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企业总部迁移作为企业一种特殊的区位变动形式，是企业对自身实现价值提升与持续发展的要求，体现了企业发展壮大对更为优质的营商环境的需求。营商环境不仅会对各区域招商引资的规模和水平产生影响，亦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条件，还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绩效的重要因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企业总部迁移的影响因素、迁移决策过程及迁移绩效变化情况等进行探讨。本文引入多个衡量企业绩效的财务指标，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94个总部迁移事件为研究样本，从短期市场反应和长期财务绩效两大维度对企业在总部迁移前后的绩效变化进行实证研究，检验民营上市公司在进行总部迁移前后的绩效变化情况，探索总部迁移引起企业绩效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丰富企业总部迁移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 相关研究与理论假设 （一）企业总部迁移短期公告效应及长期绩效变化影响研究 企业总部迁移是企业迁移的一种特殊的区位变动行为形式，是企业经营战略的重大调整，企业总部迁移的短期公告效应的主要影响来自于投资者对于企业决策背后动机的看法。Alli等最早对企业总部迁移的股市反应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若公布其企业总部迁移决策，会带来其股票价格显著上涨。Chan等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总部搬迁进行研究，发现股市对搬迁公告的反应不是针对总部设施的搬迁，而是对搬迁背后动机及其隐含的企业未来前景预期的反应；股市对节约成本或者业务扩张的搬迁反应为正面，对产能缩减或者设施整合的搬迁反应为负面。Ghosh等的研究发现股市对企业总部迁移的反应取决于总部迁移的动机，如为获得节约成本、技术进步、分享总部集聚的好处，则股市价格为正面反应；如果企业总部迁移决策符合股东的利益，则资本市场会给予正面反应。杨波和万筱雯分别对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与企业海外并购等企业决策的短期公告效应进行研究，发现不同企业战略决策会对股票的短期市场反应产生显著影响。 企业总部迁移对长期绩效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迁移而带来的良好的基础设施、广阔的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便利的融资渠道以及信息和技术的“溢出效应”，为企业的发展经营带来有力的支撑，提升了企业的营业收入与利润。各城市营商环境的好坏，也会影响企业对资源的获取。邵传林认为，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低成本运营条件，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是企业总部迁移所带来的税收优惠、劳动力成本降低、租金支出减少是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本文认为企业进行总部迁移的首要目的是获取要素资源和市场信息、追求企业功能的优化配置，重点体现在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上，因此，人才集中的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都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是企业总部迁移的重要目的地；其次是对市场的便利性、信息沟通的便捷性，以及区位环境优势的追求。关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市场效应、迁移前后绩效变化等方面，已有的研究基本局限在某个角度或者领域，没有对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短期市场公告效应、总部迁移前后的长期绩效变化进行综合研究，因此，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展开研究。 （二）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短期市场公告效应 国外关于总部迁移所引起的短期市场公告效应的研究较早。Ghosh等发现股市对企业总部迁移的反应取决于总部迁移的动机，如果动机是节约成本、追求技术进步、分享总部集聚效应等，则股市价格为正面反应；如果动机是出于管理层个人兴趣或者对豪华办公条件的追求，则股市价格为负面反应。企业总部迁移决策若是符合股东的利益，则资本市场会给予正面反应。国内学者林必越和叶小杰对我国民企总部迁移研究发现，短期市场对民企发布总部迁移公告后的反应显著为正。本文认为，总部迁移作为公司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不仅会导致公司区位发生变化，也会带来企业上下游产业链的重构。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公司总部迁移决策一旦发布，便向外界传递了公司不满足于现有区位所赋予的资源，希望迁入一个比较有竞争力和各方面环境条件都比较好的区位的信息。那么投资者会据此对企业的经营能力、优势资源获得及盈利预期持正向态度，看好企业的发展前景，做出积极反应，促使股票价格上涨。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民营上市公司发布总部迁移公告后，其市场反应显著为正。 （三）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长期绩效效应 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不仅会产生短期的市场公告效应，长期绩效也会发生变化。张筱娟等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杭州市的162家制造业企业进行样本匹配，经过统计检验发现，企业在同区（县、市）内跨乡镇街道进行企业迁移时，迁移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与成本费用利润率都显著优于未迁移企业。魏后凯和白玫的研究发现，企业总部迁入地大多是拥有便利的资本金融流动，高获得性的技术、人才和信息的区位。由于区位变动，企业的内外某些特定因素相比于迁移前会出现变化，主要表现在经营环境与条件、要素成本、交易成本和资源获得性上，而这种变化因企业逐利本性表现出迁入地优势。由此可知，进行总部迁移的企业会因为其外部环境与可获性资源发生向好变化，从而企业的经营绩效变得更好。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后，迁入地优势因素使其长期绩效显著增长。 王业强认为，企业总部迁移势必在地理位置上发生变化，从运输成本、知识溢出等方面考虑，长距离的迁移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更多负向与不确定的影响。Tirtiroglu等以加拿大为例研究发现，企业在进行省际迁移时，其股市反应为负面，而在进行省内迁移时，股市反应为正面。吴波和郝云宏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企业内部资源的异质性对企业总部迁移区位选择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中国的上市公司更倾向迁往内部资源跨度更小的区位，以此促进总部与内部资源的有效协同。由此可知，企业进行总部迁移的直接原因就是希望获得更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资源及信息，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企业会由于不完全信息而不能全部掌握迁入地所有的隐形信息及规则，导致企业不能很好地获取迁移带来的资源优势和融入所在地的市场。因此，在不完全信息与外来者劣势的基础上，企业在地理上迁移跨度越小，其所能获取的隐形信息就越多，越有助于企业发展，进而提升企业经营绩效。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a：省内总部迁移企业比省际总部迁移企业更能引起正向的市场反应。 H3b：省内总部迁移企业的长期绩效会优于省际总部迁移企业。
二 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短期市场公告效应分析 （一）样本选取 本研究通过瑞思数据库获取沪深两市A股中所有发生地址迁移的上市公司相关信息，包括证券代码、证券简称、行业代码、公司注册资本、披露方式、公司地址变更前后所属省份和城市、上市日期、首次信息发布日期等，由此获得2005—2019年公司迁址公告6314份。在此基础上，根据以下筛选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了筛选，不满足的样本将其剔除：第一，公告的披露方式为正常披露，而非事后披露；第二，事件主体为上市公司，而非其下属公司或公司股东；第三，迁移事件没有终止，得以成功执行；第四，总部迁移的地址变更方式为注册地址与办公地址发生变化；第五，企业迁移的跨度判定标准为跨地区公司迁址，一种是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迁移，另一种是省内跨地市的总部迁移；第六，筛选出迁址公告中的民营上市公司；第七，删除在总部迁移发布日前260个交易日中出现长时间停牌的民营企业。最终得出，2005年到2019年底共有218家民营上市公司发生了294次跨地区总部迁移。 从表1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事件的时间分布情况来看，从2005年开始，中国民营企业进行总部迁移的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数量最多（为41次，以首次公告日为准）。由此可见，总部迁移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在迁入地经营环境和资源条件更优的情况下，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所认可与接受。  在所取企业样本的行业分布中，制造业企业数量最多，有193家，接近总样本的三分之二。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集中在制造业，另一方面也说明制造业公司的总部与生产运营基地更易分离；综合类业公司数量排名第二，有23家；信息技术业有22家；建筑业有11家；农、林、牧业有10家；批发与零售贸易业有8家；房地产业有6家。房地产业是民营上市公司进入比较早且带有一定经营垄断性质的行业，房地产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也客观反映了民营公司在房地产行业的迅速扩张；其余的采掘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社会服务业等都比较少，比如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金融保险业分别只有4家和1家，表明这些行业民企进入的门槛比较高，同时这些行业的地方嵌入性程度比较高，不像制造业产品以全国乃至全世界为目标市场，可以根据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进行总部迁移。 （二）数据来源及模型构建 企业总部迁移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对企业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必须及时发布公告向公众披露信息。本文将采用事件研究法计算样本企业在事件窗口期的股票平均日超额收益率（Average Abnormal Returns,AAR）和股票超额累计收益率（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CAR）来衡量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在进行总部迁移前后的短期绩效。企业股票日收益率和指数日收益率来自瑞思数据库的日股票综合数据。此外，通过Stata与Excel完成对样本企业的筛选及数据预处理。 本文将首次发布总部迁移公告前第260个交易日到公告前第31个交易日这一段时间作为事件的估计期，记为[-260,-31]。为减少在事件窗内出现其他事件干扰总部迁移公告发布这一事件，本文选取公告发布前14个交易日到公告后的第14个交易日确定为事件窗口期，记为[-14，14]，公告发布日期为[t=0],若公告发布日期在非交易日上，则按照“就近原则”将公告发布日期定位至最近的一个交易日的日期。其市场模型可以写成：  其中，εit为随机干扰项，αi、βi 和σε2都是市场模型的参数，αi和βi是根据民营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日前14个交易日到后14个交易日估计的。其中，Rit和Rmt 分别表示股票 i 和股票交易市场在第 t 时点的日收益率，若股票i为深证股票市场公司，Rmt采用深市在第t日的日收益率；若股票i为上证股票市场公司，Rmt采用沪市在第t日的日收益率。以估计期[-260，-31]的日收益率作为基础，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进行回归，得出参数αi、βi 的估计
在得到事件窗口期[-14,14]内的预期日收益率后，用实际的股票日收益率减去预期日收益率就可以得到迁移企业在事件窗口期的日超额收益率（AbnormalReturns，AR）：
样本企业的平均日超额收益率AAR计算如下：
其中，N是样本数量。 超额累计收益率CAR[-14, 14]是[-14,14]窗口期中各交易日的ARit之和：
最后，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对超额累计收益率CAR[-14,14]进行检验，如果超额累计收益率CAR[-14,14]显著为正，则H1成立；如果超额累计收益率CAR[-14,14]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则H1不成立。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2记录了样本企业从公告发布的前14日至公告发布后14日的超额累计收益率的t检验值。从公告发布前的第5个交易日至公告发布日之后的第14个交易日，样本企业的超额累计收益率均为正值；表3报告了不同时间窗口样本企业总部迁移公告效应情况，在[-2,2][-4,4][-5,5]时间窗口中超额累计收益率CAR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投资者对企业总部迁移的初步反应持积极态度；而之后的[-7,7]和[-14,14]时间窗口中超额累计收益率CAR虽然都处于正值，但都不再显著，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对总部迁移公告的正向反应逐渐减弱，市场对其关注度也逐渐降低，这也符合市场变化规律和人们的心理预期。究其原因，在较长的时间窗口内也可能存在其他事件的干扰，从而导致市场对总部迁移事件的反应掺杂了其他因素。显然，投资者对于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持正面态度，部分验证了假设H1。
此外，为了更加直观地考察上述现象，根据表3绘制了民营企业总部迁移首次公告前14个交易日到后14个交易日的超额累计收益率CAR的趋势图，如图1所示。从公司总部迁移公告发布前第7个交易日开始，公司的股票超额累计收益率CAR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通过表3中[-7，0]时间窗口的超额累计收益率的检验值可知，在公告发布前7个交易日至公告发布日这段时间，超额累计收益率的提升在10%水平上显著。这一上升趋势直至公告发布日之后的第4个交易日出现了波动，在公告发布后第9天达到最高峰，之后的交易日出现了下降趋势，在公告发布日后的第12、13、14个交易日保持相对平稳状态。 上述反映出来的信息结果表明：投资者对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持积极态度，因为总部迁移通常是迁移到外部环境条件比原来总部所在地更好、更有优势的地方，这往往意味着企业可以获取区位、资源、政策、税收等方面的好处，有利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另总部迁移公告的市场反应具有“提前泄露”的嫌疑，因为从公告发布第7个交易日就已经开始有比较显著的正面反应。这说明公司总部迁移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获得了从公司决策层到内部管理层和员工甚至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的共识，加之现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在发布公告前（尤其是接近达成一致意见时）信息泄露的可能性较大，同时也表明市场对公司总部迁移保持较强的敏感度和关注度，希望以此带来企业发展的利好消息。综上所述，投资者对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反应显著为正，研究假设H1进一步得到验证。
