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谢同裕：吃食堂的我，把一个月饭票弄丢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年轻时的本文作者

谢同裕，1950年生，安徽无为人，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下放农村插队，后读书无为师范，安徽劳动大学毕业，曾任中小学教师，后在机关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两次吃大食堂的不同经历

作者：谢同裕

01

1958年，全国沉浸在一片快乐的情绪里：成立人民公社，放人造卫星、收割亩产千斤田，建万头猪场，吃大食堂……好消息接连不断。

我们五华居民区是无为县和无城镇（大江公社）所在地，而五华居委会的天灯片又是在县委、县政府的眼面前，吃大食堂的试点就定在我们片。

有一天，居委会主任带人一家一家搬走吃饭的大桌子、长条板凳。不知道干什么事，居委会主任一边搬，一边解释说，“要吃大食堂了，过集体共产主义生活。”

当时有一句口号叫“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办公共大食堂这样的做法个个高兴，人人都在想共产主义社会的的好处，只是有一点没想到，共产主义到来的这么快！

这些桌子、板凳往基督教堂里搬，好在不远。

教堂里祈祷活动停止了，星期天的礼拜活动被取消了。

其实，当时要找到一个能够办大食堂的公共场所真还没有，只有我们的这一片有这样再好不过的场子了。

大桌子、长条板凳搬进去了，大锅灶几天就砌好了，长条板凳不够用，教堂里有的是两人座椅子挨墙边放，不然挡路。

居委会主任带人挨家挨户收缴各家的粮油供应证（我们叫粮本子）柴米油盐和盆碟碗盏筷子等。大江公社又从万头猪场调来猪肉，从蔬菜大队调来蔬菜，在一片鞭炮声中，无为县大江公社五华居委会大食堂正式开业了。

开业头一天，就看到居委会主任忙碌的身影，和食堂里热烘烘的场面。开业那天上午，人头攒动，群众个个喜气洋洋。

食堂的水井边是正在清洗的蔬菜鱼肉，淘好沥水的大米，及盆碟碗盏。

教堂里几十张桌子上摆满了大鱼大肉，饭桶里米饭冒着热气。

中午十一点，食堂一开门，居委会主任把门一个一个认脸放行。本居民区的群众只有她能大谱子认得高（方言指全部）。

桌子四周一下子坐满了居民群众，八人一桌，不许占座等人，坐满开席。

开业前，例行公事，领导讲话。放鞭炮的在等领导讲话结束，就噼噼啪啪点放起来，在一片烟雾弥漫中赶紧唧上空位，等着人齐开席。

开席前所有居民的桌数都统计好了，先吃好的走人，再摆下一席。

已上席的个个坐齐，哪里还等得及什么领导讲话，领导讲话一结束，也没鼓掌，一个个把筷子握在手里，抢着盛饭吃菜了。

开始，教堂牧师不甘心，还在边上一个自己的小房间里坚守，生怕吃饭的人把他的桌椅板凳碰坏了。渐渐，看见恢复礼拜无望，人就撤走了，不再待那里发呆了。

那几天上学从大食堂出来的小朋友，天天油嘴抹抹的，人人红光满面的。其它居民区的学生眼馋失落地听我们吹牛，个个十分羡慕。

后面每天在食堂门口照样有人把门，这已经不是居委会主任了。他们也不给生人进来，有时也真有别的居民区的人混进来，或“走后门”来吃共产主义大锅饭的。

当时，除了第一天开张的菜就像过年过节的，以后的菜种逐渐减少。不过，我记忆中最深的是萝卜烧肉，是最香最好吃的一道菜了。

大食堂办了一个来月，还没来得及推广，南门万头猪场的猪杀没了。当时的万头猪场只不过把大江公社范围（包括官镇、檀树、凤河三个小乡）里的农户家饲养的大猪小猪全部赶到一起。一折腾，猪死了许多，猪场很快关门大吉了。食堂的粮食也是本片家家户户的粮本子上的供应量，粮食也超支了，也没得到粮食部门补贴。

挨到最后，食堂只好关门了。各家各户的粮本子重新发还给各家各户，大食堂散伙。

一个个居民从食堂要找回盆碟碗盏，家里锅是没有了，已经在大炼钢铁中作为废铁进入坩埚熔化了。早去的还能挑几个好的碗碟，去迟一步的，只能在一堆碗筷里找回几个破碗破碟，大桌子也不给往回搬，其余得重新购置了。

