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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 红四方面军的经历 （1935年3月28日起-- 1936年10月9日）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从苍溪红军渡出发的。 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起点相似，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也是从渡过一条河流开始的。 长江的支流嘉陵江在苍溪县城外东南2公里的地方拐了一个大弯，左岸就是著名的红军渡。右岸是当年杜甫送客放船的地方，现名杜里坝。1984年10月，83岁高龄的徐向前元帅手不颤抖，笔力千钧，挥毫书写了“红军渡”三个大字。  红四方面军编制总指挥：徐向前 政委：陈昌浩(兼主任) 副总指挥：王树声（后） 参谋长：曾中生、倪志亮（后） 副主任：傅钟、曾传六 原红10、11师一部扩充为红4军； 军长：王宏坤 政委：周纯全 副军长：刘世模 参谋长：吴展 政治部主任：徐立清 （辖第10、11、12师共8个团）； 原28团扩编—10师； 师长：汪乃贵 政委：甘良发 副师长：张新福 辖28团、29团、30团 原31团扩编—11师； 师长：陈再道 政委：叶成焕 副师长：叶成湖 辖31团、32团、33团 原32团扩编—12师； 师长：刘世模 政委：徐长勋 辖34团、36团 原红11、10师扩充为红30军； 军长：余天云 政委：李先念 副军长：程世才 参谋长：文建武 政治部主任：张成台 （辖第88、89、90师8个团）； 原30团扩编—88师； 师长：汪烈山 政委：王建安 辖第团262、263团、264团 原29团扩编—89师； 师长：徐世奎 政委：杜义德 副师长：王志凯 辖265团、266团、267团 原33团扩编—90师； 辖第268团、270团 原红12师扩充为红9军； 军长：何畏 政委：詹才芳 副军长：许世友 参谋长：王学礼 政治部主任：王新亭 辖第25、27师共6个团； 原34团、35团、36团扩编—25师； 师长：许世友 政委：陈海松 辖第73团、74团、75团 新组建27师； 师长：王学礼 刘理运（后） 政委：梅宏华 辖第79团、80团、81团 原红73师扩充为红31军； 政治部主任：黄超 辖第91、92、93师共7个团。 原218团扩编—91师； 师长：朱德荣 政委：林英安 副师长：王友均 辖271团、273团 原217团扩编—92师； 师长：陈友寿 政委：杨朝礼 副师长：张才千 辖274团、275团、276团 原219团扩编—93师； 师长：叶道志 柴洪儒（后） 政委：王德安 辖第277团、279团 后建红33军； 军长：王维舟 副军长：罗南辉 政委：杨克明 下辖第97、98、99师 红四方面军长征路线图 踏上征途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奉命退出 嘉陵江畔，1935年3月28日起，近10万头戴斗笠的大军跨过嘉陵江，开始了长达18个月、漫漫万里的征程。 与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时不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进行了精心准备。他们刚刚取得了粉碎四川军阀六路围攻的胜利。为了渡江，红军专门成立了直属水兵连。在距苍溪县城20公里的嘉陵江支流东河岸边王渡场附近赶造了75只木船，这些渡船身小、形式巧、体量轻、航速快、每只可容一班人的“毛蚌壳”（也叫“五板子”）船，为红军胜利强渡嘉陵江提供了物资保证。同时，红军充分利用王渡河滩与嘉陵江红军渡江主渡口相似的地形地貌，在东河上划船、泅水等渡江作战训练，有军事专家称这是红军的第一支水军诞生地。这个水兵连里的一些班长、排长后来成长为东海舰队、北海舰队、南海舰队的司令员。 国民党为了阻止我军西渡，以５３个团的兵力布防于约６００里长的嘉陵江西岸一线。 张思德同志水性好，潜泳过江侦察敌情，摸到敌人的工事里，端掉了敌哨兵。张思德同志后来在延安烧炭时不幸牺牲，毛泽东为了纪念他，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不朽篇章。 28日晚9时许，担任渡江主攻部队的第30军（后来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是红30军政委）在塔山湾主渡口，秘密将红军造船厂建造的75只“五板子”船轻轻推入江中，强渡抢滩，撕开了四川军阀的西岸防守。敌人不断向江上开炮，嘉陵江腾起一个个冲天巨浪，渡船上一名船工被炸死，一个红军女战士立即抓起船篙，继续撑船。快到岸边时，女战士不幸中弹，肠子流出来，但她没有吱声，用手将肠子推进肚里，勒紧腰带，继续撑船。船到对岸，她仍然挺着身躯，目送战友们冲锋，最后倒在激流中…… 她叫石磨玉，家住苍溪县石家坝，牺牲时年仅１９岁。“红军渡”碑上的女战士雕像就取自她的原型。当时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红军女子独立团，她们既是战斗队，又是后勤队、运输队、医疗队。她们大部分都在长征途中壮烈牺牲了，有的是在西路红军的战斗中被马家军奸杀了…… 与此同时，右翼第31军，左翼第9军，也在鸳溪口和涧溪口直插嘉陵江西岸。 4月2日拂晓，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部仅用半天时间，就击溃了守在剑门关的3000敌人…… 红军渡江后，兵分两路，一路由阆中直逼南部，一路由徐向前亲自率领直逼剑阁、广元、昭化、剑门关，红军连战连捷，势如破竹，一天就向纵深挺进七十里。