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大维度及其相互联系出发全面审视战争的本质，从军事运动内部规律出发探讨对战争规律的认知和驾驭，以揭示战争的本质规律。当前，国际政治格局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信息技术与科学发展迭代迅疾，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战争形势正赫然发生在眼前。因此，把握战争本质，精准谋略、科学施策，是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有效应变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战争本质 暴力 政治 战争规律

列宁曾说：“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通过认真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撰写的大量战争评述，不难发现他们不仅始终坚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基本观点，而且还善于从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大维度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出发全面、深刻审视战争的本质，从而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对战争本质的辩证认识。

一、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政治总是支配着战争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是一种表现特殊的政治。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时，曾对暴力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进行过充分的历史论证。后来恩格斯又在《反杜林论》一书中，专门批判了杜林的反动暴力论，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观。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暴力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暴力是战争的根本属性，这一属性正是战争同其他一切社会斗争形式相区别的特定属性。同时，战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即为政治的一部分，是国家、民族、阶级和社会政治集团的政治性行动。即从战争的属性来看，战争的暴力性是由其所延续的政治矛盾的尖锐对抗和不可调和、达成政治目的所运用手段的强制性和杀伤性所共同决定的。从战争的功能来看，战争成为运用暴力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是以流血方式强制敌人屈从的暴力对抗的最高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从战争的功能属性角度审视了战争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而且立足于战争发生与发展的全过程，深刻阐释了战争直接为政治服务并受政治支配这一战争基本原理。

政治冲突导致战争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把战争视为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把它看作交战双方平时和战时政治的继续。他们认为战争的酝酿和爆发绝非偶然，而是有着可以溯源的深刻政治动因，政治冲突正是引发战争的直接动因。他们总是善于洞察战争背后由来已久、相对固定的政治背景，进而准确做出那些关于战争爆发与否的重大战略判断。

1859年，意大利统一战争爆发前夕，为了和平解决意大利与奥地利的领土争端，欧洲主要国家拟召开一次外交会议。这次外交斡旋活动曾被欧洲政界寄予厚望。马克思恩格斯则在深入剖析各相关国家的政治目的之后，得出了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意大利萨丁王国意欲借助法国收复被奥地利占领的领土，以实现国家的统一；法皇路易·波拿巴则以“解放”意大利为借口，企图实现其领土野心；但是奥地利——特别是当问题牵涉意大利的时候，如果不是帝国本身遭到危险，是不可能改变它的道路的。因此波拿巴从奥地利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准备战争，这使波拿巴也不得不采取同样的行动。正是在这一政治大背景下，1859年4月，法皇路易·波拿巴和萨丁王国首相加富尔达成秘密协定：法国以得到萨瓦和尼斯为条件，帮助萨丁夺取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伦巴第和威尼斯，统一整个北意大利。萨丁甚至主动在伦巴第煽动革命活动，以此为导火索引诱奥地利和法国进行军事干涉。而奥地利在涉及自身在北意大利的固有势力范围问题时，也表现得十分强硬、决不让步。最终，正如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的那样，这场“装模作样的争吵逐渐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冲突”。正是因为牢牢抓住了战前各参战方的尖锐政治矛盾，他们才能不受西方诸强发起和参与的“和平会议”所蛊惑，直言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撒丁王国推行的正是一种孕育着战争的危险政治，这种政治的延续必然导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政治控制影响战争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战争的开始绝不意味着政治的中断，战争的整个过程都深受国家、民族、阶级和社会政治集团的意志或政治动机的支配。可以说，政治因素及其影响贯穿于战争的始终，并能深层次地影响乃至决定战争的进程。他们总是善于分析政治可能对战场作战行动施加的影响，进而准确把握战争的走势和结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述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时，就曾对战争中的政治控制作出过深刻剖析。1853年10月，“东方问题”的激化导致了克里木战争爆发。他们分析指出，要想制服俄国，最快速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英法联军的海上优势，炮击或攻占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喀琅施塔得等俄军海防要塞，进而切断俄国进入黑海和波罗的海的通道，直接威胁俄国首都彼得堡。但是英法联军并未采取这一速战速决的战略，而是坚持将战略重点放在黑海海域和克里木半岛。由此可知，英、法两国的核心诉求并非彻底打垮俄国，而是尽全力阻止其夺取黑海的控制权。英、法做出如此考量的深层原因正是基于政治上的权衡——当时的俄国在维系欧洲地缘平衡上地位重要，且充当着“镇压革命的欧洲警察”的角色，它们宁愿通过局部有限的军事行动来维持现状，也不愿全面升级战争而破坏欧洲原有的政治秩序。正如马克思所言，“不坚定的、畏缩而互相猜忌的西方列强，起初由于害怕俄国侵略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最后却由于害怕一场大战会引起一次大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恩格斯也曾指出，不应对联军坚决应战抱太大希望，因为“最高当局无意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而且，一旦爆发全面战争，统帅们将被束缚住手脚，变得无能为力。纵然得到决定性的胜利，也会设法把它归于侥幸的成功，而且使它的后果尽可能对敌人无害”。由此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战争进程的考察，不仅着眼于战争的军事方面，而且着眼于战争的政治方面。在他们眼中，战事一旦爆发，政治因素仍然对战争全局及其走向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上的考量与权衡对战争的军事目的框定、战略策略谋划、战役战斗指挥等，都具有决定性影响。