第一次吃大食堂给我的感受是，共产主义到来得快，共产主义走得也快。

02

在家里吃了几天小锅饭，大食堂重新开业了，这一回是在全国范围内吃大食堂，个个凭饭票打饭，粮油供应证全部上交。

每到开饭时间，好羡慕打饭的炊事员，就是她们可以打饭给人打多打少，盛粥可以给人盛厚盛淆（淆粥饭米生子沉底下，上面就是滑影汤）。那些人捧着盛粥的巴缸子，就唱起了电影《红湖赤卫队》中插曲“红～湖～水～呀，浪～呀门～浪～打～浪～呀，洪湖～岸边～是呀们～是家乡啊。”

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糟搞，粮食歉收和浪费。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量逐步减少。人人面黄肌瘦，只有炊事员和小队长（街道居委会主任）的家人个个红光满面。有一句话叫“一斤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两一钱，饿不死炊事员。”

当时，粮本子上每月成人供应25斤米，未成年人每月22斤半米，孩子按年龄分段递减。食油每人每月半斤。粮管站不卖米给个人，只卖给食堂。这么点米，换成饭票也就一小搭。只能一天一天计算着吃。

就这么点米油，还给小队长和炊事员克扣，食堂炒蔬菜没油，只用水呼得黄巴巴的，将就着吃。

舔碗是吃完饭的基本动作，文雅一点的就是把碗里用开水倒进去，晃干净一口喝掉。

三年自然灾害的头年1959年的饥饿来得太快了。

糟搞、粮食大面积减产。基层干部害怕批评和处分，一层一层对上瞒报粮食产量。

无为县本来是产粮大县，俗称“鱼米之乡”，这一回，也拿不出多少稻米来上交国家粮库了。上面来调多少，就给多少。对内城镇居民群众粮食供应只能尅斤扣两。农民被直接切断粮食供应，理由是农村有存粮。

由于吃不饱肚子，记得清楚的是我家婆奶奶叫她孙子给她去食堂打粥，本来粥就精淆的，回来路上就给那个小子喝掉许多，到家没几口。

由于缺少食物，人都缺乏营养，县医院当时最多的病人是肠梗阻、浮肿病。

肠梗阻主要是吃大糠的人肚子里的屎拉不下来。在家里用手抠、用篾爿子、用耳扒子掏，也抠不出来，只好被家里人送到医院。

浮肿病的人，脸上黄巴巴的，身上泡涨鼓大的，腿上一捺一个宕。

我真的见到过：我们院子里一个人家孩子，两三岁吧，没得吃，皮黄脸肿的，身上臭烘烘的，坐在小站窝子里，也没人管。

那个孩子眼角上、嘴巴上被苍蝇下满了苍蝇子。我放学回来看见了，告诉了她大人。她大人用手巾给他擦一下。过一会，苍蝇又跑来下子，小蛆在脸上乱爬。没几天，那个孩子就死了，好像也没人哭，拖走了。

当时，人们想尽了点子，找吃的：吃草，也不知道什么草能吃，嚼嚼草根。有的吃香灰（又叫“观音土”）、吃榆树叶子、吃马齿苋、吃大糠，把大糠捶碎吃。

有人常常夜里肚子饿得实在不行，起来抓点臭小菜子，喝开水充饥。有的喝酱油汤充饥，买糖精和水喝。能找关系到酱坊买到豆腐渣，后来豆腐渣也凭证供应。

当时，县委会边有一个饭馆是县委招待上面来人的，有时杀鱼，去除鱼掩子、鱼肠子、鱼鳃，倒进垃圾堆。

有人把这些废弃物摘了鱼胆，用水煮成凝固物鱼冻子，放在我们学校门口卖，分大小，卖5分钱或2分钱一块，生意也不错。

听说，有吃屎的，有吃死人的，但是我没见过。吃死人的，主要是想死人放家里充数，多一份食堂供应。

三年自然灾害，能够活下来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也因为是城里人，再苦再少也有粮食供应。

农民就没那么幸运了。我1973年下放到县里东乡陡沟坝农村教书时，当地农民告诉我，三年自然灾害，那里基本上死黑子笼，那里的住户都是以后从外地迁移过来的。

在此前我还在无为县白茆插队落户，公社举行阶级教育报告会，叫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上台忆苦思甜。个个农民不干，一句话把领导回得没话说。