自3月28日至4月21日24天时间里，红四方面军自苍溪塔子山下胜利强渡嘉陵江，连克阆中、南部、昭化、剑阁、梓橦、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9座城镇，歼敌12个团、1万多人，占领了嘉陵江至涪江之间二、三百平方公里的区域。 强渡嘉陵江战役，是红军史上对敌正面作战投入兵力最多，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大江大河作战。它的胜利，使红四方面军士气空前高涨，国民党军阀心惊胆战，实现了“强渡嘉陵江，迎接党中央”的目标，为中央红军入川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此，威震敌胆的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挥师西进，开始了艰苦卓越的万里长征。红军渡因此成为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 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在雅安境内的百丈关损兵折将；三次经过雪山草地，冻死饿死者不计其数；加上后来几乎全军覆灭的西路红军，红四方面军近10万大军被折腾得所剩无几，给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红四方面军 近年一些党史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为了支援中央红军顺利进入四川，发展至鼎盛时期的红四方面军突然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这个当时全国第二大苏区，西渡嘉陵江进行长征，牵制敌军主力。专家认为，当时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正随同中央红军行动，处境困难，如果不能及时赴援，可能导致中国革命的更大损失。 原江西省萍乡市党史办副主任彭江流在《张国焘成败记(新订版)》中说，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川北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将放弃发展至鼎盛时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红四方面军认为，如果中央红军不是形势紧迫，是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成为头等大事。 据长期研究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温贤美介绍，红四方面军是彻底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属于搬家式。彭江流说，当时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入川，红四方面军动员了几乎全部力量，包括8万多人的正规部队，加上川陕革命根据地撤出的党政机关人员，总计不下10万之众。 红四方面军果断停止与胡宗南部队的角逐，火速隐蔽造船。1935年3月28日至翌日，成功强渡嘉陵江。敌方注意力也逐渐转移到红四方面军来了，施加的军事压力也越来越大。 红四方面军为掩护中央红军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第30军出北川县(现北川羌族自治县)南下，解放了沿途县镇，为日后中央红军的北上创造了良好条件；第4军则奉命开往更北面的松潘县，以阻止甘肃南部的敌军毛炳文部队南下入川；中央红军北上的右侧成都平原方向，完全被红四方面军屏护，没有任何后顾之忧。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成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发生在1935年3月到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转战数省历时一年多的长征。他们进行的长征同样艰难曲折、同样悲壮震撼、同样可歌可泣，并且鲜为人知，更充满传奇。 但因张国焘阴谋夺权，导致红军分裂，英雄的红四方面军踏上了更为艰难的曲折历程。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间辗转达一年之久，数万将士的鲜血遍洒征途，终于战胜恶劣环境、反动武装和错误路线三大敌人，赢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其后，西路军奉命渡河西征，与马家骑兵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悲歌。 长征途中红一和红四方面军怎么发生的裂隙不论从党史资料或者见证人了解到的情况，两大方面军的汇合最初期，即使张国涛也是积极真诚的，红四方面军为解一方面军之困，集中了全部有生力量血战突破嘉陵江，放弃了自己的根据地，去接应一方面军，汇合后，四方面军又给了一方面军很多物质上的支持，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 而造成两支方面军分歧的主要原因，说法却不尽相同，传统的观点归结为：一是张国涛看中央红军势弱，有吞并的企图；二是军事上选择北上抗日，还是去传西吃大米的分歧，三是回合后中革军委人事安排问题，四是张国涛密令陈昌浩拦截和攻击一方面军。