政治媾和最终结束战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战争因政治纷争而起，也将以政治妥协而终。在战争进行的全过程中，交战双方都需要根据各自战场军事行动的胜败得失、国家经济以及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承受能力，不断调整和修正战争的政治目的，并且最后以政治上的协商与约定来结束战争状态，即交战国之间通常借助政治媾和以达到此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研究了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大国之间进行的“遵循一定习俗的战争”，发现其最终总是以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勾连串通、妥协交易而终结，即“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和普奥战争都只不过是遵循一定习俗的战争，是战争机器一经打碎或损坏就要媾和的政府之间的战争”。他们分析指出，在克里木战争中，英、法两国政府只是将对俄战争限制在黑海局部地区，不断削弱俄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同时试图通过在外交上联合普鲁士、奥地利，以最终达成孤立俄国、“政治解决”东方问题的目的。这点可以从恩格斯在对克里木战争的评述中看出，他指出这场战争是“是一场小范围的大战争”，战争的主要战局虽然大多局限于克里木半岛，但背后的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则更为广泛和激烈。1855年9月俄军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陷落，12月奥地利导向联军一方并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接受停战谈判，此时军事和外交上已被大大削弱的俄国不得不“同意把奥地利的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虽然这远没有解决媾和问题，但总算有了结束战争的可能”。巴黎和会自1856年2月25日召开至3月30日结束，英、法、奥、俄经过持续1个多月的激烈讨价还价，最终在东方问题上达成政治妥协并宣告战争结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同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的真正的革命战争、人民战争相比，那些为封建王朝利益而战的规规矩矩的政府之间、军队之间的战争，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统治阶级自私自利的政治意志以及相互之间的卑劣妥协，因此，结束这类战争的最终推手一定将是那些令人不齿的政治媾和。

二、战争通常起因于物质利益的冲突，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进行战争的重要考量

       

战争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是物质经济利益冲突的外在表现。曾经在战争本质学说方面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把导致战争的政治仅仅视为国家间的外交关系，把政治冲突视为统治者之间的意志冲突，因而在他看来导致战争的政治常常具有很大的个人随意性和历史偶发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不仅看到了战争和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而且还由此出发更进一步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有史以来的一切战争根本上都是为了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在他们看来，任何一场起因复杂的战争背后都有着十分深刻的经济动因，即总是以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作为驱动力和落脚点。因此，要想全面、深刻认识战争本质，就不仅需要承认政治对战争的直接影响，更在于分析导致战争的政治背后那些起长期的、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原因。如此也就大大深化了对战争本质的科学认识，从而把人们的眼光引向隐藏在政治博弈背后的经济斗争。

国内经济危机与国际经贸冲突总是酝酿战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尽管战争的背景包含了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等诸多方面，但一般来看都具有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共性特征，即经济的动荡和冲突。大国之间经贸的彼此依赖与冲突、一国内部经济的稳定与动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或和平的主基调。这一特点在工业时代的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马克思认为，18世纪以来欧洲战争与革命频发都离不开一个共同背景——商业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欧洲革命正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既是经济社会过渡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这一革命因经济危机而起，其本身也成为经济变革的一部分。1853年，英国工商业发展再次出现衰退迹象。马克思又一次指出，此次始于英国的经济危机，很可能带来一场全欧范围内的政治危机——战争或革命，“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不出马克思所料，始于英国的金融危机迅速从欧洲大陆蔓延至美国，进而引爆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一时期，欧美国家国内经济衰颓、政治失序、社会治理混乱乃至倒退，国家间的经贸与政治冲突也日趋严重，战争与革命一触即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乃至剑拔弩张。”一些遭受严重的商业与财政危机的封建军事大国，国内政治统治难以为继，更是不得不通过对内进行镇压、对外发动战争来谋取新的出路。1854年以来相继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西班牙革命，以及1859年奥意法战争甚至是美国后来爆发的南北战争等，都与此次普遍性的经济危机密不可分。由此可见，一国的经济动荡不仅会加剧其自身革命和对外战争的危险程度，而且随着经济危机的迅速传导，甚至有可能引发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战争或革命，而这实际上都是对国内经济危机的直接回应。

