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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淮阴、淮安、宝应、高邮、扬州、如皋、启东、海门等地陆续解放。除江边个别桥头堡和崇明孤岛外，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已全部解放。我们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底二月初，分别成立了扬州、南通两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刘先胜为扬州军管会主任，陈光、宋学武为副主任;贺希明为南通军管会主任，周一峰、谢克东为副主任。接着又成立了两地的市政府，杜干全为扬州市市长，叶肯朝为南通市市长。  华中工委陈丕显和我集中精力投入渡江的一切准备工作。 大军渡江就在眼前。我们据江南地下工作的同志汇报，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反蒋情绪很厉害，尤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为甚。蒋将失败的原因全部推给下面的将领，将领们很不服气，但由于蒋的特务组织控制很严，没有发生政变。美帝国主义由司徒雷登等出面，劝蒋暂时“引退”，离开总统位置，由李宗仁出来代总统，派代表去北平与共产党和谈，企图划江而治，以拖延时间。蒋遂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告下野，托病去浙江奉化，从幕后指挥他的军队。 李宗仁一上台，即开展“和平”攻势，并要求美国和苏联出面斡旋。条件是共军不要渡江，战争罪犯不要追究，从而国民党愿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实际上和谈的目的是想争取一年半载的时间，重整其军队，并加紧训练新兵，准备卷土重来。当时，国内外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不明真相，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主张我党让步，答应国民党的条件，说中国几十年来都是炮火连天，人民困苦万状，和谈一旦成功，人民就可以过太平日子。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现在和将来的形势发展，看得很清楚。中国面临着两条道路的决战，告诫我们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党中央决定一面命令我军加紧进行渡江的一切准备工作，一面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发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收编一切反动军队等条款。 李宗仁得到蒋的同意，派出张治中等代表到北京，从四月一日到十四日进行了异常紧张的谈判，拟订了和平协定。十四日那天，我党代表团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张治中等报到李宗仁那里，李即转到奉化蒋介石手中。蒋大怒，骂张治中无能，不许李在协定上签字，令张治中等即刻回南京，并到奉化去见他。张拟回南京复命，经周恩来等劝说，遂留北平。国民党的和谈骗局到此结束。 在此期间，我们的一切渡江准备工作从未停顿。 渡江作战必须先做好江南的敌军工作和地下党的工作。敌军工作的重点，我们主要放在江阴要塞和长江中的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林遵所部。江阴炮台的工作，我们做得较早。 江阴位于长江南岸，与苏北靖江隔江相望。这一段长江最狭，地势险要，是历来兵家必争的“江防门户”。国民党配备有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工兵营等，总兵力有七千余人，有强固的炮台和工事，有重炮七十余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我军曾有向南夺取京沪线的设想。当时就调查我党政军干部中谁在江阴炮台驻军中有亲友关系。由于“左”的影响，当时没有人敢说与敌军有这种社会关系。我们调查未果。 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我们要开展江阴要塞工作，决定找那里的关系。这时，盐阜区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主动向曹荻秋报告说，他的两个弟弟唐秉琳、唐秉煌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来信表示希望投奔光明。我们知道此事后，命曹即派得力干部过江与之取得联系。其时我军虽已执行中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但我们是熟知江阴要塞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的。我们有了唐秉琳这样的要塞上校参谋处长的重要关系，将来必有重要用场。因此，我们指示他们留在国民党军队内抓军事实力。同时，派人到江阴城里建立了联络站，秘密与他们加强联络。 