这些问题除了拦截和攻击一方面军的密令一事，徐帅生前回忆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其它也没有必要再给张国涛澄清。 七十年代的时候，我听一个经历过这此汇合的四方面军红军老战士讲了当时亲身经历的情况，他们和四川军阀一路战斗后，接应上了一方面军部队，两之部队的官兵由衷兴奋和喜悦，一方面军的江西老表们待人十分和蔼可亲，四方面军解决了一方面军急需供应。一方面军情况是人少枪多每个战士都身背两三只步枪，而四方面军是人多枪少，一个班也才两三只枪。 这时四方面军基层的同志以为，我们真诚的给了你们支援，我们缺枪，你们多背着也是负担，应该回报我们一点。可是一方面军似乎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回报的想法，而且部队驻扎等方面对四方面军也有所防范，这给四方面军部队的真诚热情泼了盆凉水，这些自然会反映到张国涛等四方面军将领耳朵里，加上在中革军委人事安排上显失公平，自然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裂隙。 揭秘红四方面军为何三过草地：长征被谁误行程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强渡嘉陵江取得重大胜利，连续攻占了九座县城。前方传来捷报时，川陕边区的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部队却在“收摊子”，包括大批妇女在内的军政人员都退出了根据地，而且向西越走越远，反复经过草地、翻越一座座雪山，又在藏民区徘徊，最后又北上陕甘宁……这时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才明白，自己也在进行长征。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一年半，路线在川康甘之间曲折反复往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西进避战，悲观张国焘放弃了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在鄂豫皖根据地组建，1932年秋在国民党军“围剿”下以主力突围向川陕边前进，在当地建立了根据地。1934年，四川军阀刘湘对川陕苏区发起为时半年多的“六路围攻”，虽最后被打退，但根据地经过此次摧残，人力物力也已极度困难，红军人数也由战前8万人减少到6万人。 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讲，当时开会时来的大多是老头小孩，盐也很难买到，主持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更是丧失了在当地继续斗争的信心。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同我闲谈时，曾问我：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物力、人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动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 1935年初，中共红军进入贵州并准备北上四川，曾致电红四方面军希望出击配合。张国焘见中央苏区等南方根据地相继失败，对革命前途更是悲观失望。 3月末，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经过近一个月作战歼敌12个团1万多人，占领了川北广大地区。由于控制的新区人力、物力比较丰富，红四方面军的兵力又发展到8万人。徐向前等人认为，主力应该转向川西发展，却可以留下川陕地方武装组建的红三十三军以保持原有根据地。张国焘却于4月间放弃了已开辟了两年的川陕根据地，让红四方面军主力、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全部西进，事实上从此开始了长征。 红四方面军西进后，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最精锐的第一军胡宗南部从陕南入川，联合川军展开追击。张国焘对这支从鄂豫皖根据地一直跟到川陕边的劲敌缺乏战胜的勇气，在5月间又放弃了刚刚占领的川北各县，一意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退却以避战。张国焘向部队解释西进是“迎接中央”，然而党中央并没有让他放弃川陕苏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领导人问张国焘为何丢弃根据地？回答竟是：“那里已经是一块已经拧干了的柠檬。”原来中央红军以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就有了根据地作为落脚点，会师后才知道红四方面军也陷入了无依托的游动作战状态。 两过草地，再翻雪山，南下无功而返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在政委李先念带领下进入懋功，同刚过雪山的中央红军（随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会师。