战争的主要考量在于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手段和目的，是战争与经济之间最本质的联系，而战争归根结底是实现一定经济利益的手段。因此，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探究战争，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战争目的最重要的战略考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到，资本主义时代工业文明的大发展并未带来自由与和平，而是伴随着更为疯狂的掠夺与战争，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使然。较之于以往时代，战争在资产阶级手中更是被明确无误地作为追逐经济利益的工具。他们在详尽分析了英国是如何在反拿破仑战争期间，成功利用炮舰外交确保了它对现代工业和全球贸易的垄断基础上指出：“英国的战舰割断英国在工业上的竞争者同他们各自的殖民市场之间的联系达20多年之久，同时又用武力为英国贸易打开了这些市场。南美各殖民地脱离了它们的欧洲宗主国，英国侵占了法国和荷兰的所有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被逐渐征服——这就把所有这些广大地区的居民变成了英国商品的消费者。”直到181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获得了一切重要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权”。可以说，在19世纪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为了获得对增强国力有益的经济资源，为了使潜在对手无法得到这些资源，一些欧洲强国常常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增强本国政权的威望，更好地维护国内稳定和实现外交目标，最终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以英国为例来说明，其战争态度和策略上的根本考虑在于确保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譬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考虑到战争有助于削弱美国工业生产等方面与英国的竞争力，有助于增大英国在争夺世界贸易市场方面的优势，英国资产阶级及其内阁鼓吹、叫嚣对美国北方的战争。但马克思也指出，通常情况下，“英国的商人阶级是会怀着最大的恐惧来看待对美战争的”，因为战争导致的直接军事对抗同样会使英国付出沉重的战争代价。因此，英国采取了暗中支持、作壁上观的策略，只为美国南方建造军舰、提供枪弹等军事技术支持，但始终拒绝出动陆军直接干预。英国政府的战争态度与政策，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战争的主要考量在于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判断。