贫下中农说，“忆苦思甜我只记得1959年饿死人，哪有比这个苦些。没饿死，活过来就不错了。”这还是无为经济条件最好的洲上贫下中农说的。

放在大圩心里的陡沟公社，叫农民忆苦思甜，公社领导不给这些人刷嘴巴子，谁叫你在讲胡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斗走资派时，“共产风”时期担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的姚奎甲，就被无为的农民造反派从外地抓回无为巡回批斗，不是放在铁笼子里装着，就给农民打死了。

三年自然灾害无为人吃大食堂，死了多少人？据《无为县志》1992年版记载，仅1959年死亡和流失就有16万人。当时无为人口有82万，到1960年，全县只有66万人了。

第二次吃大食堂，让我们尝到了“大食堂”的厉害。“大食堂”害死人，“办食堂就是干部为自己打算，他们可以多吃多占。”（见张凱帆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03

二哥救我一命

三年自然灾害有多困苦，粮食有多精贵，现在这一代人想都想不到。

说说那个年头我碰到的糟糕事。1959年上半年，母亲在芜湖市安徽师范学院读大四，正在枞阳实习，父亲又要出差，家里只有我们兄弟姊妹四个。

刚参加工作时的母亲

大哥谢长春17岁在无为中学读初三，姐姐谢翠霞15岁，二哥谢同心13岁在杏花泉小学读五年级，我10岁读小学二年级。

没大人照应，好在吃食堂，就洗洗衣服少许杂事送给家婆奶奶做做。

父亲出差两个月，去合肥安徽省工商联干部学校学习培训。出门前，他给我们兄妹3人买了两个月的饭菜票，一人一份。每人每天7两5（饭票9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粮食供应量三个人平均是22斤半。大哥在中学买饭票吃。

只过了一个月不到，一天中午，姐姐放学回来迟了。姐姐学习成绩差，五年级已经连垛了三年，还经常给老师留下来，在老师家门口罚站。我们已经吃过了，她怕食堂关门打不到饭，我就对她说，我陪你去食堂打饭。

我手里捏着饭票，陪着姐姐打饭回来，突然一看，手里还剩一个多月的一叠饭票在去食堂的路上搞丢了。

我一路上慌慌张张地回头去找。每块石头缝、每个草蕻里都翻遍子。

食堂不远，炊事员已经下班回去，门锁起来了。我只好沮丧地回来了。

没有了饭票，意味着后面一个月就没办法生存了，我丧魂失魄。父母都不在家，谁也不能给我吃的，也没得给。

二哥知道了我饭菜票搞丢了，就说，“我一天就9分钱饭票，我只能拿出3分钱饭票（2两5）匀给你，翠霞你匀3分钱饭票吧。” 

二哥说完，把自己的饭票数了数，递给我一叠饭票。

姐姐说，“我饭票吃过了头，匀不出来。”

那个年代，我没得说了，不吃别人的已经就不错了，谁还能拿出来给别人吃的……

这时候，我想起来，大哥的一个木头书箱子恐怕还有私藏的食物。

我和二哥撬开老大的书箱子，除了几本书，箱子里一个抽屉里已经空空如也。

我几天前见到的几斤面粉、一小瓶香油已经不知去向。

我再翻一下大床底下的一个洋铁箱子，里面原来有半洋铁箱子，约二十多斤堕米籽子（晒干的熟糯米子）也没了。

前几天，当我发现大哥的秘密时，他叫我别声张，别给她们（姐姐和二哥）知道了，哪天摊粑粑给我吃。哪晓得就几天，连堕米籽子都给他一个人吃光，只剩下一个空桶了。

他每天上学比我们早，天天早上用香油（菜籽油）摊粑粑、煮穿糯米吃，一个人把家里的存粮一襻吃得干干净净的。

晚上，大哥放学回来，二哥告诉他，我饭票丢了。他吭都没吭一声，像没事的。确实与他无关。

在以后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算计着怎么安排：早上不吃，空肚子上学；中午打2分钱饭，回来用水煮煮，想让他涨大一点。晚上打一分钱饭，吃了就捺个枕头在肚子上去睡觉，没作业，也少消耗。

