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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和张闻天，从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共事开始，经过在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在延安和东北的并肩作战，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和那段特殊的时期，两人共同奋斗了大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去世，享年75岁。1979年，中央为他召开追悼大会，妻子刘英知道后，当即建议让陈云致悼词。谁曾想陈云却摇头拒绝，说：“让邓小平来吧。” 张闻天和陈云关系如此之好，那么在张闻天去世后，陈云为何却让邓小平致悼词呢？这背后究竟有何深意？
追求真理 坚守理想 张闻天1900年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一个农民家庭里，从小聪慧好学，6岁就进入私塾读书。张闻天除了接受“四书”“五经”外，还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在他11岁那年，张闻天进入南汇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 1917年秋，张闻天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在学校读书期间，由于他的中文基础很好，再加上有一定的外语阅读基础，因此经常被老师夸奖。除此之外，张闻天还目睹中国内忧外患，随即投入到革命潮流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闻天和同学们一起写标语、散传单，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1919年6月23日，南京第一个进步刊物《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办，张闻天既是编辑，也是主要撰稿人。这些文章强烈抨击了日军的侵略行为，还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8月19日，《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从第50期开始，连续三天刊登了张闻天撰写的《社会问题》这篇文章。张闻天还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革命的步骤：
文章最后，张闻天还抄写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10条纲领，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光明的前途和具体奋斗的目标。
当时张闻天还尝试通过《社会问题》这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并将《共产党宣言》中的10条纲领直接介绍给南京人民。值得一提的是，这在南京的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令他成为南京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1920年7月，张闻天为了进一步追求革命真理，离开南京，前往日本留学。1922年，他又去美国勤工俭学。此时的张闻天一边在旧金山的中文报纸《大同报》当编辑，一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他的视野逐渐开阔。 回国后，张闻天担任中华书局的编辑，期间他还致力于文学革命，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当中，还创作了不少诗作、散文等等，被称作是“少年文学家”。 1925年，张闻天在五卅运动中加入共产党，同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张闻天和陈云的相识相知 1931年4月，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背叛革命，陈云当即协助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中央机关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机关得以安全撤离，避免我地下党组织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不久后，陈云从改变特科的工作方式入手，开辟新的局面，令我党的情报工作得以恢复发展。 面对可怕的“白色恐怖”，张闻天也沉着冷静地坚持战斗，接管了和共产国际通讯的秘密电台。由他负责的《红旗周报》也很快从消极状态中走出，5月25日再次恢复出版。 1931年9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陈云和张闻天都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1932年3月，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和张闻天一样都是政治局常委，两人接触越来越多，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在王明去苏联，周恩来去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和陈云在上海继续坚持斗争。那个时候，我党有两处秘密机关，一个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爱文义路上，一个是在成都北路路西。每天早饭后，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人都会到这里碰头，然后交换情况，商谈工作等等。 紧接着，张闻天会到三楼看文件、写文章，直到晚饭后才回住处；陈云则到工厂视察，先后指导工人们罢工以及和南洋烟草公司做斗争。