在294家总部迁移的民营上市公司样本里，省内跨设区市迁移的有80家，迁移方向多为从县级、地级市迁往省会城市，如果是迁往非省会城市，则多为迁往该企业主要生产资源要素集中的城市；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部迁移的有214家，从区域分布上看，北京、上海、深圳是迁移的主要目的地城市，迁移对象多为资源需求型企业。在对这些民营上市公司进行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分类后，再对这些公司迁移前后交易日的股票超额累计收益率CAR进行比较。从表4可以看出，除跨省总部迁移样本的超额累计收益率CAR在[-2,2]时间窗口呈10%水平显著外，无论是总部跨省迁移，还是省内跨地市迁移，各时间窗口的超额累计收益率CAR在统计上都没有显著差异；具体到不同时间窗口的数据变化，在[-1,1][-2,2][-3,3]时间窗口，省内跨地市总部迁移的企业股票超额累计收益率CAR均低于同期的省际迁移，虽然差异不显著，但短期内也反映出投资者对省际总部迁移的公司股票市场表现有更高的期待；在[-5,5][-7,7]时间窗口中，省内跨地市总部迁移的企业超额累计收益率CAR高于同期的省际迁移的企业。 进一步考察省际总部迁移企业与省内总部迁移企业在时间窗口为[2,9]的超额累计收益率CAR情况。从表4可以看出，在总部迁移公告发布的第2个交易日至第9个交易日中，省际总部迁移的样本企业超额累计收益率CAR值为-0.009，低于省内总部迁移的样本企业，其差值为0.038，差异性在10%水平上显著。这反映出随着时间窗口的推移，投资者对省内跨地市总部迁移的企业股票表现期待高于省际总部迁移的企业股票，从较长时间来看可以理解为，由于企业的地域嵌入性问题与企业的社会网络重建、供应链能力下降、新市场消费者偏好不符自身特点等负面情况的发生，投资者在总部迁移的地域距离的跨度上倾向于支持较近的迁移，在一定程度上省内跨地区迁移更能为投资者所接受，进行省内总部迁移的企业的短期收益高于省际总部迁移的企业。假设H3a得到验证。
三 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长期绩效变化分析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该部分对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长期绩效变化进行分析，必须保证样本企业拥有在迁移年份前后3年完整的财务指标，所以这部分对样本的选择是在前一部分所选取样本的第六步的基础上，删除迁移年份前后三年内有财务指标缺失的企业及在2017年、2018年、2019年发生总部迁移的企业，加上出现停牌但依旧有年度财务指标数据的企业，最后得到符合条件的样本企业187家且共发生227次总部迁移事件。 本文研究参考张永冀等的研究，将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用以衡量企业的长期运营能力与盈利能力。如果样本企业在迁移后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显著高于迁移前，并且迁移前后的变化值也能显著高于与之配对的样本企业，那么可以认为民营上市公司在总部迁移之后的长期绩效是提高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运用杜邦分析法对净资产收益率（ROE）进行层层分解，得到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次）等指标，并将这些指标也纳入检验范围，进一步研究企业在实施总部迁移后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样本企业的财务指标数据来自瑞思数据库，企业行业分类来自《证监会行业分类2001年版》。 （二）模型构建 本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对迁移样本在迁移年份前三年的平均绩效指标与后三年的平均绩效指标进行纵向比较，考察样本企业在进行总部迁移后企业长期绩效是否发生显著变化。接着通过限制样本企业规模、行业、所在地的方法为样本企业匹配一个配对样本企业，并赋予该配对样本企业与样本企业相同的事件年（即假设配对组样本在该事件年份也进行了总部迁移战略计划，但实际上并未推出）。然后将样本企业迁移前后三年的绩效指标变化量与配对样本在相同时间范围内的变化量进行横向比较，并排除行业、规模、所在城市的影响，进一步考察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长期绩效变化情况。 1.独立样本t检验。本部分首先采用t检验来研究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长期绩效变化。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长期绩效的衡量指标，为排除行业与市场环境带来的波动影响，本文对企业每年的各项绩效表现指标进行减去所处行业平均值的处理，然后借鉴Gregory等的处理方法，以迁移当年为基年，分别计算总部迁移前后三年的各绩效表现指标平均值，对其进行差值计算获得平均值之差作为绩效指标变化值，以观察总部迁移是否对企业长期绩效表现产生影响。为排除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Winsorize截尾处理。对上述长期绩效指标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的基本思路如下： 计算总部迁移前三年的各绩效指标的平均值，公式如下：
计算总部迁移后三年的各绩效指标的平均值，公式如下：
计算总部迁移前、后三年各绩效指标平均值的差异，公式如下：
计算所有样本迁移前后三年各绩效指标平均值差异均值，公式如下：
