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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图经》第二册，名为《西康图经·民俗篇》，在1932年下半年顺利完成。这一册的所有内容，一部分是任乃强亲自见到的，另一部分是妻子罗哲情错告诉他的。 当时的罗哲情错经过与任乃强三年的相处，已经能说汉语、写汉字了。她给任乃强讲述了很多琐细的民间事情，再加上任乃强本身访问到的那些民间细事，一并写作成书，使国人对于藏族的文化生活以及经济生活有了更加切实的了解。
1933年，任乃强随同张澜先生出川考察。他将写作成的《西康图经·民俗篇》亲自带到了到南京“新亚细亚学会”，亲自跟负责主持评稿议价的陈大祺交流，说明这本书与一般的民俗调查报告存在的不同之处。这一本书，让任乃强再次获得了五百元稿费。这是当时最高的一种稿费。 实际上，当时负责审稿的人，对于康藏情俗基本上一窍不通，但他们之所以能相信这部书的内容真实，而且愿意支付最高稿费，主要是因为巴塘人格桑泽仁不停吹嘘的原因。这也是任乃强这次亲自到南京才了解到的真相。
这位格桑泽仁，是清末在巴塘经商人娶藏女所生的儿子。他本名叫做王天杰，是赵尔丰在巴塘开办的巴安小学毕业的学生。他会说汉语、藏语，能写汉字，但程度不高。 巴塘原本是赵尔丰奏定的川边巡抚驻地。在这里，修建有巡抚衙门，同时还建有汉文学堂（民国时期改为巴安小学）、制革工厂、铅字印刷厂、农业试验场等，一切都是省会城市的设置和规模。英法各国传教士都争着到此地来设立教堂，并创办了医院、学校和果园，而且还开建水渠，引水到他们的教堂区。所以，这里的青年人群体，就整个西康地区而言，接触到的事物和学习到的思想，总体上是比较先进的。 赵尔丰在巴塘布置了省会相当规模之后，前往康北各县进行“改土归流”。 所谓“改土归流”，实际上就是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实行和内陆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这一政策，有助于强化政府对西南地方各民族的管理，打破了原有土司制度“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民族禁锢，有助于推动民族融合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治理、版图开拓与巩固的重要政策。 但是，赵尔丰才到康定，就被清廷调任为四川总督了。工作不能兼顾。于是，他把川边建省的工作，全部委托给他的总文案（相当于秘书长职务）付嵩炑（嵩音“松”，炑音“木”。付嵩炑，字华封，四川永宁人）接办。 哪晓得赵尔丰担任四川总督未到一年，就惹出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反对浪潮，各县“哥老会”纷纷起义并围困了成都。赵尔丰马上征调他使用习惯的所谓“边军”进行自卫反击。付嵩炑就奉命把边军主力全部抽调开向成都。刚走到康定，满清政府已被推翻，赵尔丰成了民军的俘虏，后来被砍下了脑袋。而付嵩炑的边军刚到雅安，听闻赵尔丰已死，就现场缴械投降。西藏的达赖喇嘛，这时候也乘乱宣布“自治”，出兵夺去昌都以西的相关地盘。 民国以来，历届的“川边镇守使”都是驻在康定。这就造成，远在差不多500公里之外的巴塘，就成了极边悬绝的地区。巴塘的那些青年人，多次提出要恢复省治的要求，但都没有实现。以王天杰为首的那一批年轻人，就做过反对“川边镇守使”的巴塘独立运动。运动失败后，他从云南回到内陆活动。 由于当时国人基本上已经开始注意康藏国防问题，所以他们到来之后，能够得到部分国人的同情和支持，在舆论界多少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同时也因为国人对于康藏情形的隔阂，而他们又不能把这些东西清楚准确地表达出来，无法说明问题的真实性，所以他们也没有获得任何一种力量的帮助。以至于到处流落，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而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提不出任何解决问题办法。 后来，王天杰前往班禅行辕担任翻译。所谓“行辕”，是旧时高级官吏的行馆，亦指在暂驻之地所设的办事处所。这里是民国时期一级机构的名称。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成立，定南京为首都，改江宁县主城部分为南京市。4月24日，南京市政厅成立，为南京成为现代意义的“市”行政建制的开始。南京政府成立后，设立蒙藏委员会、班禅南京行辕及四川办事处，王天杰已经改名为格桑泽仁，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 这人精悍好事，很快在蒙藏委员会中成为风头人物。