当时全军振奋，兵力相加也有10万人。看到远征万里的红一方面军指战员衣衫破烂、物资缺乏，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供给了许多粮食和衣物。红一方面军因战士损失较大而保留干部较多，于是抽调一批军师领导和参谋人员到红四方面军各指挥机构任职，红四方面军也抽出三个团兵力补充了红一方面军。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的消耗，惧敌观念更为增长，同时也不愿服从中央。据周恩来回忆，张国焘同他见面后就问红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周恩来说3万不到，张国焘马上脸色就变了。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开辟川陕甘根据地，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却主张向有“广大弱小民族”的藏民、羌民区发展开辟“川康新局面”。事实上，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到人烟稀少且有隔阂的少数民族区域很难得到扩大，还会远离抗日前线，如再遭国民党军封锁山口，就会被困住。从6月间至8月初，中央一再召开会议，使张国焘勉强同意北上。此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经封锁了松潘大道，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两路通过草地北上。 红四方面军由于刚开始长征，指战员体力较好且物资储备较多，第一次过草地减员率较小。刚过草地后，在右路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在包座歼灭国民党一个师的主力，为中共中央打开了北进的道路。然而这时张国焘又突然反悔，要求全军南下，并拒不执行中央命令。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全部及随总司令部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则掉头南下，再次经过草地，进入成都西北的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在这一时期，张国焘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边缘，马上遭到国民党川军主力和入川的中央军大举进攻，在百丈关一战伤亡万余人，只得西撤。经过四个月苦战，部队仍难在川康区建立新根据地。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被迫向西转移进入藏族聚居的甘孜及附近地区，部队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多人。在藏民区，红军实行了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到广大藏族同胞的支持，在甘孜地区还建立起“博巴政府”。不过当地粮食和牲畜非常有限，几万部队居住的时间一长，生活便陷入困窘，必须另寻出路。 中央北上的胜利和南下的失败，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要求北上，张国焘在碰壁后也被迫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改任中共西北局书记。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经过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以及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张国焘被迫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7月间，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一同离开甘孜地区北上。 三过草地最艰苦，会宁会师获赠新装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因当地人烟稀少且多属少数民族，筹粮更为困难。红军指战员凭着坚强意志，并总结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通过了泥沼密布、气候变化无常的数百里茫茫草地，进入了甘肃南部。此时张国焘又表现动摇，不愿同中央会合，提出向黄河以西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都反对“天天向太阳落下的西边走”，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也要求北进，张国焘彻底陷入孤立，只得同意众人的意见。 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到达甘肃会宁，同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两军会合时，指战员们回想起一年多来的曲折经历，激动万分。