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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纲要》指出：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有序衔接起来，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城镇化空间布局方面，《纲要》提到，要培育城市群和都市圈。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城市群建设，完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协调布局、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享、生态共建环境共治。依托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提高通勤圈协同发展水平，培育发展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 《纲要》要求，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严控中心城市规模无序扩张。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功能，支持培育新生中小城市。健全城镇体系，依法依规加强城市生态修复和功能完善，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
多赢举措 我们首先来看纲要中提到的超大特大城市。按照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城市类型按城区常住人口划分。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全国共有7个超大城市），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 这意味着大量的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非但不在瘦身健体的范围内，更是要支持培育新生中小城市。这其中原因我们有三点解释： 1）提升韧性 三年疫情，让很多人意识到，超大特大城市的治理会因为规模而不成比例地放大，甚至有可能带来不可控的损失。比如2020年初的武汉，2022年的上海，郑州等。如果在省会/中心城市之外有一个或多个副中心，整个省域的经济会更有韧性。
2）扩大内需 这几年，老百姓的普遍感受就是，兜里的钱越来越少了，也越来越不敢消费了。收入没提升但支出却在增加。所以国家得想办法拉动内需—— 目前我国大城市的功能已经比较完备了，数量不多，空间不大。但中小城市的基数大，市场空间也大。用国家力量带动经济恢复起来，让各个领域的供应链转起来，目的让普通老百姓手里的钱多起来。老百姓有钱了，消费也会慢慢跟上。  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 3）共同富裕 在初期我们提出来抓到老鼠都是好猫，而现在通过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分配结构优化，能带来的效用更强。 如果人口过分集中在部分大城市，其它中小城市发展不畅，首先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带来社会问题，不利于实现公同富裕；第二人口过度集中的大城市会带来极度内卷，影响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甚至带来少子化、老龄化等一系列更深层的问题。
城市群战略 我们之前有一篇文章探讨城市规模，根据物理学家、数学家的解释： 城市人口扩大100倍，基础设施支出只需扩大50倍，产出及创新却能扩大200倍！也就是说，城市的规模越大，城市以及个人的创新与生产力都有所提高，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儿。↓
但听现在的说法，要缩小城市规模，要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的瘦身健体，是否会影响城市产出？ 其实不会。 必须要说明的是，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表现为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或城市集团的竞争。 推进特大城市的瘦身不一定会降低城市群的规模，反而可能会增强城市群整体的竞争力。 《规模》中隐含的一个条件就是：同城可达。 城市以及城市群内部的连通性以及连通效率，比城市看上去的大小或人口规模要更重要；如果一个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只是面积广人口密度高，但各区之间的连接很弱，没有什么商贸来往合作交流，大城市的意义也不大，创新与产出的效率也不会很高。 进一步地，我们来看北京市与日本东京都市圈的对比：
你会发现，两个区域的面积相差不多：东京圈一都三县，总面积约为1.4万平方公里；北京城14区二县，占地1.6万平方公里。但当我们用2020年的数据做一个粗略统计，北京的总产出只相当于东京的20%；人口密度也仅为东京的50%，东京圈的人口为4200万，北京城约为2200万。 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莫看东京的都市圈有4200万人，但其核心主城东京大概也就不到1000万人，东京主城周边更多的是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 换句话来说，东京旁边的中小城市数量，是北京的很多倍。  东京都市圈：红色的是城市，蓝色的是主要交通线如果大城市周边没有众多的中小城市数量，那就说明它存在较为严重的'一城独大’现象，区域经济优势难以突出，工业企业的发展大都坐落在主城，而主城的成本偏高，结果就是既抬高了地价，造成产业成本的上升，削弱竞争力，同时又加剧了交通拥堵，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城市的产能效率也难以提高。 这些年的发展，我们都领悟到一个事实，就是高房价对实体经济的伤害。 城市高昂的房价，会带动整个行业成本的上升，无论是从业者定居的成本，还是产业的落地成本，包括整个行业的隐形成本都会位置上升。 在很大程度上，相对的高收入与低房价，是吸引产业留住人才的法宝。 如果在特大城市周边进行发展中小城市群，产业能很好地进行迁移，既能减轻特大城区的压力，也让这些企业降低成本，更有竞争力。 不仅是在东京，还有苹果、波音、奥迪、劳斯莱斯等等大企业，包括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等名校，也都分布在大城市周边的小镇上。  ingolstadt英戈尔斯塔特, 奥迪工厂要让周边中小城市也能落地有竞争力的产业，这需要靠中心城市扮演好平台的角色。长三角城市群就一直都是被学习但从未被超越的典范。
