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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派系失去平衡、派系制约不复存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晚清，慈禧太后善于操弄权术，在长期统治中常常恩威并重、笼络人心，赢得了汉臣的信任和效忠。如有弹劾左宗棠骄蹇、酗酒怠荒者，慈禧即召军机弹劾该官员诋毁老臣，又廷寄申饬弹劾左宗棠之人。故时人称“慈禧待元勋国老如是。此其所以握大权至死不失也”。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与慈禧统治相始终的汉族封疆大吏就是最好的例子。张之洞曾给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写信，告诫他不要“昌言排满，昌言革命”，因为自己的“一丝一粟皆出自大清之赐，受人一饭尚报千金，况自项至踵糜不载其泽乎？”这种感恩图报的情绪，正是旧式君臣关系的体现。因此，慈禧在世之时，政治运行依然顺畅，各利益集团势力均衡。遇到重大选择，她还能够注意听取群臣意见。丁未政潮后，慈禧担心奕劻势力独大，在引入袁世凯的同时，又引入张之洞，就是要利用两者的矛盾、利益、派系相互制衡。与此同时，她还以明升暗降的办法释去袁世凯的部分兵权。无怪乎时人称：“太君于世情非常明晰，宁负私恩，不负公义。”清末，少壮派权贵不但缺乏慈禧式操控术，甚至连一般的政治智慧、统治能力都不具备，还企图在极短的时间内集权，必然导致人心涣散、离心离德。载沣上台后，“权归私室，政出多门。”一时间各种矛盾激化。载沣摄政伊始，少壮派就展开强大攻势夺权： 1909年1月，罢黜袁世凯； 1909年3月，宣布清理财政；4月，派财政监理官分赴各省调查情况；5月，设立币制调查局，拟统一币制；12月，宣布收回司法权，规定“有再请暂用就地正法章程者，以违制论”； 1910年5月，任命载泽为盐政大臣，统一全国盐政；8月，把北洋六镇的兵权收归陆军部统辖，此前还规定督抚无权调遣军队，即使遇特殊情况亦先电请陆军部以统一军权；12月，成立海军部； 1911年1月，重新参定外省官制；5月，宣布“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不到三年，少壮派权贵似乎抓到了所有重要权力。胡思敬形容说：“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兰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在时人眼中，“诸王公年少未学，声色狗马之外，他无所知”，多属于无能、无知之辈。进一步说，此种结局与1898年撤销南书房不无关系，至少使皇亲国戚、执政者不学无术，连最起码的“韬略”都无从知晓。旗籍权贵集团专权在宣统三年中央职官改革中最为明显。二品以上大员（含二品），满族权贵23人、汉军2人、蒙古1人，共26人；汉族高官22人，比例看似平衡。但实际上，满族权贵占据了所有重要部门，如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农工商部、民政部；汉族官员则是学部、吏部（后裁撤）、邮传部、都察院，而且大多仅任侍郎。地方督抚的任职略有不同，从人数上看，汉族高官23人，满蒙地方官仅有6人，朝廷中央不断侵蚀督抚权力，不但激化了与地方督抚的矛盾，还加大了汉族督抚的离心倾向。一些汉族官员对此现象还是警醒的。宣统元年清政府中枢讨论资政院章程时，军机大臣张之洞就“签出数条，大率多保护督抚权势之意”，而资政院总裁溥伦却“颇不以为然”，与下属私议一定要力争到底。旗籍权贵如此作为，无怪辛亥革命爆发时多数汉族督抚弃城逃遁，甚至转而投奔革命队伍，出任民军都督。实际上，这种结局并非出人意料。1904年，陶湘在致盛宣怀的信函中就说过，“且闻当今性情急躁，喜怒无常，雷霆雨露均无一定。总之，太君无论如何高寿，亦有年所，一旦不测，后事不堪设想”。果然，少壮派旗籍权贵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心智大乱、束手无策。武昌起义后三天，即定计请袁世凯出山，随后旗籍权贵更是集体请辞。旗籍权贵在宣统年间，先是打破既定的满汉制衡权力格局，一意集权。辛亥革命爆发后，又集体放权，造成其权力的实际真空。毓朗在论及旗籍权贵对局势变异时，称“朝廷自王公等大臣全体请辞，兵权、政权、财权尽归一人之手，用人、行政尽一党是从，此时欲责皇太后坚持不让，事已无及，甚则弑逆之祸在所不免矣。余固不赞成禅让，而不敢为激烈言也”。连坚持不退位的溥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亦称“所憾者，余此时无权无势，不能以大局之真相向隆裕太后剀切奏明，引之出此迷途耳”。由此可见，清末满汉权力失衡，是清政府崩解的体制内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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