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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时已形成了以石星为首、身在朝鲜的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三人的一个议和派，沈惟敬就是替他们具体执行谈判任务的人。 沈惟敬确实是个谈判人才，其虑事之周全，让人不得不佩服。
（宋应昌像） 碧蹄馆一战，按理说只是李如松与日军的一场遭遇战而已，纵然败了，并不伤其元气，李如松作为大明王朝的援朝军事提督，怎么就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再无半分斗志，率军一退再退，直退至平壤，更是起了议和回国之心？ 要知道李如松可是刚刚平定宁夏哱拜之乱、深负皇恩而入朝作战的，这与他刚到朝鲜时的心劲可完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其实归结起来，原因不外乎三点： 一是这次失败确实对李如松打击不小。 因为上次南北军争功之事，李如松这次憋了一口气，想让北军争争气，给自己找长脸，所以这次派出的先锋也好，自己带的精骑也好，都是辽军，是自家的精锐、亲信，甚至可以说是家丁，没想到一时大意，竟然在碧蹄馆陷入日军包围，精锐尽失，有好几个将领还因为保护李如松战死，李如松在撤回到开城时，还特意搞了个祭奠仪式，他放声痛苦，悲伤不已。 二是南北军继续闹意见，李如松不想玩儿下去了。 李如松这次只带北军出征，他的这点心思，南军自然看得懂，也很是不忿。 特别是代表南军利益的宋应昌，在收复平壤后，宋应昌知道李如松肯定马上兵锋直指王京，再建大功，但宋应昌对朝鲜情况了解较多，他曾劝阻李如松不要马上对王京用兵，“前者平壤倭奴虽众，犹属一支，攻之宜急，今各路者总归王京，其势大合，且道途千里，其为当慎视前犹盛。必须俟我刍粮军火器械并集充裕，然后进剿，方为万全。” “如刍粮未至，不若暂守西岸，俟有次第，一鼓之下，何如？” 宋应昌所说应为秉公之言，并无私利：咱们虽然顺利打下了平壤，但对付的只是小西行长率领的一路日军而已，所以可以急攻，但现在在朝日军已全部集结在王京，其气势大涨，我们长途奔袭，情况不大好吧，千万别让平壤大捷迷糊了脑袋，以为王京也可以轻易拿下。最好等着我们粮草武器都准备妥当再去攻打王京，不急于一时，这才是万全之策。 粮草不济，咱们先等等，慢慢来，到时一鼓作气拿下王京，咋样？ 对宋应昌的这番肺腑之言，李如松根本没往心里去，仍执意带了三千亲兵就奔赴王京了。 骄傲自盛，当然是听不进任何不合自己心意的话的；况且，他从心里，根本就看不起宋应昌这个文人，而且宋应昌还是代表南军利益的大哥。 李如松终因此而付出了代价。 李如松兵败碧蹄馆后，起了退兵之意，但此时宋应昌认为应该出击，他几次催促李如松进军，李如松却置之不理，一心退却。 宋应昌抵朝后，当面责备李如松轻易退却，李如松却轻飘飘地说，“贼众盛强，战不可敌”。 我打不过人家，行了吧？你还说什么？ 文武相左，这仗，还怎么打？ 宋应昌也是无奈，“平壤首级未赏，各军意志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矣。” 三是客观情势使然。 首先是粮草问题，自明军入朝以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始终未曾解决，朝鲜不仅供应不了明军粮莫，连自己的军粮有时还要明军来接济，而明军从国内转运粮草，也实在费劲，供应不上； 其次就明军出国作战，水土不服，病损不少，此时军中更出现了瘟疫，再加上南北兵纷争不断，士气为之大落。 李如松退兵之意也因此更坚，他以种种理由向朝廷汇报，请求另派人取代自己。 明军如此，那么此时日军的情况呢？ 其实日军也好不到哪去，他们的军粮也严重匮乏，后方补给路线也早已被朝鲜义兵切断，几乎撑不下去了。 同样的，日军也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很多人皮肤肿烂，也遭遇了瘟疫。 虽说他们在碧蹄馆打败了李如松，但那是在人数占优，且已形成包围之势，最后却仍无法阻拦李如松突围而去，这样的明军，也让日军溃畏惧。 