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哪里 青铜文化发源地——湖北省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3000余年历史。 大冶因矿而生，青铜文化是大冶的“灵魂”所在，而承载和凝聚大冶城市文明的物质文化遗产，非《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莫属，她是这座城市被外界认知的最直接、最炫彩的名片。 大冶铜绿山古矿遗址位于大冶市金湖街道办事处，发掘出自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8世纪）至西汉（公元前5世纪至2世纪）的采矿井、巷360多条（个），古代冶铜炉7座。它发现于1973年，是迄今为止中国保存最好、最完整、采掘时间最早、冶炼水平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古铜矿遗址，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观后赞叹不已，并被誉为“这是中国继秦始皇兵马俑后一奇迹”，“可与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相媲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由国务院申报有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国际遗产。 溯源千年古铜都大冶厚重的文化底蕴，感受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民的历史状况和人文情怀，就必须了解有着3000余年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1973年的惊天大发现 ： 1973年秋，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在铜绿山矿区进行露天开采，矿工在电铲掘进到离地表四十多米深的古矿井里时，发掘出13柄铜斧，最大的一个重达3.5公斤，有的在出土时还保留有长80厘米左右的木制把柄。 当时的湖北铜绿山矿革委会将一件铜斧寄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请求鉴定，并函告发现铜斧的现场情况，中国历史博物馆立即发来电报：“保留现场，即来人调查”。三天后，考古人员来到铜绿山矿调查研究，发现了密如蛛网、迷宫般神奇的古代矿井，其分布范围约2平方公里，地表遗留的古代炼渣在40万吨以上，引起了考古界的重视。 14万平方米的遗址，井巷纵横交错，向世人展现了当时开采、冶炼粗铜的盛况。更有学者认为，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书写了两大中国之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代表的，是中国青铜时代采矿、冶炼技术的最高水平，其矿冶业之发达，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绝无仅有。”黄石考古学者龚长根说。 这一次偶然的开采，震惊了世界考古界，敲开了通往3000年前中华青铜文化的大门。 经过11年的开采，考古专家先后对1、2、4、7、11号矿体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商、周至西汉千余年间不同结构、不同支护方法的竖井、斜井四百多座，上千条平巷交错，制作精细。还发掘出一批古炼铜竖炉，随同出土的还有一批生产工具，如铜质斧、锤、锛、凿、锄和铁质斧，木制的铲、锹、桶，以及一些陶罐、陶片和生活用具等，这些出土的文物真实记载了中国古代矿冶发展历史和卓越技术成就，为中华青铜文化提供了有力印证。 1982年，国家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列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984年，铜绿山开建古铜矿遗址博物馆，这是我国继半坡遗址、秦始皇兵马俑后的中国第三座历史遗址博物馆。 1994年3月20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2001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而且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古铜矿遗址。 与世界其他文明中心相比，华夏文明进入金属时代时间偏晚。虽然早在五千多年前的甘肃马家窑古人开始制造小件青铜器，但直到商代早期，青铜器冶炼和铸造工艺才全面成熟。这也成为商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 “3300多年前一个落日西沉的傍晚，中条山脚下西吴壁，燃烧了300多年的炼铜炉火熄灭。此后数百年里，晋南大地谜一样地变得人烟稀少、一派萧条。”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负责人戴向明，在一篇“西吴壁冶铜遗址发掘记”中这样写道。 几经兴废交替，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一次又一次地被岁月掩埋在大地之下。直到2018年初春，戴向明等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队员住进西吴壁村，尘封三千多年远古遗址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其发掘成果也很快引起学界关注。 ▲ 西吴壁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判断遗迹 “一次超预期的发掘” “2003年至2006年，在运城盆地东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区域系统调查，以拉网方式排查每片土地，在大约1500平方公里范围内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到早商时期遗址近200处，其中在中条山北麓山前台地上有多处遗址发现有炉渣等冶铜遗存，西吴壁就是其中最丰富的一处。”作为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发掘领队的戴向明回忆说。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日前揭晓，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赫然在列。该遗址位于山西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地处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地上，南距中条山约6公里。 