中共中央在会师前通过东征和国际援助，已经筹得了一笔经费，在甘肃当地买下了供7万人穿着的冬衣，历经磨难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都穿上了新棉衣，感受到根据地的温暖。 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边出发到会宁，地图上直线距离不到1000华里，可这一长征却用了一年半时间，反复迂回往返行程超过1万华里。虽然红四方面军走的里程少于红一、红二方面军，艰苦程度却不逊色，仅过草地这种最艰苦的行程就走了三次。到达陕甘宁后，红四方面军还有3万多人，虽然在后来的西路军中有很大损失，仍是红军中保留长征骨干最多的部队，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又成为一支劲旅。 军队忠诚业绩永存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经曲折，是因为受到张国焘退却逃跑主义的错误干扰。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自1931年到达鄂豫皖后，广大干部出于对党的信赖，才服从了他的领导。然而长征途中的事实证明，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才能给红军带来出路，最终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也都站到了中央的立场上来。 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张国焘，中共中央进行斗争的同时仍进行了争取，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在陕甘宁边区内安排担任政府副主席。但此人最终不可救药，于1938年投靠国民党到军统局当了特务。不过他叛逃时连警卫员都带不走，此后向红四方面军的旧部进行招降几乎毫无响应，特务头子戴笠也骂张国焘实在无用。事实证明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们在长征中的业绩也永垂史册。 揭秘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真实原因核心提示：红四方面军再次过草地南下后又连续作战，部队消耗很大，不具备向成都平原攻击的实力。红四方面军部队在新的地域作战很不适应，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到很大的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四方面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深秋的川西整天雾气蒙蒙，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南西北都辨别不清。甚至连总指挥徐向前有时也辨不清方向，他回忆：“战斗开始后，我骑马赶到这里，观察情况，现地指挥。三十军指挥所设在百丈附近一座小山包上，我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摸到。” 红四方面军百丈大战的失利原因还在于低估了川军的实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轻敌情绪弥漫全军。 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不久后，张国焘与党中央分裂，率红四方面军部队（含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越草地南下。红四方面军突然南下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和川军主力在百丈关进行决战，损失惨重。百丈关之战成为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红四方面军南下除了在战略方向上偏离了中国革命的重心地域，犯了方向性错误外，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误也是值得认真检讨的。 一、行动突然是南下初战胜利的关键 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计划下达后，各部队立即开始行动。对久困草地、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来说，没有比“南下成都坝子吃大米”更能鼓舞士气了。红四方面军南下行动坚决果敢。 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另立中央。为了贯彻南下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于1935年10月7日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具体部署是：王树声率右纵队8个团沿大金川南下，夺取绥靖、丹巴；徐向前、陈昌浩率左纵队16个团沿抚边河南下，夺取懋功、达维。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多为深山峡谷，水深流急，大部队难以展开。红军取胜的关键在于出敌不意，迅速夺取渡口桥梁和山口要隘。