1934年12月上旬过了老山界以后，毛主席、张闻天等人和李德、博古主张的错误方针进行斗争。12月20日，张闻天找王稼祥谈话：“我建议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军事。”王稼祥频频点头，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1935年元旦，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向遵义城出发。在行军过程中，经过几位领导人的讨论，决定停止李德的指挥权。就在部队过了乌江，准备召开遵义会议的时候，张闻天找陈云进行了一次比较长的谈话。 陈云是政治局常委兼五兵团的政委，而这次张闻天找他谈话主要是为了遵义会议的酝酿。张闻天反复向陈云说反五次“围剿”以来，李德、博古等人错误主张所造成的危害，还说到了遵义要召开会议。陈云完全同意张闻天、毛主席和王稼祥的意见。 后来陈云曾回忆说：
遵义会议结束后，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陈云身为常委之一，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
1937年11月底，陈云等人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当时正值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作组织问题报告，会议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陈云被选为书记处书记。就这样，陈云和张闻天又在中央书记处合作共事。 1945年8月到10月，中央先后派出10名中央委员、10名中央候补委员率领2万名干部和11万大军挺进东北。张闻天是11月26日抵达哈尔滨的，随即便找到先到东北的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向他简单汇报了工作。 第二天，张闻天、陈云和高岗共同研究了东北的局势，一致认为应该放弃中心城市，到农村去搞群众工作，在铁路两边建立根据地等等。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张闻天和高岗在陈云的主持下起草了发给中央的电报，也就是《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 这一报告得到了中央的赞同，不久后毛主席代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一指示精神正是陈云等人极力主张的。 1946年年底，陈云乘车绕道朝鲜去南满，途中路过佳木斯。当时南满形势比较紧张，党内也发生了争执。陈云主张坚持南满，张闻天则支持陈云的意见。最终中央认为陈云是对的，在他的努力下，南满坚持住了，这对扭转东北战局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东北解放后，陈云是财经委员会主任，张闻天是副主任，两人配合得很好，都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
1950年，在苏联的建议和支持下，新中国组建准备出使联合国，并任命张闻天为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1951年，张闻天接替王稼祥担任第二任驻苏大使。 不久后，张闻天和妻子刘英被派去苏联工作。在苏联工作期间，一向喜欢搞理论工作的张闻天建立了中国驻外使馆第一个研究室。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张闻天在出使苏联期间，中国请苏联帮忙印制了人民币。 尽管张闻天做了很多贡献，但他志不在此。陈云去苏联访问的时候，去看望张闻天夫妇。当时张闻天对陈云说：“我不想搞外交，想搞经济工作。”陈云笑着说：“我也赞成，但毛主席不同意啊！”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前，张闻天在下面做了很多调查研究。不久后，他去找陈云谈，陈云十分赞成他的意见，并说：“但很可惜的是，恐怕用三年的时间，经济也恢复不过来啊！” 张闻天去世后，陈云拒绝致悼词：让邓小平来吧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张闻天的处境不是太好，即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也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当时，张闻天的矫正视力只有0.2，但他仍坚持每天写作，写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和文章。妻子刘英很支持他，不停地在一旁帮他抄写。