从整体上看，遗址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包含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其后多个历史时期遗存。其中，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遗存分布面积均在70万平方米左右，该区域东南部存在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 ▲ 西吴壁西发掘区航拍图 “我们曾对遗址进行多次复查，对其潜在价值与重要性充满期待。”戴向明说。2018年3月底，在那个万物复苏的早春时节，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组队，在西吴壁遗址开展正式考古发掘。 在发掘之前，他们对西吴壁遗址中、西部发现过炉渣的地点再次踏查，同时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又在遗址东部发现了新的冶炼遗存。经过充分了解，决定在村南遗址的东、中、西三个部位分成三个区域发掘。 “经过春秋两季工作，发掘出的冶铜遗存数量大、种类丰富，可以说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戴向明回忆，直到2019年11月，揭露出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秦、汉、宋等时期的大量遗存，其中以二里头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冶铜遗存最丰富和最具特色。 ▲ 冶铜炉渣 ▲ 二里岗期灰坑内的冶炼残迹 西吴壁里的“宝贝” 虽然说考古不是挖宝，但在考古学家眼里的宝贝确实有些与众不同，除了金玉珍品，那些看起来普通的陶、瓷片、石器、骨头，往往也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宝物”。 经发掘，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灰沟、冶铜炉残迹、水井等。其中，一座地穴式房址带有多个被火灼烧过的壁龛，房内堆积中出土了很多铜炼渣;灰坑形制多样，其中多数都发现有数量不等的铜炼渣或残炉壁等冶铜遗存。 另一座大型近椭圆形直壁坑内，存在多层自南向北的倾斜堆积，包含大量铜矿石、残炉壁、铜炼渣、木炭，还有鼓风管以及石锤、石砧等与冶铜相关的遗物。旁边有一座规整的地穴式小型房址，其北壁有经烧烤过的圆锥形壁龛，或许与某种祭祀活动有关。 ▲ 二里头时期的木炭窑 古代冶铜主要燃料是木炭，根据《水经注》记载，中条山区域丛林植被茂密，完全可以满足冶铜对木材的大量需求。 果然，在距离这组遗迹不远处，考古队员发现了一组木炭窑。窑中部是一座地穴式操作间，三座近圆形木炭窑室分居操作间的北、西、南部，东部为出入通道。这些迹象表明，附近曾存在冶铜作坊，正是使用木炭炼铜。 另外，在已确认的两座残存底部冶铜炉下，考古队员发现了埋有人骨的奠基坑，应与铸炉炼铜的祭祀仪式相关。两座冶铜炉之间有很大一片活动硬面，串联起多个与冶铜相关的遗迹。 除了丰富的“宝迹”，还有很多“宝物”。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陶器主要有鼓腹罐、深腹罐、鬲、甗、蛋形瓮、敛口瓮等;二里岗文化时期主要有鬲、甗、大口尊、盆、深腹罐、簋、蛋形瓮等。 ▲ 西吴壁遗址出土的冶铜工具 ▲ 二里岗时期的残炉壁 冶铜遗存为什么这么重要 铜矿冶炼是人类迈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对于历史文化传承发展意义重大。“年代早”“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对于西吴壁冶铜遗址重要性，业界给出了这样的概括。 “大量冶铜遗物重见天日，尤其发现了前所未见的夏商冶铜炉残迹、木炭窑等，出土了铜炼渣、陶等遗物，确认了夏商时期冶铜作坊。”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青年考古学者、西吴壁考古发掘亲历者田伟，在个人考古手记上这样写道。 根据碳十四的年代测定结果显示，西吴壁二里头、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至公元前1200余年之间，主体落在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戴向明提到，他们选择矿石、炼渣等出土标本进行实验室科技检测，检测内容包括冶金遗物的产品属性、成分信息、微区形态以及特征元素等，结果显示本遗址的冶金产品为红铜，所用铜料为未经焙烧的富硫氧化矿石。 中国青铜时代始于夏代。西吴壁等多处冶铜遗址的发现，等于确证了晋南中条山地区为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主要铜料来源地。另外，西吴壁遗址夏商时期面积较大，应具有中心聚落性质，发掘出土种类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共同构成了冶铜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为进一步复原早期冶铜工业技术、生产方式、生产场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学界认为，该遗址的发掘首次在中原地区揭示出已知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商冶铜遗址，弥补了从铜矿开采到集中铸造之间所缺失的冶炼环节，也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一个重要空白。 ▲二里头灰坑中出土的铜矿石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时代，铜礼器与武器，皆为国之重器。通过西吴壁遗址的发掘，也可以肯定这里处于产业上游的采矿、冶铜业主要为终端铸造业输送原料，而下游产业所生产的铜礼器和兵器等国之重器，应主要集中在国都及附近地点。 “这也表明，早期王朝国家对重要战略资源及其产业链的直接控制，为理解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矿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戴向明说。 纵观夏商这段神秘而漫长的历史，青铜器的冶炼与使用在推进文明延续、文化传承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微风拂来，恍惚之间，镌刻历史印记的冶铜火炉炭火仿佛又重新燃起，向人们诉说着数千年前刀光火影里的青铜文明。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