获得了巴塘男女青年如刘曼卿（巴塘人，1906年生于西藏拉萨，卒于1942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师范学校，通晓藏语、英语等多种语言。其父亲刘华轩曾任清驻藏大臣秘书、九世班禅秘书）、江安西（西康巴塘人，中央党务政治学校附设西康班毕业）等的支持。并因为“了解”康藏问题，获得了蒋介石政权的信任。但他实际上并不清楚康藏问题的症结所在，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基本上都是隔靴搔痒、似是而非。 当时，南京政权趁着达赖十三世（土登嘉措，一译土丹嘉措、图旦嘉措）死，新达赖立，急于招抚西藏内属，按照格桑泽仁（王天杰）的建议，委派刘曼卿进藏进行试探。结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最终不得要领而还。
此时，国内关于“西藏问题”的相关论著十分火爆，但大多数都空虚无实、不知所云。格桑泽仁等很想找到能踏实研究康藏问题的学者并进行合作，进而壮大声势、扩大影响。他从《新亚细亚月刊》中发现了任乃强的文字，简直是如获至宝。但他并不知道任乃强是谁。于是，他就向戴季陶了解任乃强的基本情况，但戴季陶也并无印象。只好告诉他，任乃强是向育仁推荐的。格桑泽仁又给向育仁写信了解情况，但向育仁也完全没有信息。格桑泽仁又委托成都班禅行辕办事处以及康定、巴安的相关人士帮忙打听，但都没有人认识任乃强。 而这一次，任乃强路过南京，亲自提交《西康图经·民俗篇》的稿件，正好遇到新亚细亚学会开会欢迎一位名叫艾沙的新疆人演讲。魏崇阳邀请任乃强一并参加。等到任乃强到达现场时，艾沙已经演讲了很久。 魏崇阳，生于1902年3月，卒于1995年2月，四川峨眉人。早年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上海中山学院，上海法政大学，并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部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曾先后担任原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编纂、《新亚细亚》月刊主编，原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四川大学农经系副教授，川北农工学院教授，川北大学教授兼系主任。 格桑泽仁见到魏崇阳交上去的任乃强签到的介绍信，简直是喜出望外，给大会主持人商量，坚决邀请任乃强上台讲话。任乃强勉为其难，只讲了十五分钟。讲话完毕，现场参会人员纷纷上台和任乃强握手，其中就有中有格桑泽仁。 格桑泽仁热情邀请任乃强到家中摆台。第二天，任乃强因为有事情，没有赴约。而格桑泽仁不以为意，反而请了不少客人，介绍给任乃强认识，里面有汉人也有藏人。并且，他主动给任乃强讲了这么一段时间四处打听任乃强基本情况的周折，极力赞扬任乃强的书，说出了很多他们想说但又未能表达的话，以及他极力要求新亚细亚学会刊行此书的具体经过。总体上看，表现得十分热情。 但是，任乃强反复多次叫他“王先生”。他也多次纠正任乃强“我叫格桑泽仁”。旁边也有人不断提醒任乃强“这是革委员”。而任乃强则故意说：“哎呀，我习惯了用你的旧名字……” 格桑泽仁很不高兴。这样一来，后面就再也没有任何接洽了。任乃强完全了解格桑泽仁的“小心思”，故意而为之。
《西康图经》第三册，是为《西康图经·地文篇》，是任乃强于1934年在重庆大学辞职后开写的。很短时间内就全部写成。 民国37年（公元1934年）7月由新亚细亚学会出版。全书360页，分上下两篇。上篇名为“番族”，着重介绍藏族的人种、职业、居住、饮食、衣服、性格、礼俗、岁时、娱乐、语文、同化问题等，均为实地考查见闻实录。下篇名为“汉族与其他各族”，着重介绍了客民来历、客民小传、移民问题、猓猓（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彝族的旧称）、滇边诸族等，记述客居西藏的汉族及与藏族毗邻的彝族、纳西族等民族的情况。 他写好之后，寄往新亚细亚学会，获得回信，称经费困难，只有稿费四百元。在这个时间节点，任乃强已经开始前往康定工作，就没有再继续写作。 1938年之后，任乃强新写成《康藏史地大纲》。民国31年（公元1942年）4月，《康藏史地大纲》由雅安西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刊印，全书3卷，分4篇、21章，共11.8万字。 第一章为康藏鸟瞰，内容为康藏境域、康藏地形、高度与产业、交通与都市、康藏住民。第二章为康藏古史，内容为西南夷与吐蕃、茶马市场、喇嘛教之发展、西藏主权之确定、元明清之土司建制。第三章为康藏近史，内容为西藏问题之产生、康藏局面重振、康藏之离立、康藏界务纠纷、大白之役。第四章为康藏现况，内容为西康建省（附诺乱、赤乱、甘乱）、政治建设问题、经济建设问题、文化建设问题、保安与兵力、西藏问题的归宿。 由于这一部书已经详细讲述了康藏地区的基本情况，任乃强就没有再继续写《西康图经》系列。也就是说，《西康图经》原计划的十一个部分，最终完成了“境域”“民俗”“地文”个三部分。 这位格桑泽仁，后来曾被蒋介石政权委任为滇康边防司令，拨给他少量军队，由其率领，由云南维西、阿敦子（今云南德钦），自盐井县（地处西藏自治区东部、昌都地区东南部，）之中岩入据巴塘。但受到了刘文辉军队的追打，他只好回到班禅行辕，改从商业方面求富，组成印藏贸易公司。1939年，西康建省之后，他曾过康定。刘文辉也和他进行周旋，给他投资，并委派庄学本和他一道前往印度。