有的部队还创造了7天5战，疾进500余里的惊人战例。经过12天的行军战斗，红军击溃川军6个旅，连克绥靖、丹巴、抚边、达维、懋功，取得南下第一阶段战役的胜利。徐向前总结道：“这一仗是山地隘路战，很难打。我军机智英勇，灵活迅速，充分发挥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战术特长，渡激流，穿峡谷，破敌垒，夺要隘，表现了红军无坚不摧的优良战斗素质。” 红四方面军南下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川军。当时川军在大、小金川一线布防，分兵把口。川军松懈，也使红四方面军得以迅速扩大战果。自红军北上后，这里川军的职能发生了变化：“约在9月初，红军突破胡宗南纵队封锁后，蒋介石不了解红四方面军要南下，认为四川无战事，除令胡宗南部开回甘肃外，另准备调薛岳所部去进攻红二、六军团，并将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所辖各路军名义撤销，一律改为绥靖区，将各路总指挥的名义改为各区司令官，规定任务是：清除'匪患’，修筑碉堡，兵工筑路，抚恤流亡、办理善后，训练团队等项。” 川军没有想到红军会原路返回南下：“认为红军可能开进到草地后，在国民党各军的包围下会土崩瓦解，产生了轻敌观念。因此，各级军官特别是营以上的军官昼夜赌博，忽视了警戒和继续侦察红军动态；二十军占领懋功、抚边后，部队的给养就地征发。因而明目张胆地采用各种方法向地方抢粮，或由当地保甲长向农民强派，迫使老百姓男女老幼日日夜夜都为部队送粮；或派兵下乡挨门挨户搜粮，造成十室九空，引起群众怨恨，失去民心。所以当红军突然大举反攻时，第二十军战备松驰，战斗一开始，担任前线警戒的各部队，一枪未打就崩溃下来，懋功附近的高地为红军所占领。只有一天多时间，我们就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向后方溃逃。” 取得绥丹崇懋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决定乘胜继续南下，制订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10月20日，朱德、张国焘批准并发布了这个作战计划。战役开始后，红军进展势如破竹。十几天内，红军连克宝兴、天全、芦山三县，歼敌3000余人，控制了大渡河以东、懋功以南、邛崃山以西和青衣江以北大片地区，造成直下川西平原、威胁成都的态势，令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极为震惊。 二、张国焘对南下作战认识的变化 南下初期取得的胜利，给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员造成了错觉，以为一口气可以拿下成都平原。但红四方面军半个月的行军作战，锐气已减，急需休整。下一轮进攻开始前，张国焘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认为已经无力拿下成都平原，部队以进西康休整为好。10月31日，张国焘致电前方的徐向前、陈昌浩，电文对继续南下攻击提出了质疑，明确要求西进康区：“(丁)依各方情形看来，政局将为有利于我之变化，我们须准备更艰苦较长期的战争，不可图侥幸和孤注一掷。(戊)如有相当把握，宜由右翼打天全敌之左侧，或由太平、双河间打下去，不宜用重兵出大川，请兄按实况决定。(己)西康为我唯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 徐向前、陈昌浩正在指挥部队前进，没回电报。张国焘不见回音，11月6日又致电徐、陈，再次明确提出部队西进康区：“我沿路病号掉队多，各团人员少，一时无多补充，敌力渐集，续攻难图大胜，占地亦难巩固。”要徐、陈“宜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泸办法”。此电文清楚地表明了张国焘内心的想法：红军在经历南下艰苦征战后，已经不可能再打大仗了。他预见到红军向成都平原进军，将会遭到川军的顽强抵抗，前途不容乐观。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胜利，成都告急重庆震动。但国民党高层判断红军已无力扩大战果。国民党在成都的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认为：“自古以来成功事业者，都要得到天时地利人和，如今红军天时很坏，严寒将至，岷山已降雪，天寒无衣岂能久踞？论地利，红军所据尽是汉彝杂处的山区，地瘠民贫，作战无粮何以为计。”国民党参谋行营主任贺国光认为：“毛泽东主北上，张国焘主南下，这显然是分裂征兆，必然会影响战斗力。共匪兵力一分散，加之久战疲惫，同心协力的条件已不存在，又加之弹药不足，虽滇川军屡败他们得到一点弹药，也不能久战。红军防线北自大邑、邛崃，南至荥经、汉源，区区一个方面军，数万之众扼守300里以上防线，已到了强弩之末。” 此时红四方面军攻克天全，士气正旺。徐向前、陈昌浩7日复电张国焘，通报了红军胜利的战果后，陈述了继续打下去的理由：“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村落大于巴川，群众正纷纷回家，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深入工作，补充人、物较易。……如能多集中兵力在这带打，甚有把握。如马上进西康，补难，减员更大，力分散，天气极冷，对二、六军团配合无力。” 