张闻天的外孙女张秀君去看望外公外婆，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也帮忙抄了两个星期。有一次，张闻天对张秀君说：“你能看懂吗？如果能看懂的话，那该有多好啊，我的思想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 1971年后，张闻天夫妇恢复了自由，和邻居也有了来往。由于家里没有电视机，所以他和妻子经常去邻居家看新闻，每次都看的很仔细。大家都知道张闻天的视力不是太好，因此有时候看着看着就会凑近电视机，方便看清上面的东西。 张闻天和邻居聊天时总是和蔼可亲的，说起话来也文绉绉的，而且很喜欢听别人讲话，时不时拨弄一下自己的拐杖。傍晚吃过晚饭，张闻天便在刘英的搀扶下缓缓散步，一高一矮的身影漫步在院内。 晚年的张闻天日常生活非常简朴，不抽烟也不喝酒，整天都是穿着一般老人穿的粗布裤袜，天热的话就穿一件短袖，天冷则加一件外套。那时张闻天的腿脚虽然不灵活了，但思维还是非常敏捷的，完全没有老人那种爱啰嗦的模样，这也和他高深的阅历有关。 刚到肇庆的时候，除了有书籍之外，张闻天的家可以说是一贫如洗了，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是少之又少的。相关部门每个月给他发基本生活费，也令他的生活没有那么困难。在此期间，张闻天最喜欢、最享受的便是读书了。 当时有不少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张闻天知道后十分羡慕，还曾多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希望能回北京参加工作，希望到工厂、农村参观。张闻天的这一请求，直到1974年才被党中央同意，不仅恢复了张闻天夫妇的组织生活，还让他享受县团级政治待遇。
当张闻天夫妇第一次从市里参加了组织活动回来后，两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几乎是一见到人就要形容一番。从他们的宿舍到市委机关足足有近7公里的路程，但张闻天却坚持自己步行去，不想麻烦市委的领导同志。 也是在这一年，张闻天夫妇外出活动变得多了起来，他要了解民情，要了解国际经济建设的情况，还要了解社会和百姓的需求……张闻天那时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血压一动就是200多，各种老年疾病也伴随着他，身上最不缺的便是药品。 尽管如此，也没有消耗张闻天下基层调研的浓厚兴趣，他带着刘英和警卫人员，在市委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开始了他渴望许久的工作。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细心询问厂里的生产情况、设备情况以及工人工资待遇情况。张闻天一边问，一边做笔记，去一次没了解清楚的话，就去两次、三次…… 一天，张闻天在某工厂看到几张报纸，随即语重心长地对负责人说：“要学点政治经济学，对抓生产、搞经济建设是很有必要的。对职工适当进行精神和物资奖励也是有必要的，这是允许的。”
还有一次，张闻天到某区委进行调研，在听完负责人的汇报后，和蔼地说：“你们要大胆地工作，多办一些小企业，这样才能解决居民的就业问题。大家的生活好了，社会就会安定团结，人民也会感谢我们的。” 当地的领导听了张闻天的话后受益匪浅，认为他很了解基层工作，深入实际，平易近人。 1974年是张闻天夫妇外出参观最多的一年，他在市委的组织下去过20多个基层单位考察，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朴素实在待人，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不讲究排场。他也经常会给当地领导提出一些建议，出些电子，给当地群众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张闻天夫妇对子女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而是张虹生很早就去支边，直到1974年到肇庆看望父母，才提出调往肇庆好照顾父母。按照当时张闻天的情况，如果他向组织提出的话，组织一定会同意的。但张闻天压根不同意，他对儿子说：“小孙女可以和我们一起生活，但你不能调过来！” 尽管张闻天夫妇对儿子严格，但从一件事中足以看出刘英的慈母心肠。当时张虹生准备回西北，刘英连忙约好友陪自己到市区的百货大楼买毛线，说是要给儿子打件毛衣，毕竟大西北太冷了。此后很多天，刘英的手中都拿着打毛衣的线，一边织毛衣一边和邻居聊天。 1975年，张闻天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于是他主动申请到江苏无锡安度晚年。不久后，中央办公厅就同意了张闻天夫妇的要求，动身前，夫妻俩和邻居告别。
张闻天在肇庆的家里一定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市委见他家太简陋，特意配发了一套木质沙发，但张闻天坚持不要。无奈之下，市委只好说可以让他按照借用办理，因此当张闻天离开后，还不忘将这套“借来”的沙发还给市委。 张秀君曾4次前往无锡看望外公，她回忆说：“我记得1976年前后，外公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连一本稍微厚点的书都拿不动，他只有将厚书都撕成一个个稍微薄的本，才能拿着看。我曾两次建议外公写自传，但他都拒绝了。” 张闻天到无锡后，仍化名为“张普”，意为一位普通的群众，蹒跚着出去考察民情。菜市场是他考察的一个重点，里面的老百姓哪里会想到，这位经常见面的老人居然曾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张闻天病重期间，曾将刘英叫到床前，缓缓地说：“我快要不行了……别的没什么遗憾的，就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我感到很遗憾……”张闻天顿了顿继续说：“我死后，帮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还有解冻的存款全都上交给党，就当是我最后一次交党费吧……” 刘英含泪点头答应，由于此时刘英已经说不出话了，张闻天便让她拿张纸过来，在上面写下保证，签上名字。刘英的眼泪瞬间流了出来，她说：“咱们俩过了这么多年，你还信不过我吗？”刘英话音刚落，张闻天才放心的点了点头。 1976年，几位丰碑式的领袖人物相继去世。在这年7月1日，张闻天也在无锡静静地走完了他76年人生之路。
1979年，中央决定为张闻天举办追悼大会，刘英知道后十分高兴，当即找到陈云，说：“中央决定为闻天举办追悼会，我想让你致悼词。”陈云听后摇头拒绝，他说：“还是让小平同志来吧，这样规格更高点。” 8月25日，张闻天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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