一九四七年秋，唐君照到射阳县合德镇祸耕，向华中工委和华中指挥部汇报工作，陈巫显、我和曹荻秋，专门与唐君照研究了江阴要塞的情况。华中工委决定这项工作由我负责，我特别要唐君照关照他的两位老弟:“工作要特别谨慎，目前只能做上层工作，一般不要扩散，要绝对保密和在相当可靠的人中间做工作。要抓实力，想尽一切办法与要塞司令孔庆桂搞好关系，要利用孔这块招牌作我们的掩护。” 是年十一月间，负责敌工和公安方面工作的宋学武等向我汇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们认为江阴要塞的唐秉琳、唐秉煌、吴广文三人表现不错，他们准备介绍这三人入党，请示我是否同意发展。我详细问了问三人的思想情况和实际表现，认为可以，就批准了唐秉琳等三人为中共特别党员。 一九四八年秋，全国形势急剧变化，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已提早摆上了议事日程。我们在淮安附近召开华中工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做好渡江准备工作等问题。 这时，唐君照来找我，说唐秉煌过江送重要情报，已经盐城来到淮安。 我连忙说:“快请他来这里。” 陈丕显和我见了唐秉煌。 陈丕显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现在正急需这方面的情况，下午我主持会议，请管司令和你们一块研究。” 我和刘先胜听了唐秉煌的汇报。他们工作进展很快，唐秉琳已利用上层关系，谋到了炮台总台长的要职，并利用新上任的要塞司令戴戎光急于扩充军备的机会，由吴广文当了守备总队长，还将吴广文黄埔八期的同学王德容调进了要塞，担任参谋处长，下一步准备让其争取游动炮兵团团长的职务，以控制实际军权。 我问了他关于王德容的情况。 他说此人表现不错，是很可靠的。 他还将带来的京沪沿线军事部署、要塞兵力配备、弹药储置等材料交给我，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如何进行。 我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工委对你们的工作评价很高。眼下华东临近渡江作战，你们下一步要努力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组织这次起义要以地下党为核心，团结要塞上层军官，联络中下层军官，架空戴戎光，夺取实际的指挥权，到时候率领全体官兵起义，保证大军顺利渡江。” 唐秉煜要求上级派人去要塞加强领导。我想派人打进去比较困难，可能不适应环境，搞得不好就容易暴露，但不派人去也不行。 我说，“必要时可派个别有地下工作经验、精明强干的同志去帮助你们，但主要还是依靠你们自己。越到紧要关头，你们工作越要谨慎、警惕。此事关系重大，只能单线领导，不准发生横的联系，切切不可大意。” 唐秉煌急于回去，我请钟民设法暗地里保护他过江。 临别时，我对唐秉煌说:“你把工委的意见秘密地向要塞党组织传达，你们要利用国民党'绝对服从’这一条，只要把上层抓住了，就可以直接下命令。”我又说:“江阴要塞的地下工作，现在已到最后阶段，保障我渡江部队顺利安全地登陆，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担子重，责任大。” 一九四九年初，华南局社会部第二室派科长王征明从山东来淮阴，准备去江阴工作。我向他介绍了江阴要塞的情况:我说:“年前，华中工委已派吴铭去江阴负责要塞地下党与我们的联系。现在你能过去加强那边的工作，是很好的。你去后交代他们，主要任务是配合我军渡江，工作由我直接掌握。你们一定要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在那边一定要隐蔽好，不准暴露。”陈丕显又对交通联系、渡江时如何配合、起义后的政策等作了具体指示，派人带了电台送王去江阴七里庄。以后，临渡江的前夕，我们将他的关系交给了叶飞十兵团。 林遵的海军是我们敌军工作的另一重点。我军渡江作战，国民党的海军封锁江面，对我军有一定威胁。当时担任从江阴至安庆一段江防任务的是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林是福建人，具有较强的民主思想，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看不惯。我们已派了一个福建同志做过林遵工作。林很高兴，说将来解放军过江，我保证不阻止。这时淮海战役已结束，林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主动通过关系找华中工委和苏北军区取得联系。我一面向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密报，一面派江坚去与林遵联系。 江坚去镇江，第一次没有联系上;再去，适林遵派人来找我工委，联系上了。我们给林遵部的任务:。我军过江时，你们舰队就在江中起义。小部队过江佯装不见，大部队过江就挂白旗起义;及时向我提供国民党海军江防情况和英美军舰动态。来人立即回镇江去了。 我将江坚从扬州抽调出来，专门做这个工作。江坚去过镇江几次，情况很好。关于英舰“灵甫”号、“黑天鹅”号、“紫石英”号等动向，我们也已随时可以掌握。 江南地下党的工作也做得不错。长江两岸的敌军布防情况，各地的兵力分布、弹药储运数量、交通、工厂和设施等情况，均由江南地下党的同志们大体摸得比较清楚，每个县均编印成册，上报给我们。渡江地点，我选择了镇江和江阴两个重点地段，并把关系交给了准备渡江的主力部队。 