社会经济运动借助战争为自身开辟前进道路，战争因其巨额的财政消耗和巨大的破坏作用，势必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看到了这一点，而且辩证地指出，战争在历史上还起着一种革命作用，正义战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甚至非正义战争也可能违反发动者的意愿，促进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那些真正立足于打破经济上分散发展、增长乏力的“统一战争”，能在很大程度上带来经济社会的飞跃。恩格斯在晚年时特别关注德国统一问题，指出德国统一具有强烈的内部和外部经济需求，其目的是为了改变德意志各邦内部的经济分散状态，摆脱德国在对外贸易中的不利地位。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的工业文明获得了巨大发展，德国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德国国内工商业飞速发展与繁荣，贸易更是遍布世界各地，以致国内彼此隔绝的小邦制度及国外的无权和无保护状态难以为继。国内资产阶级发出了强烈的统一呼吁，使得“德国的统一已成了经济上的必要”。此时，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发起的德国统一运动，迎合了资产阶级实现统一的这种经济需要，即“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渴望消除由小邦割据造成的交往受阻状态，渴望在世界市场上同它的国外竞争者争得同等地位，才引起了俾斯麦的革命”。普鲁士在1864年至1871年先后发动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最终实现了德国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一跃成为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经济和军事强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为：从国家或民族的角度看，战争对生产方式的调整也起着促进作用。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总是能历史地、联系地、辩证地看问题，将这些地方的民族解放战争和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及欧洲革命联系起来考察。马克思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一判断，一方面明确了西方殖民国家的侵略本质，以及其侵略行为给被侵略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另一方面，又阐明了战争的反作用，揭示了战争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的巨大冲击，对落后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变革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战争需要遵循它自己的规律，善于灵活驾驭战争规律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出发，认为战争也和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一些遵循一定法则运动的客观过程，它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与某些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以及军事本身的因素有关。因而它的规律是可知的，军队在战争中行动的法则是可寻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战争总是离不开一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与动因，然而战争一旦开始，军事手段就是主要的，军事手段的运用有其自身规律，指导战争必须服从这些规律，违反了这些规律将招致失败。正如恩格斯所写道的：在命令下达之后，“海上和陆上的军事调动，便不再服从外交官的愿望和计划，而服从它自己的规律，违反这些规律，就不免使整个远征军遭受危险”。因而，要想取得胜利，指导战争的人必须经常研究和熟练掌握战争规律，并在实际行动中严格按照战争规律办事，因势利导，争取主动，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战争规律可被认知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在战争规律认识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前辈，囿于自身所处的时代、阶级地位和唯心主义世界观，通常不承认战争活动中存在着可以为人们去认识和掌握的客观规律。例如，资产阶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就认为，战争是一种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领域，是不可知的。他不承认战争中有法则这样一类反映事物运动规律的东西。他写道：“法则这个概念，对于认识作战来说是多余的，因为战争中错综复杂的现象不是很有规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则在于，他们科学揭示了战争规律产生的客观基础，坚持在战争认识上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正确看待偶然性在战争中的作用呢？他们对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恩格斯曾经说过，“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包括战争在内的人类军事活动。他告诉人们，战争指导的任务正是透过复杂的偶然性来揭示必然性，找出客观存在着的战争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战争规律来源于战争实践，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因而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物质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恩格斯曾在探寻1704年法布联军在布伦海姆会战中失败的原因时指出：“这次会战从战术观点来看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极其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战术同现代战术之间的巨大差别。同一种情况，即两翼前有两个居民点，这在今天会被认为是防御阵地的最有利的条件之一，而对于十八世纪的军队却成了失败的原因。在当时，步兵完全不是适于进行具有明显的非正规性质的散兵战，而在今天，散兵战却能使精锐部队防守的砖石房屋居民点成为几乎不可攻克的。”这就是说，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一些旧的战争规律总是被一些新的战争规律所完善和取代，唯有深刻洞察这些呈现于战争实践中的发展变化，才能够揭示正确的战争规律。

违背战争规律、蛮横干预战争通常招致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战争现象时都遵循着这样一条战争指导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即要想赢得战争胜利，指导战争和指挥战场军队行动的统帅与将领就必须经常研究和熟练掌握战争规律，并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严格按照战争规律办事，因势利导，争取主动，迫敌就范。相反，军政领导人如若对战争规律及其制约作用视而不见，全然不顾战场实际情况及其发展变化，主观违心地胡乱发号施令，甚至违背战争规律奉行了错误的战争指导原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事恶化甚至是惨败。

恩格斯就曾多次批评那些不按战争规律办事、强迫战场行动服从于政治需要、最终导致全局溃败的战争现象。1870—1871年普法战争进行到8月上旬，法军由进攻转入防御。此时直接配置在边境上的法军如同一字长蛇。恩格斯指出，依据防御部署的基本常识，法军或可把军队主力后撤一日行程，使军队集中、同时处于能够灵活机动支援的距离范围内。但是法军的部署丝毫未有改变，直接导致首战的惨败。恩格斯透彻地指出，这根本是由于“不允许在第一次的会战以前就退却”这一政治需要。恩格斯还大胆预言，正是出于“军事行动一直服从政治上的考虑”，麦克马洪军团必将遭受覆灭的命运。战局发展如其所料，因为担心继续退却会引发国内革命，巴黎政府拒绝麦克马洪元帅的合理军事请求，即退向巴黎固守防御、诱敌深入待机破敌。一再强令该兵团去援救远离法国中心的巴赞兵团，终致麦克马洪兵团被歼和法兰西第二帝国覆亡。后来，法皇在其自白中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由于“巴黎强迫执行违反兵法上最基本的原则的作战计划”而造成的结果。而实际上恩格斯早就透彻地认识到：“如果不根据敌人营垒中所发生的情况，而根据巴黎所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那么它就已经失败一半了。”法军的失败正是政治领导不尊重战争规律、蛮横干预战场正确行动的必然结果。

遵循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战争制胜的关键。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历史上和他们所处时代大小几十场战争的仔细观察和认真思考，提出了一系列组织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战略战术原则集中反映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歼灭战思想，积极防御思想，掌握战场主动思想，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思想，适时捕捉战机思想，攻敌于不备和乘胜追击思想，慎重决战和摆脱被动、争取主动思想，保留预备队和用好预备队思想，以及严防行军遭敌袭击和趁敌移动予敌以袭击思想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战争指导者唯有从战场实际出发，遵循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才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