好不容易，一个多月终于挨过去了，父亲的学习培训也结束回来了。

他一见到我，前胸贴后骨，瘦骨嶙峋的样子，十分吃惊。问我，你怎么这么瘦？知道了情况后，对我说，“你怎么不找食堂朱会计先借一个月饭票？”然后心疼的摸着我的头，“我要再迟毫回来，这小伢子就没命了。”

我这条命，说实话是二哥给的，不是他，我见不到今天。二哥的忠厚善良救了我一命。

外一篇

我所经过的大跃进年代的

“除四害”和大炼钢铁

1958年，我虚岁9岁，一二年级之间。时间久远，往年的记忆已经显得很模糊了，不过一追索，还想起来许多。

“除四害”是1958年6月以后的事。“除四害”，就是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

“大炼钢铁”稍迟，同年8月。

“除四害”中灭麻雀、老鼠、蚊子这些事，由于当时我们年龄小，临不到我们去做，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不过有上交的任务还得完成。

最清楚的是灭苍蝇，挖苍蝇子（蛹）交数。为了迎合政治任务，学校有时放假给我们去挖苍蝇子。一个一个同学从家里带来铁锹、铲子、小瓶子去找厕所，找茅缸屋。

当年也不管脏不脏，有没有传染病，挖到苍蝇子，用手盘来盘去，不嫌脏，拣到小瓶子里去。

因为不注意卫生，那个年代的孩子大多数人肚子里有蛔虫，宝塔糖是一种畅销货。

记得我脸上有蛔虫斑，宝塔糖吃下肚，肚子疼得要死，屙屎蛔虫一大团囊子缠在一起。有时还要用手在屁眼子里拽蛔虫，不然它出不来。

怎么个拽法，用手拿揩屁股废纸包住蛔虫，把半条已经从肛门里爬出来的蛔虫拽下来，一拽可能拽出来几条。

有几次蛔虫还从喉咙里爬出来，想想更是恶心，不知是不是挖苍蝇子把蛔虫卵带到肚子里的。

苍蝇子在厕所里是太多了。苍蝇下卵在粪坑，成蛆后爬入地下缝隙成蛹，就是苍蝇子。

那时候，每个厕所都给人掏尽了。见一个厕所，挖一个厕所。见一个茅缸，挖一个茅缸。

厕所、茅缸是泥巴地，就翻土找蛹。是砖头地，就把地上的铺地砖撬起来。当时没水泥地厕所。

有群众说笑：“只顾羊卵子，不顾羊性命。”当年政治任务大于一切，压倒一切，也顾不上许多了。

城里比较好一点的厕所，都有小青砖铺地。青砖肖（薄），分量轻，就是不结实。

那一个个砖头被撬翻开，人们只找苍蝇子，没人管横七竖八的砖头，更少有人复原。

上厕所不会停，几脚就把砖头蹅个稀巴烂。

挖苍蝇子的这一班人马走了，又一班人马来了。一天也不知操几高（遍）。复原的铺地砖又被撬起来。想想，一个班一个班同学，涌进一个厕所，阵势有多大。地上挤“按”（严严实实）子。

搞过了，又重来挖，就那么些厕所和茅缸屋。一直到“除四害”高潮下去了，不要交苍蝇子了，各机关单位还要请瓦匠重新买砖铺厕所地面。

每天上学，家长把我们上交的苍蝇子的空火柴盒准备好。火柴倒掉，苍蝇子放进去，看看带几盒交给老师。为什么用火柴盒，是为了好记数。用大小不一的瓶子装了，数数不好数，不能统计出灭蝇战果。

灭老鼠，要的是老鼠尾巴，家里用老鼠板子、老鼠笼子打老鼠、捉老鼠，把尾巴剪下来上交。老鼠尾巴后来成了“商品”，也有买老鼠尾巴上交凑数的。

灭麻雀，记得看抓麻雀的人，搂（读楼音）得麻雀子、小鸟到处乱飞。

消灭麻雀，大鸟、小鸟、益鸟跟着遭殃。

人人拿竹竿扑，有的麻雀被追逐的累死子。这边扑，那边搂，甚至晚上都用手电筒照树上伏着休息的麻雀。麻雀小鸟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有从树上一头冲下来跶死了。