2.配对样本t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Paired-Samples T Test）用于检验两个相关样本或成对样本所得平均数间是否具有显著差异。本部分参考王建文和葛磊的研究，采用配对样本法研究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次）等指标的表现。以上文的227个样本作为基准组，备选样本来自CSMAR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所收录的4057家上市公司，按照与总部迁移公司行业相同、地区相同，并且在企业规模这一标准上选取与样本企业的资产规模在上下10%幅度的企业进行匹配。根据以上这些标准对迁移企业样本选取配对样本。由于部分行业、部分省市的民营上市公司数量较少，因此在227家迁移企业中，仅78家企业可以找到匹配样本。之后对企业每年的各项绩效表现指标进行减去所处行业平均值的处理，以迁移年份为基准年，分别计算样本企业与配对样本企业在基准年前后三年中的各项绩效指标平均值的变化，将两个样本迁移后的绩效指标变化值进行配对检验，分析企业绩效的变动趋势。同样，这里为了排除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不同水平的Winsorize截尾处理。 3.杜邦分析法。杜邦分析法是一种财务比率综合分析方法，它是从评价企业绩效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出发，对其层层分解至多项财务比率乘积，从而更深层次地分析企业经营业绩的变化关系。其内在各比率的关系式如下： 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收益率（ROA）×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 4.变量定义和衡量标准。针对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后的长期绩效表现，本部分选取了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等数据对企业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两方面进行研究。根据上述绩效指标，对于每一家迁移的民营上市公司，首先计算其迁移前三年与后三年相应变量的平均值，然后计算其差值，并进行变量的独立样本t检验，如果该差值显著大于零，表明迁移后三年的经营绩效好于迁移前三年。 例如：以ROEi1表示民营上市公司i迁移前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以ROEi2表示民营上市公司i迁移后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则△ROEi表示i民营上市公司迁移后三年与前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差值；△ROE表示所有样本的平均差值：
如果△ROE显著大于零，迁移后三年的销售收入增长率显著高于迁移前三年，则说明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后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明显提高，假设H3成立，否则不成立。以此类推，其他绩效指标的衡量方法同上。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与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一样，只是将绩效指标从纵向比较的基础上，变成横向配对比较。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5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迁移样本迁移后三年的资产收益率比迁移前三年的资产收益率平均增加了4.45个百分点，且二者的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企业进行总部迁移后资产收益率显著升高了。迁移样本与配对样本之间的配对检验情况如表5所示，迁移样本在迁移后的三年资产收益率比迁移前的资产收益率平均升高了2.43%，而同样指标配对样本在三年后却降低了2.91%，二者的差值为5.34个百分点，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相对于配对样本而言，样本企业迁移后的资产收益率显著提高了。由以上两种检验可知，民营上市公司在实施总部迁移后，长期绩效得到了显著提升，假设H2得到了验证。
如表5也报告了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次）等指标在样本企业迁移前后的变化。相比于总部迁移前，迁移后三年的总资产收益率（ROA）与企业权益乘数分别提升了33.34%与0.65，且这两个指标的变化值差异性在5%水平上显著，销售净利率与总资产周转率（次）则在10%的显著水平上分别提升了47.26%与0.14。相比于配对样本企业，样本企业迁移前后的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变化值在5%水平上升高了1.79%，而销售净利率与总资产周转率（次）迁移前后的变化值在10%的显著水平上分别高于未发生总部迁移的配对企业17.77%与0.40次。样本企业的权益乘数的变化值虽然高于配对样本企业的变化值，但是其t检验值为1.15，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不够显著。 本文将独立样本t检验与配对样本t检验中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次）的变化值放入杜邦分析法进行分析，以便观察出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迁移前后发生变动的原因。从表5可以看出，不论是样本企业发生总部迁移前后三年的自身绩效指标变化值还是与配对样本t检验的绩效指标变化值的比较，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次）、企业权益乘数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并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变化产生了正向影响。