准备渡江，江南各城市的接管工作和苏北、苏南党政军领导班子的配备问题也很重要。 当时华东局决定，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粟裕，苏州军管会主任韦国清，无锡军管会主任管文蔚，其他各城市由苏南区党委研究决定。 为了配备好江南各大中城市的接收和管制工作，决定由苏北抽调乡长以上干部三千余人，并从山东抽调干部三千余人(由孙加洪、辛少波、宫维帧等率领南来)，另外，苏中公学学生尚有千余人，皆于三月底四月初到苏中地区集中，进行接管工作的政策学习，强调到江南后，每个同志都要保持原有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要谦虚谨慎，切不可以胜利者目居，盛气凌人，要奉公守法，要平等接待人员，使群众看到我们的干部个个平易近人，不像国民党官僚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 国民党一直诬蔑我们是“匪”，说我们“杀人放火”、“对知识分子歧视”等等。这些无耻谰言，一方面我们在各种群众会议上要加以澄清;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以我们的模范行动，使群众完全相信我们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从而靠拢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规定干部的学习一定要在四月十日左右结束，以便随军南下。 江南大中城市集中，经济发达，工厂多，除买办官僚资本外，还有大量的民族资产阶级。江浙财团在苏南也有一定势力。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著名代表人物如荣德生、刘国钧、唐景远等，在苏锡常地区。名流学者也很多，如钱基博、钱基厚、王文治、顾述之等都集中在这一带。任务重、头绪多，政策性强，需要的干部量很大。 经华东局研究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华中工委、苏北军区和华中办事处的负责人中，陈丕显、我、刘先胜、陈国栋等一起渡江，组成苏南区党委、行署和军区;肖望东、张震东、常玉清、赖毅、贺希明等留在苏北，组成苏北区党委、行署和军区。负责人内定后，我、陈王显、肖望东、贺希明等于二月间在泰州以西的塘头举行了几天会议，研究两个区党委、行署、军区以下的干部配备问题。苏北行政公署主任人选未定。我提出侯我们到苏南稳定下来后，再抽调一位市委书记回来担任，肖望东等同志均表示同意。其他有关人员大体定了下来。 干部问题的重要性，历史上是有许多经验教训的。这次过江如不注意配备好，将来会吃大亏的。 对国民党机构中的一些旧人员，党的政策是包下来，目的一方面是防止其破坏，另一方面是为了争取和慢慢改造。至于一些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可以留用，但不是依靠他们。 苏南区党委下辖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四个地委和无锡直属市。四个行政区共二十七个县。我们研究张彦、杨纯、顾复生到松江担任正副地委书记和专员;惠浴宇随军到苏州，请他留下担任市委书记兼市长;吴觉等去常州;韦永义、储江、刘烈人、何冰皓、施光前等去镇江，分别担任正副书记、正副市长;钟民、谢克东等随陈丕显和我去无锡。 在未过江前，我们为加强对苏南的接收准备工作，先组织无锡、武进等地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镇江则有十地委所属镇江地下工委。那些地方都有长期坚持在当地斗争的同志，很熟悉当地的情况，暂由他们负责。 这时，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和著名实业家荣德生等派代表，通过关系来找我。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欺压也深，对国民党反动派也有所不满，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国民党逼他们将工厂迁往台湾，他们死也不肯搬。因我曾在无锡搞党的地下工作，他们知道我，就派代表来联系。 我和陈丕显在曲塘以南的乡村中接见了他们，其中有钱孙卿之子钱宗汉。我们问了问他们江南的情况，请他们吃了饭。钱宗汉告诉我:他们可以控制国民党无锡县党部;无锡的商团有几百人，武器较好，是他们控制的。我和他们订了几条:一、国民党逃跑时，由他们维持社会秩序;二、所有工厂都要保护好，不准破坏;三、我军过江时不能多带粮食，部队所需的二万担粮食，请无锡商界负责筹集;四、旧的机关工作人员不要跑，保护好文件等资料，埃我军过江后移交人民政府。陈丕显向他们谈了谈我们过江后党的城市政策等问题。谈得很好。他们心里的种种顾虑打消了，高高兴兴回无锡去了。 为了渡江后清剿残匪及维持苏南城市及广大农村的治安，每分区建立一个独立旅。一分区组建成了华东警备六旅，二分区组建了七旅、九分区组建了八旅，五分区组建了九旅。 渡江前，华东局报请中央批准，成立苏南军区，任命我为司令员，陈丕显为政委，刘先胜为副司令。我们将原苏北军区机关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员组成苏南军区机关，并决定将六、七、八三个警备旅并为两个特务团、一个教导团带过江去，担任苏南的警备任务。 