进攻和防御是作战行动的两大基本类型，搞好进攻和防御的组织实施事关战斗乃至战争成败，因此一向为战争指导者和战场指挥官所关注。恩格斯更是花费了很大精力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留下了不少重要的战略战术原则。如在进攻作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实行彻底的歼灭战。为此，他们强调，必须集中兵力，打敌要害，迂回包围，不使漏网。而要做到这一切，没有巧妙适时的机动绝难奏效；在防御作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实行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为此，他们强调，必须重点设防，相机歼敌，防中有攻，攻防结合。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战争战略指导层面指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法原则，如：战争中优势的取得，最根本的是掌握主动权；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不在城市得失；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时间就是军队；攻敌于不备，歼敌于追击之中；选择决战的时机和地点要慎重，采取扭转战局的措施要果断；预备队是借以解决战斗的主要手段；力避侧敌行军，用好侧方阵地；组织大部队行军要考虑各纵队间的相互支援，应把会合点选在敌军活动范围之外，等等。这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作战用兵方面的重要主张，既是对前人优秀军事艺术的直接继承，又是对历史上和19世纪下半叶一些成功战场经验的总结。这些主张来自实践，反映了战争指导的一般规律，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意义。

四、马克思恩格斯战争本质思想的现实启发：新时代背景下战争本质的变与应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善于把握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与战争现象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从军事运动内部规律出发，深刻探讨了对战争规律的认知和驾驭，进而全面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规律，并经受住了现实实践活动的检验。当前，国际政治格局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信息技术与科学发展迭代迅疾，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新的战争形势正赫然发生在眼前。因此，把握战争本质，精准谋略、科学施策，是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有效应变的关键环节。

启发之一：战争依旧是国家达成政治目的的强有力手段，但发起和赢得战争的全过程更加凸显政治设计的重要性。当代战争并没有改变或消除政治性，它依然服从服务于政治，受政治支配。并且，随着全球政治交往的复杂化，军事行动样式的多元化，以及局部战争指挥和控制的需要，战争发起者要想有效达成既定政治目的，就必须从政治的高度与全局出发，着眼政治需要科学设计战争的目标与步骤尤其是战后安排。

第一，当代战争的全球政治背景趋于复杂，要求战争指导者善于经略国际关系，积极营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政治外交格局。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竞争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战争，绝不仅仅取决于本国和本地区的政治矛盾运动，还会取决于这些国家、地区的政治矛盾运动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相互作用。纵观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相继爆发的如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纳卡冲突等，虽起因于国内或者邻国间的政治冲突，但其发生和发展都有着广阔而深刻的世界政治背景。有些地区性军事危机的扩大与升级，背后离不开大国之间的政治较量和美西方的直接操控。由此看来，一场局部战争也好，一场武装冲突或军事危机也罢，通常都与国际政治关系休戚相关。因此，战争指导者必须详加考虑这一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既善于在战前和战时纵横捭阖、因势利导地形成制胜对手的政治外交环境，也精于借助战争手段塑造有利于己的战后政治格局。

第二，当代战争的战争理念趋于模糊和扩大，要求战争指导者始终坚持战略服从于政略，自觉以政治逻辑为统领指挥和控制战争。近年来，美西方提出“多域战”“全域战”等作战概念，甚至抛出“混合战争”“大国战争”等战争理念。这些新词所蕴含的实质内容绝非首创，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总体战”这一传统战争思维。它更加强调统筹整合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所有资源，综合运用外交、舆论、经贸、科技、战争等各种手段，达成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这一核心政治目的，而这其中政治因素起着绝对的统领作用。因此，强调从政治高度出发，对战争进行全局设计显得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深谙政治，战争的指挥和控制必须基于政治，必须自觉地以“政治逻辑”为主线筹划和指导战争。具体来说，从确定军事打击目标，到选择开战时机、控制战争节奏，再到评价作战行动效果、终结战争行动，都必须贯彻政治要求，把政治摆在第一位。

启发之二：战争依旧离不开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但实行战争需要立足于自身综合国力严格控制战争成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战争作为政治冲突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其背后常常蕴含着深刻的经济根源。现实中的战争常起因于国家间领土主权、民族宗教等方面的争端，但深究其中长远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动因，则总是指向十分明确的物质经济利益，根本在于维护和拓展自身的经济发展。因此，基于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全面衡量战争成本，是战争决策和实施的重要考量。