因此日军也不敢轻易出兵，甚至有的将领也有了撤兵的想法。 2月20日，在日本名护屋的丰臣秀吉派遣的特使熊谷直盛到了王京，他此行就是了解朝鲜战况，以让丰臣秀吉作出决策。 2月27日，日军各路将领在王京召开军事会议，形成共识：由于缺粮乏食，只能撤退到朝鲜沿海的釜山浦，并让熊谷直盛回去向丰臣秀吉请求同意撤兵回国。 3月3日，日军各将领再次举行军事会议，最终确认了议和、撤兵之决定，并形成文件向丰臣秀吉汇报。 当天，日军就把议和的书信绑在箭上，射到经过汉江的明军、朝鲜军船只上面信中向明朝提出了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允许日本向明朝通贡的要求（合称封贡），声称明朝同意封贡后，日军就会从王京撤出。 得到日军议和的信息，此时的宋应昌也不再坚持进军了，他知道自己也指挥不动李如松，而且他知道，自己的顶头上司、国防部长石星从一开始就有议和之意。 宋应昌很快写了一篇东西，告诉日军，一是要返还侵占的朝鲜领土、释放俘获的两位朝鲜王子，二是要求丰臣秀吉上表向大明天子谢罪。如果日本方面能够全部做到，大明天子将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 此时的日军，已到了无粮可吃的境地，只好出城劫掠：“倭乃乏食，出掠东南诸邑，恣意抢夺。地窟所藏米谷，尽被掘取。又向加平、抱川，深入春川，焚抢殆尽。清正又分遣其卒千余人，出掠不已。环畿郡邑，冢坟亦发。” 他们不仅劫掠诸邑，甚至还掘了朝鲜人的坟墓。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当时李如松、宋应昌再坚持一下，重启攻势，可能真的一战而消灭日军。 但历史真的不能假设。 到了此时，困在李如松军中的大明第一外交家沈惟敬又要出马了。 与日本打交道，谈条件，还得启用沈惟敬，这次他又恢复了自己的游击将军的身份。 3月15日，宋应昌、李如松令沈惟敬乘船前往龙山仓与小西行长议和。 时隔半年，两位老熟人再次相见，当然得从上次的话题说起。 上次沈惟敬一口答应小西行长的条件，说去明廷汇报封贡之事，却一去不复返，小西行长最终等来的却是明朝大军。 沈惟敬要取得小西行长的信任，首先就得推卸掉自己的责任，他是这样解释的：“先前犯下的过失，不是我的责任。那是北京新派出的指挥官（李如松），他不同意我与您缔结的和平协议，所以……” 沈惟敬费尽唇舌，小西行长先是将沈惟敬前来议和的消息转达给了其他将领和日军侵朝总大将宇喜多秀家，他们认为沈惟敬这个人谎话连篇，不值得信任，但面临当前形势，他们也急需谋取出路，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与沈惟敬议和。 沈惟敬拿捏住了日本方面的这种心态，开始以言语威胁，百般劝诱日军从朝鲜撤军：日军没有明军英勇，武器、战术等方面也都不及明军，况且明军士兵无数，战场离本土也近。 沈惟敬瞎话是张嘴就来，说眼下明朝皇帝已派出了大批陆军和一支大舰队，要阻断日军归路，“尔等还王子、陪臣，敛兵南还，则封事可成，而两国无战争之祸，岂不俱便？” 先不论沈惟敬这番言辞是否真的恐吓到了日军，光是眼前的形势，就已让他们吃不消了，况且他们还有自己的小心思：他们长期远离家乡在异国征战，早已倦怠，只想回家，如果真的占领了朝鲜，丰臣秀吉一定会安排他们驻留于此，而且眼下他们已认识到，即使是丰臣秀吉也无法给他们以支援了，只能靠自己了。 但日本方面又不肯就这么认输，没有面子嘛，所以小西行长向沈惟敬提出：明军先派出两名使者渡海至日本，向丰臣秀吉乞和；再以明朝皇帝的名义，派出另一名使者渡海至日本，同意恢复日本与明朝之间的贸易往来（实际上就是通贡）。如此一来，就是明朝求着日本和谈了，也能给丰臣秀吉一个交待。 沈惟敬看出了日军的心思，表示同意，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在他带来明朝的使者（事实上也是人质）以后，日军在四月八日从王京撤出，并在撤兵当日释放朝鲜王子，完成这两件事后，明朝也会立刻同意通贡。 沈惟敬仅仅是一个游击将军，这么重大的外交事项，他能作主吗？ 