华东警备第九旅和两个特务团则留在江北，作为张震东、肖望东等即将成立的新苏北军区的主力部队。 在此同时，我华中工委发布了关于渡江作战支前工作的指示，苏北渡江支前司令部也相继建立，按照工委的指示精神，制订了计划，大力组织苏北地区，特别是扬州、泰州、南通等沿江地区的人力物力，支援渡江作战。在渡江战役中，由苏北渡江支前司令部动员并组织了随军渡江民工十二万多人，二线民工七万七千余人，渡江船只八千三百0二条，后方转运船只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五条，还供应了大量粮食和物资。苏北人民对我军渡江作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塘头会议结束后，我即去扬州江边检查了一下渡江准备工作。 我在江边用望远镜观察江南，金山、焦山历历在目，心中说不出的愉快和感慨。时间过得真快，八年抗战转眼成了永久难忘的历史;不到四年，不可一世的蒋家王朝又将在祖国原野上覆灭。不要过多久，我大军就将从这里渡江，陷于苦痛深渊中的江南人民，他们正象母亲一样盼望儿子胜利归去。 我又转到泰州以南之口岸看了一下，那里江面太宽，而且对岸没有好的登岸地点。我沿着江边向东一路看过去，几条河汉里挤满了渡江用的船只。敌人撤往江南时，将长江北岸的所有船只全部掳过江去，除他们大官的走私船外，不让一条船开回江北。我军几十万大军将渡江作战，没有大批船只运渡，怎能飞越长江天堑?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里下河地区的船只全部动员出来，秘密移至沿江各湖河港汉的芦苇丛中隐蔽起来。敌机天天来侦察，搜索我渡江船只的隐蔽地，如有发现，立即命其江南的炮兵用重炮轰击。但由于我们荫蔽得很好，损失不大。 靖江到江阴的渡口，敌人摆了一个团驻在江口，以监视我军动静。江口下面有一艘汽油船、两条帆船。如我军大部队到时，他们可以乘船撤过江去。 我又转到南通地区看看，这里没有渡江任务。 我回到姜堰，与我十兵团领导人叶飞等会了面。 一九四九年四月上中旬，渡江战役已进入打响前的最紧张阶段。从八日开始，我们华东警备六旅、七旅等部配合十兵团，先后将龙窝口、平安洲、北沙、施家桥、杨子桥、六好、瓜州等敌据点一概拔除，待命渡江。 四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下，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杭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这也是明白地警告帝国主义:它如介入中国内战，必遭坚决反击! 二十日晚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第九兵团等各主力部队，已全部隐蔽运动到各自渡江位置。十兵团预定在江阴要塞对岸的靖江两侧过江;九兵团预定在扬州两侧过江。 二十一日凌晨，满江大雾。我大军密密麻麻地等待在江边。江涛喧啸中，无数船只早已从许许多多小港汉芦苇丛中，通过河道驶入长江，长长地排列在岸边。指战员们有秩序地登上预先编了号的渡船。 四时正，我军事先部署在沿江的强大炮兵火力，向对岸敌军炮兵阵地进行猛烈轰击。那些炮兵阵地系敌人临时增设，我们没有时间去做策反工作，只好将其彻底摧毁。我军万炮齐发，敌军尚在酣梦中，而一切工事设施已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基本上失去了反击的能力。 接着，我渡江大军千舸竞发，象无数利箭直飞江南。 江阴要塞我地下党员唐秉煌、唐秉琳、吴广文等，已按照我们事先的布置，带领官兵起义，扣押了要塞司令戴戎光，将要塞炮口转向江阴城内的敌军轰击，保证了我十兵团部队顺利渡江，立了大功。 我军强渡长江时，林遵的海防第二舰队已移至南京以西江面。 林遵对上面阳奉阴违，没有执行敌海军司令桂永清要其“阻击渡江共军”的命令，并派人过江到浦镇，直接与我军第三十五军军部取得了联系，林率其一部共九艘军舰、十六条炮艇，在南京笆斗山江面举行起义。 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左右，江上的浓雾渐渐散去，我军已登上南岸，正向纵深追歼敌人。从江北看去，对岸江阴要塞的炮台十分清晰地出现在眼底。远处还有隐隐的枪炮声，估计敌人已向无锡、常熟方向逃窜。 我在江边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待军区和行署的干部到齐后，随第二梯队渡江，大概要到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上午才能过去。 我带着电台和机要人员，与各方保持联系。我在江边对四周看了一下，见到敌人在江边派出的侦查哨筑的临时工事，不觉好笑。他们以为如有什么动静，可随时向江阴报告，同时他们也可以上船溜过江去，哪知在渡江前两天，被我军悄悄地收拾掉了。 机要秘书送来华东军区转来大军渡江情况的简报。“我军已占领贵池、铜陵、芜湖、镇江等城镇。”怎么南京还没有拿下，什么原因? 二十三日，我才获悉南京已解放的消息。“打得好!”我不禁兴奋得叫了起来l“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蟠出石头。”蒋家王朝彻底垮台了，可惜蒋介石没有能抓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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