有爬梯子上屋顶、上墙头赶麻雀子的人，把自家屋头上瓦踩塌的子，下雨漏雨，要瓦匠重新检漏。

有的在屋檐到处掏麻雀窝，发现一窝麻雀蛋如获至宝，一个麻雀蛋也算一只麻雀子。

还有一个家伙从粮站平顶屋上（晒稻子用的），只顾搂麻雀子，不顾脚底咯，一脚蹅空摔下来跶死了。当年，也没机关认定是“因公牺牲”，追认什么“烈士”之类，只能自认倒霉。更有上树搂麻雀子摔下来跶伤了。打麻雀子连树枝子也糟殃，给人扳的，给竹竿砍的七零八落的。

那时候，长竹竿特别吃香，长竹竿好赶麻雀子。这些都是听住一个院子里的县监委办赵明松说的。

那些年夏天，晚上乘凉，大人们都要搬许多往事，趣事来'刮闲蛋’，他知道的多，就给我记住了。

打麻雀子，起先上交麻雀计数。麻雀打的多，上交就一大堆，不埋掉隔夜就爬蚂蚁子和引苍蝇子乱飞。

也是我们无为人聪明，头脑灵活，发现麻雀的食用价值，就集中处理。人们把麻雀拔毛、开肠破肚，先盐腌、晾晒，后放沸油锅里炸一遍。

街上到处是盐腌、晾晒的麻雀，摊在簸子里，挂在绳子上。

有一程，早点摊子上也有卖油炸麻雀的，多少钱一个就不知道了。

母亲当时在安徽师范学院（芜湖市）上大学读书，父亲去芜湖工商联干部培训，带了一个大方饼干筒子装油炸麻雀给母亲吃，母亲也舍不得分给寑室里同学吃。

母亲后来说“她的牙齿就是天天晚上，躲在被袱筒里偷吃油炸麻雀子搞的，吃过了，又不漱口刷牙。”

那个年代，人们不知道爱护牙齿，即便如此。

后来消灭麻雀的单位和个人，只要上交麻雀爪子即可，麻雀由自己处理。

大炼钢铁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就是看热闹的份。

在土窑坩埚里，把家里找过来的废铁，其实就是家里各种铁器：烘火架子、坏锅铲子、瘪搪瓷缸子、掉瓷脸盆、铁锹、铁把子、铁门扣子、棺材钉等等，有的甚至把家里小炒菜锅，铁砂铫子当废铁上交，用焦炭融化成铁锭。

天天晚上大人们不睡觉，挑灯夜战，到处火光冲天，灯火通明。个个干子浑身是劲，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

那时候，家庭作业少，晚上出门玩“打游击”游戏，就看大人们在炼钢炼铁。

夜里，炼铁忙饿了，就能吃到油炸饺子、油炸小饼的加夜餐。为了这些加夜餐，个个乐意去参战。

有时候，父亲下半夜炼铁回来，还带几个饺子小饼。夜里我们睡得懵里懵懂，嘴巴里都被塞进去几个油炸饺子、小饼，吃了再睡，留到第二天醒来，嘴里还是口有余香。

学校布置我们的任务就是上学交废铁。我们只是一二年级学生，哪搞到废铁？一是回家找大人要，在家里找不常用的铁器；一是出去满大街小巷去找，拣破烂。

我记得当时看到人家老屋墙上的铁巴子。护墙用的，恨不得爬上去敲下来凑数，就是太高，爬不上去；底下够到的，只要发现一根就撬一根，一个不留，也不管他护墙不护墙的。

终究，不知道大炼钢铁时期，炼成多少有用的钢铁？当然，上报的战果一定十分“辉煌”。

当年，无为县在北郊还建起了一个“大江钢铁厂”，建了好几个高炉炼铁。后来都废弃了，只见到剩下的废铁砣子与红砖凝结在一起。后来拆除建了无为纺织厂、火电厂等。

经过大跃进年代“除四害”和大炼钢铁运动过来的人，真是又激动又好笑。

其实，“除四害”就是人内心的一种发泄。把对人的仇恨转移到动物身上，“四害”、“四类分子”的提法都是同期出现的。而麻雀本不完全属于害物，它吃稻谷，也吃虫子。虽然以后给予“平反”，但在那场荒诞的运动中，受到了多大的伤害，连带了其它各类小鸟。

不过在“除四害”运动结束后，很快又变成了一场又一场消灭“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运动再次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除害运动才画上了句号。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