对于张国焘和前方将领在是否继续打下去的分歧，徐向前回忆道：“战役过程中，红军以主力西取康定、泸定，还是东扣名山、芦山，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张国焘要我们重点夺取康、泸，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我和陈昌浩商量，觉得还是按原定的作战计划，重点加强左翼的攻击，夺取天、芦、名雅地带为上策。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二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果重点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转战。”“张国焘未再坚持他的意见，我们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张国焘之所以放弃了自己向西转进西康的主张，同意了前线指挥员继续指挥部队向成都平原进攻，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用更大的胜仗，向已经北上的中央证明，红四方面军南下是正确的。11月12日，百丈关大仗之前，由于四方面军刚攻下天全、芦山，取得的战果比预想的还要大。张国焘发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徐海东等军事将领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的电报中不乏得意之语：“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南下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这是张国焘另立“中央”后给党中央的第一封电报。此时收到张国焘的电报，与红四方面军恢复了电讯往来，对于中央来说，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似乎受红四方面军取得战果的影响，中央的回电中也通报了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及中央正在设法与白区党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好消息。电报没有再指责红四方面军的南下，反而同意红四方面军向川西发展：“关于方针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 11月13日，南下红军展开新一轮进攻，占领了名山县城和百丈镇，直接威胁设在邛崃县城内的刘湘“剿匪”总部。 获悉红军南下的消息，蒋介石判断红军的目标是成都平原。为了堵截和消灭红军，他在重庆建立“行营”，主持“剿匪”事宜。派遣大批国民党军政大员到四川，加强统治。对川军进行整编，将部队员额缩减三分之一，但充实了建制，补充了武器弹药，使战斗力比以前有明显的增强。蒋介石把川军统一到他的指挥下，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所有经过整编的川军都要听从统一调遣，不得各行其是。当红军南下懋功、丹巴时，刘湘已经调兵遣将，在雅安、天全、名山一带严密布防，决心和红四方面军决战。 三、低估川军实力是百丈关失利的主要原因 面对红军凶猛的攻势，蒋介石向刘湘下了死命令：“探报天芦失守，名雅告急。我军节节败退，全无抵抗能力，以至士气沮丧，纪律荡然，剿匪前途良堪浩叹！应严饬各高级将领负责坚守名雅，倘再有疏失，决以军法从事。并须设法打通名雅交通。无论如何，邛、名、雅、荥、汉、泸、康之线非固守不可”。这时，蒋介石也把精锐的薛岳纵队和部分空军调到川西前线。 刘湘发布《告剿共官兵书》，下了死命令：凡有临阵退缩，畏敌不前，或谎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其余各级官兵倘有违令者，排长以下由连长枪决；连长由营长枪决；营长由团长枪决；团长由旅长枪决；旅长由师长枪决；师长由总指挥依法严办。如有努力作战，不顾牺牲者，无论各级官兵，均由总指挥随时注意考察，从优奖励。命令一下，在川军内部震动极大。过去川军与红军作战，总是以保存实力为目的，互相观望扯皮。现在已经认识到，红军一旦进入川西平原，就是川军末日的来临。一向不团结的川军，此时已经联合起来，准备与红军决战。刘湘迅速调兵遣将，将战斗力较弱的李家珏部调到后方当预备队，将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师(模范师)和范绍增师调到名山、百丈前线。加上其他川军部队共80个团的兵力。 11月17日下午，红军向黑竹关廖泽旅阵地发起攻击后，廖泽亲自到前方碉堡里督战：“这里是我们死守的阵地，人在阵地在，不能后退，也无可退之地。后面就是邛崃总指挥部，你们如果发现有后退的官兵，准予执行我的命令，就地枪毙!”在廖泽手枪队的督战下，川军士兵又抄起机枪，向红军猛烈扫射，遏制了红军的进攻。廖旅的士兵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抵抗意志，与以前相比已经判若两军。 从11月18日起，川军在百丈地区大举反攻，拉开了决战的序幕。百丈关位于名山至邛崃间的大路上，是雅安通向成都的必经之地。这一带基本上是小丘陵，地势开阔，除了靠近百丈关的挖断山是横断公路的一座小山，其余无险可守。这样的地形适合大兵团作战，而不利于擅长游击战和山地战的红军。川军以6个旅、20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三十军阵地猛攻。