庄学本，生于1909年，卒于1984年，中国影像人类学的先驱，纪实摄影大师。于1934至1942年间，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近十年的考察，拍摄了万余张照片，写了近百万字的调查报告、游记以及日记，并于1941年举办西康影展，20万人前去参观。 大约在1944年左右，格桑泽仁肺病恶化，在成都就医。任乃强曾前往医院看望过一次。没过多久，格桑泽仁就病死了。 刘曼卿也是巴塘人，从西藏归来后，发表有《康藏轺征》一书，一时声名大噪。 刘曼卿，又名雍金，1906年出生于拉萨，毕业于北京国立师范学校，通晓汉、藏、英语等多种语言。1929年任国民政府文官处一等书记官，同年7月经自荐后，受命出使西藏。1930年3月、5月两次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见面交谈。同年8月返回南京，后参与成立“中国边疆学会”。1931年完成《康藏轺征》一书，并在南京参与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1938年在重庆成立“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出任团长。1939年率中央慰问团一行赴西藏宣传抗战工作。1940年撰写《西藏纪行》。1942年9月因病去世，享年36岁。
《康藏轺征》分康藏轺征和续记两部分。正编收著者1929年7月由四川入藏一年多所著短文62篇。续记收著者1932年由云南入藏时所著短文9篇。内容涉及西藏政治、军事、民族、宗教、历史、经济、风俗、社会、地理、名胜、古迹等。 该书撰写旨趣在于“警醒漠视边陲者”，以及“为关心边事者提供参考”，是刘曼卿立足于藏族人记藏事、实地考察、中央使者、新女性等多元视角来展开写作的。该书是当时其他地区人士认识西藏局势的窗口，也是当前人们研究民国康、藏历史的文献资料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读本。 任乃强十分欣赏刘曼卿的勇气，但认为南京方面安排一位女性使者并不合适。这与藏族的习俗相违背。所以，当新亚细亚学会请他作简短讲话时，他说：“康藏自然状况、社会经济、历史发展、人民习俗与内陆迥然不同。不知其实际情俗，即难言解决康藏问题的措施。故今日而求解决康藏问题，尚当从切实地调查研究入手。例如：有人因为藏俗一妻多夫、女子当家，遂以为是俗重妇女的女性中心社会，这是恰得其反的。藏族尊信喇嘛教，喇嘛教极其贱视妇女。若干喇嘛寺皆严禁妇女入寺。虽有尼寺，尼则绝无活佛（只羊卓湖那里有一女活佛，称多吉帕姆，即金刚亥母义。但黄教徒甚贱视之，有斥为猪妖者）。喇嘛云'女子虽极苦行精进，亦当先转身为男子后，继续精进，乃得成佛。其妇女有多夫为家主人者，正是由于贱视妇女，使躬亲琐务，俾男子得闲逸自适，便于从事经商、战斗及服公务、学喇嘛等高贵业务也。土司有以女主承继者，可以与汉官交往，亦不得随意出入黄教喇嘛寺。女子地位如此，而可认为女性中心社会乎？”
这短短十五分钟时间的讲话，并不是要贬低刘曼卿，实际上是为了指责南京政府派刘曼卿入藏的不合适做法。任乃强认为，派往与达赖进行商谈的人，应该选择国民政府的要员，以表示中央对藏区的重视，以及争取达赖的诚心。 任乃强讲话过程中，刘曼卿在座。会后，她随众散去，并没有过来和任乃强握手见面。而格桑泽仁则还是前来献殷勤。在此之前，格桑泽仁处于未婚状态，有人传说他跟刘曼卿走得很近，二人必然结婚。但格桑泽仁后来和另一名巴塘女子巴月照结婚了。所以，格桑泽仁对于任乃强指责刘曼卿的相关讲话并不在意。只是对于任乃强称呼他为“王先生”，心头很是不爽。
格桑则仁有一个妹妹，1936年从南京迎接其母亲回到巴塘，途中经过康定，当时大概十多岁，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跟随的人员都叫她为“格小姐”，也叫她的妈妈们为“格老太太”。 任乃强问她：“我一直知道你们家姓王，格桑则仁是藏名。现在南京人都把你大哥叫做'格委员’。那我现在应该叫你王小姐还是革小姐呢？” 她吞吞吐吐地说：“人们都叫我格小姐……” 这个女子后来回到巴塘，嫁给了格桑泽仁一位死难友人的儿子，大家都认为她很有信义。 格桑泽仁有一个弟弟，学喇嘛、通藏文，后还俗，取名格桑悦西，在康定居住了很长时间。新中国成立后都还健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