我们身边有不少江浙的伙伴，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老家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机会也很好，不用强行待在中心城市卷；江苏的13个地级市，个个都实力了得，人称散装江苏的十三太保。 要问原因，除了江浙人'创业+商贸+教育'的传统强项外，不得不说，这里也有上海的一份功劳： “上海的使命，就是服务，就是发挥经济中心城市和改革开放前沿的优势，为各地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提供服务，使其他地方借助上海的平台、网络和通道，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参与全球价值的分配。” 拿汽车产业举个例子。刚刚改革开放那会儿，德国桑塔纳轿车落户上海嘉定。上海主政者没有将汽车产业链局限在上海，而是强调区域协作。随着桑塔纳的国产化，福耀玻璃、扬州亚普、宁波华翔、宁波均胜均从中受益。 长三角的轿车产业链的完整，也吸引了特斯拉。要知道特斯拉选择的重要条件就是要有汽车产业基础。很多人听说过“4小时朋友圈”的轶事，特斯拉要求汽车零部件、电池等都在4小时可达的范围内。2020年，特斯拉国产化率已达70%，目前，除了核心的芯片、集成电路外，车身整体几乎都是中国制造，这些供应商大部分来自江浙沪包邮区。 从重大项目跨区域协同配套中，上海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其他城市或相关产业的发展，类似的故事，还有中国商飞对长三角航空产业的促发、沪东中华造船厂对长三角造船工业的带动，上海电气对长三角电气工业发展的推动；中国宝武集团对长三角钢铁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 这些事例都清楚地体现了中心城市在区域产业布局形成中发挥的作用。 关于都市圈，知名学者刘世锦提出了“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1”就是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和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能，80%应该就在这个范围——都市圈和城市群——之内。
不一定得在超级大城市 最后，我们退回来问这样一个问题：高端产业、高端人才一定得聚集在超级大城市吗？ 在一个发展成熟的国家里，不一定。 人才对居住环境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有的喜欢繁华的大都市，有的则喜欢安逸宁静、风光宜人的小城市。比如在欧美，一个世界知名、培养出诺奖的大学可能就在一个几万人口的小城镇里面，而有了人才，就能聚集高端产业，发展高等教育、科研、金融、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等，成熟的发达国家已有的这种城镇化与产业的多元结合方式，既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多种模式，也为人才的发展提供了更多个性化的选择方案。 今年有一个报道火了，是河南巩义胡坡村与16个博士的故事。 这16位博士，还有硕士百余人，放弃一线城市的工作，来到胡坡村的搞了个研究院。做出来的产品应用领域涵盖新能源电池、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所申请专利超200项并多次参与国家重大专项及攻关重点项目，为一批“中”字头航空航天、船舶领域央企和头部民营科技公司服务。甚至2022年冬奥北京会火炬核心部位耐高温材料也由这个团队研发。
为什么这个团队会选择在小乡村，而不是大城市？ 首先这个博士团队的带头人姚栋嘉就是河南巩义人，回家乡创业轻车熟路，还有政府支持，更重要的是，巩义主导产业之一正是新材料产业，当地供应链完整，还有很多经验丰富的工人可用。 对于很多中小城市来说，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集中力量在某一个细分领域做到领先，甚至是世界领先，聚集这一个领域最强的公司，最厉害的人才。 我们一直认为，人才需要的是“舞台”。 即使城市不大，但最核心的人，最核心的企业，最顶尖的技术都聚集于此，那么我们这个城市就是此行业的“首都”。人才在一线城市找不到的舞台，可以在这座城市找到，那么他就会选择过来。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选择一个有未来的细分领域，并在这个领域做到极致，吸引顶尖的人才与企业，进而完善并丰富产业生态，城市也会活力繁荣。 当然，除了产业之外，另外一个重点在于民生资源，也就是优质教育资源与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很多人选择大城市希望得到大城市的入场票，主要原因是大城市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更为优越的医疗条件，教育条件。
不得忽视的是，大城市吸引的年轻人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要回到中小城市组建家庭，如果这些资源也能在中小城市得到很好的满足，就能有效给大城市进行解压。并且，文化是城市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基石。 一个地区，短期成功看政策，中期成功看时机，长期成功看文化。 正如《文明的冲突》中说“总的来说，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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