红军指战员忍着连日作战的疲劳与优势之敌殊死搏斗，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方圆十余里内的水田、山丘、沟壑都成了敌我争夺的战场，杀声震天，尸横遍野。 19日，激烈的战斗达到顶点。天一亮，川军就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红军占据了川军修筑的碉堡，用机枪向川军扫射。在红军几十挺机枪的密集扫射下，川军一排排被打倒在水田里，横七竖八躺倒一大片。川军指挥官急红了眼，以每人20块大洋的代价组织敢死队，同时用迫击炮、重机枪压制红军火力，拼命往上冲。徐向前冒着炮火亲临三十军指挥部，要求部队顶住敌军攻势，适时转入反攻。三十军战士打得十分英勇，寸土必争。双方僵持之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国民党飞机，在红军阵地纵深狂轰滥炸。红军没有防空武器，也没有对空射击经验，顿时四散隐蔽。不少战士在开阔地找不到隐蔽地方，在敌机轰炸扫射下牺牲。川军乘势卷土重来，红军伤亡过大，在敌机扫射和川军进攻下被迫后撤，退入百丈镇中，与川军巷战。 面对不断压上来的川军增援部队，红军已经打到筋疲力尽的地步。红军总指挥部果断决定：不在名山、邛崃、大邑一线与敌军拼消耗，全军后撤到九顶山、天台山和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红军撤离百丈镇。21日在百丈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给张国焘、陈昌浩发去一封电文：“25师、88师兵力已疲劳，且减员很大，前面地形辽，布置极难，暂失集兵乘胜大灭敌良机，敌力已集在援救地区，与之死拼恐无益有损。”电文中看出，红四方面军已经无力再战。 红四方面军再次过草地南下后又连续作战，部队消耗很大，不具备向成都平原攻击的实力。红四方面军部队在新的地域作战很不适应，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到很大的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四方面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深秋的川西整天雾气蒙蒙，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南西北都辨别不清。甚至连总指挥徐向前有时也辨不清方向，他回忆：“战斗开始后，我骑马赶到这里，观察情况，现地指挥。三十军指挥所设在百丈附近一座小山包上，我绕来绕去，好不容易才摸到。” 红四方面军百丈大战的失利原因还在于低估了川军的实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轻敌情绪弥漫全军。红四方面军在《宝兴天芦战役之经过及尔后的任务与敌情之估计》认为：“我军在顺利地迅速地完成绥崇丹懋战役任务后，即开始执行第二战役的任务……据我们的估计，川敌杨森、刘文辉之惨败，邓锡侯一部之溃退，刘湘教导师杨国祯部一、二旅之挫折，敌人必然的要把唐义连、王治易部调增上来，维持其垂死的狗命。但这些部队都是我们红军手中的败将，死伤极大，士气极衰，虽经过数月之补充、整理、休息，然新兵最多，大半是估拉强迫当兵的，尤其是那些军官是亟已尝过红军的辣味的，未战先馁。”可见，红四方面军战前对川军的实力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其实刘湘在这带集中的兵力，达80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刘湘的二十一军，同其他川军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素质较好：一是内部矛盾小，中下层军官几乎全由自己培训，内聚力强。二是在四川军阀长期混战中，所部官兵久经战阵，作战经验丰富。三是管束较严，抽鸦片的绝无仅有。四是武器精良，装备较好。军直属有飞机、舰艇、战车、炮兵；两个机枪团（共36个连），全配英制路易式轻机枪。师、旅普遍有机枪营、团有机枪连，营有重机连，连配6至9挺轻机枪。百丈决战是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打得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场恶战。川军在与红四方面军历次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望风而逃。但这次却不同以往，为确保成都平原，刘湘亲自坐镇，不惜代价，指挥川军死打硬拼。加上兵力众多、地形熟悉、堡垒密布、炮火强大诸条件，川军的实力已经大为增强。 1936年1月底，张国焘在芦山任家坝召集会议，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在这次会议上研究制订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丹巴进取康定、甘孜，争取在这一带休整补充，筹集粮食，待机北上会合中央。 百丈关之战，红四方面军伤亡近万人，未能实现进军成都平原的目的，也是红四方面军南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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