表6列示了省际迁移企业与省内迁移企业迁移前后长期绩效的变化情况。进行省际迁移的企业迁移后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平均值比迁移前三年的平均值高出6.761%；而进行省内迁移的企业迁移后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平均值比迁移前三年的平均值高出了8.78%，这说明进行省际迁移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增长表现不如进行省内迁移的企业，两者之间的差值为2.02%。但从表6结果发现，二者的差异性并不显著，不能证明进行省际总部迁移企业的长期绩效不如进行省内总部迁移的企业，假设H3b并未得到验证。而前文的研究发现，进行省际和省内总部迁移的民营上市公司，它们的短期市场反应存在显著差异，与长期绩效不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不同。 为什么进行省际迁移与省内迁移的民营上市公司，迁移后其长期绩效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且长期绩效与短期市场反应的结果也不同？通过样本分析发现，短期市场反应变化的主导因素来自企业外部，它取决于市场中投资者的主观偏好选择，即投资者们认为长距离迁移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大于机会，对长距离迁移的企业持保守观望态度，这导致了短期市场对于省际、省内迁移企业的反应出现不同。而实际上，总部迁移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活动，企业在正式实施总部迁移之前，会对预选迁入地的市场、消费者、营商环境、当地政策等进行综合调研分析后，选取最合适的迁入地，所以不论是省际迁移还是省内迁移，企业都可以获取长期绩效的提升，因此，进行省际迁移与省内迁移的样本企业，它们之间的长期绩效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 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对象是2005—2019年期间A股市场中发生总部迁移的民营企业，这些样本能真实反映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进行总部迁移的区位变化。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民营上市公司总部迁移会对股票市场短期效应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与实施省际总部迁移的企业相比，短期内实施省内总部迁移的企业可以收获更好的市场反应，但从长期看没有显著差异；第三，民营上市公司在进行总部迁移后，其长期绩效会显著提升；第四，民营上市公司在进行总部迁移后，销售净利率和总资产周转率都得以提升，进而带来长期绩效的显著提高。结合前文分析对民营企业做出总部迁移决策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民营企业有着自身决策灵活性和执行力高的特点，在企业发展受到地域空间因素局限时，可根据市场反应进行总部迁移的决策判断；如果企业总部迁移在短期内能够得到市场投资者的认可，长期内也可以因迁移后获得更好的经营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可以积极部署总部迁移。二是虽然投资者对于省内迁移的短期市场反应更加正面，但从长期绩效来看，省内总部迁移与省际总部迁移并无显著差异，所以从长远来看，总部迁移的距离不是决策的主要依据，绩效的变化才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因此，民营企业必须平衡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根据企业长期发展战略需要决定是否进行总部迁移。三是杜邦分析法的分解结果表明，净资产收益率提升主要来自于销售净利率及总资产周转率次数的提高，说明了企业总部迁移获得了更好的外部资源和条件，提高了盈利能力及营运能力。因此，民营企业在进行总部是否迁移的战略决策时，要结合企业和行业特性，深入分析判断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变化的关键因素。 综上，民营企业总部迁移行为本身并不会直接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而是迁移后的经营环境和市场条件优越性，人才、技术、资金、原料等优质资源获得性，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和信息便利性等，带来了经营绩效的改善和增长。所以，企业总部迁移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战略决策工程，要考虑诸多影响绩效变化的因素，客观全面评估企业总部迁移战略决策，才能使企业更好地成长与发展。 〔责任编辑：徐淑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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