第一，现代战争的社会负面影响加大，要求战争指导者充分顾及其可能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冲击，慎重进行战争决策、采取军事行动。从全球经济发展一体化维度来看，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处于全球生产链条、经济利益链条之中。一场局部战争可能触及到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特别是会对交战国本身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那些有悖于国际外交准则，甚至严重侵犯他国领土主权、民族感情的侵略战争或干涉战争，常会激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导致本国经济发展陷于孤立，甚至淡出全球经济发展。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维度来看，那些倚重于发动战争机器以刺激国内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很可能造成国内经济发展畸形。基于上述考量，战争指导者应当清醒认识到，战争是解决政治矛盾冲突的保底手段，但维持本国经济社会长期向好向上发展，才是应该秉持的一般逻辑和常用手段。

第二，现代战争的经济技术成本大幅攀升，要求战争指导者筹划战争及与之相关的备战活动，都应当基于自身综合国力加以全面衡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战争形态加速演变，战争赖以维系的经济技术基础——武器装备生产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国防科技与工业建设、组织制度基础——国防和军队建设与改革，以及整合其他社会资源用以发展国家战争潜力和军事能力，都意味着愈来愈多的经济投向和投量。总体而言，战争的经济成本尚在不断攀升。因此，同战争所能够维护和拓展的经济利益而言，战争指导者需要算好一笔“经济账”。在战前，国防建设的规模、军队员额的总量、现代化武器的采购、军事演训的频度都应当维持在适度范围之内；在战时，一旦战争的规模、持续的时间超出主观控制，国家财富积累和经济发展潜力在战争中消耗殆尽、得不偿失，就需要及时止损、量力而行。

启发之三：战争依旧需要遵循一定的战略战术原则，但应更加注重研究和把握混合战争背景下的特殊战争规律。战争一旦打响，仍将以打击敌指挥控制中枢、歼灭敌重兵集团和精锐作战力量，甚至摧毁军事工业和阻断经济命脉等为重点，立足以战场胜利有效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但也应当看到，现代战争形态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战争涉及多个领域和多维空间，且彼此交织渗透。因此，战争指导者应将视野延伸至战场之外，深度研判混合战争特点规律，并以此谋划相关战争行动。

第一，军事领域同非军事领域的斗争活动深度融合，要求战争战略指导者具备相关知识与能力储备，打通领域隔阂、全局谋划战争。从近期爆发的几场局部战争来看，“混合战争”已然从理论走向实践。可以看到，与战争紧密相关的斗争活动已扩大至金融、舆情、科技等诸多领域，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战争规则。一些非军事领域斗争所体现出的内在规律，正逐渐在军事领域甚至是一般战略战术原则中得以体现。特别是随着一些先进科技手段的广泛运用，这一过程明显加速。例如，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充当情报员和进行战场宣传，通过网络提供战争资金等。这些金融信贷、网络舆情、科技专利等领域的做法，常常被用以配合战场行动，提升维系战争的经济、信息和技术能力。上述非军事领域和军事领域的斗争彼此交织，进而生成新的战争样式和与之相应的新的战略战术原则。战争指导者唯有积极主动适应这一变化，在战略层面上善于协调整合各领域方面的斗争，方能形成最大战争制胜合力。

第二，战争的表现形式及过程节点有所变化，要求战争指导者主动塑造有利战略态势，力争在战争爆发前或战争初期就赢得战略主动。当代战争除去战场方面的激烈军事斗争外，主要参战方均调动各领域资源展开战略博弈，军事领域和非军事领域的斗争彼此交织，共同对战争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多领域的斗争活动常常在战争爆发前就已酝酿，甚至是高强度地展开。如预先摧毁作战对手战争经济潜力的金融战，瞄准动摇作战对手战争意志决策的信息战，阻断作战对手军事技术支持的科技战，等等。信息化战争的一大特点就是，战争尚未爆发，信息迷雾先行。战前的舆论宣传、信息引导早在文化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就已悄然打响。战争发起一方通常集中包括官方新闻媒体、社交网络平台在内的舆情力量，向敌对国民众特别是党政军机关、要害关键人物实施精准信息投送，试图影响核心决策层的重大战争决策。战争指导者应当对这一战争趋向洞若观火，早作部署，以先期在各领域进行有力战略预置，打破对方的战争企图。

作者简介：

赵韦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研究员，陆军专业技术上校；

张超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文职人员；

宋梓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火箭军上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