其实沈惟敬到这时候还算是个靠谱的人，根据《明史稿·石星传》的记载，沈惟敬这时候答应日方提出的通贡要求，实际上是得到了兵部尚书石星的直接授意，并不是他私自许可的。 由于明军难以打开僵局，石星的态度转向与日军议和，希望以此换取日军尽快从王京退兵。 只不过石星授意沈惟敬向日军做出允许通贡的承诺，仅仅是他石星自己的意思，他并没有取得万历皇帝的同意。 所以说此时已形成了以石星为首、身在朝鲜的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三人的一个议和派，沈惟敬就是替他们具体执行谈判任务的人。 沈惟敬又向日方提了一些要求：日军退兵以后，不得出兵攻打全罗道；日军撤兵之日，将龙山仓的余粮留下，不得焚毁或带走；在撤兵之日，留下一个倭将作为人质。 可见沈惟敬确实是个谈判人才，其虑事之周全，让人不得不佩服。 日军对这些条件表示接受。 谈判一结束，还没等沈惟敬回去，随他行的飞探就火速动身，向后方的李如松通报了和议达成的消息，明军全军上下“一闻和议之成，莫不喜悦，欢声如雷”。和议达成，在碧蹄馆之战中被日军俘获的明军士兵，也被陆续释放，李如松因此非常高兴。 沈惟敬于3月16日乘船启程，24日回到义州，向经略宋应昌汇报了此次议和的结果。 对于小西行长原话提出的让明军派出皇帝特使去日本“乞和”，沈惟敬可能没有向宋应昌做全面的报告，或者是换成了其他可以令宋应昌接受的措辞，使得宋应昌认为存在可以从日本讨来“关白降书”的可能性。 这就造成了一个误会，带来了日后一系列的风波。 宋应昌听了沈惟敬的汇报，认为自己能在议和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他随即让沈惟敬带5名谋士随日军前往日本，去讨要丰臣秀吉的降书，而在日本看来，他们是明军使者，是作为人质跟到日本求和的。 为了不节外生枝，宋应昌还发牌文给朝鲜全罗道巡查使权栗，要求朝鲜军不得剿杀日军。 到了这时，再想想宋应昌之前说出的“誓绝倭奴之族”的狂言，想想李如松意气勃发入朝擒倭，真是令人不由得不感慨啊。 据史料记载，随日军渡海去日本的，除沈惟敬外，还有沈思贤、周洪谟，特别是谢用梓、徐一贯被临时授予参将、游击的官衔，冒充大明天子派出的敕使，以符合小西行长所要求的天子御使。 一场议和闹剧，再次隆重上演。 4月8日，到了约定好的日军从王京退兵的日子，沈惟敬再入倭营，催促日军退兵，小西行长兵对由于沈惟敬而使自己兵败平壤一事无法释怀，这次直接将他扣留，当然也没有在这一天撤兵。 4月17日，按照宋应昌的命令，谢用梓、徐一贯带着几十名随从继沈惟敬之后也进入王京。 日军将领借此写信给丰臣秀吉夸耀，说明军在碧蹄馆大败后，总大将主动向日本谢罪，并要派两名敕使来日本。 驻守王京的日军见明朝使者相继进入到来，都非常高兴，这代表着和议已成，他们能够撤军了：“我军人见之，知和成，大喜，欢声如雷。” 这一反应，与明军一模一样，可见双方都非常期待结束战争。 明朝使者对于日军来说就是人质，人质到齐，日军裹挟着他们以及俘虏的两位朝鲜王子与朝鲜众大臣，开始从王京撤退。 依照沈惟敬与日军在龙山仓谈判的议和条件，日军在撤出王京之前，要释放两位朝鲜王子及一干大臣，并留下一个倭将作为人质，但是日军并未履行这些约定。 4月19日，日军大摇大摆地从王京撤退到沿海，然后日军各军团在蔚山、西生浦、东莱、釜山浦等处，建成首尾相连的16个屯兵点，依山凭海、筑城掘壕，以保持在朝鲜的兵力压制。 日军从王京撤出的第二天，李如松便率领大军进驻王京。 宋应昌、李如松当然要把收复王京作为战功来报告朝廷，但如果是打跑了日军，总得追击一下吧，所以他们开始演戏，宋应昌发牌文给提督李如松，要求他追击日军，李如松也配合宋应昌进行演出，行军速度非常缓慢，有时候一停下来就是好几天，最后干脆就不追了，直接原道返回。 此时的明朝廷除石星外，还不知道与日军议和之事，继续派兵，在四月的时候，四川总兵刘綎率领在福建、西蜀、南蛮等处招募的5000士兵，作为后继援军进入朝鲜。 而宋应昌、李如松也知道了日军并未撤回国内，而是驻扎沿海，他们只好继续调遣兵力，与退兵到庆尚道南部沿海地区的日军形成对峙局势。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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