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1989年12月5日），江苏徐州人，中国杰出的画家、诗人，齐白石的弟子。自幼喜欢绘画，13岁学画山水；43岁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49岁为变革山水画，行程数万里旅行写生；72岁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擅长画山水、人物，尤其擅长画牛。代表画作有《漓江胜境图》《万山红遍》《井冈山》等，代表画集有《李可染水墨写生画集》《李可染中国画集》《李可染画牛》等。 本文节选自《人民艺术家》杂志第202107期，内容有删改。 李可染晚年自称是“渔人之子，李白后人，中华庶民，齐璜之徒”。在他看来，艺术家肩负着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中国画的发展需要有胆识的艺术家去探索，而胆识不仅仅是敢于突破，更重要的是敢于坚持和担当。这必定是一条艰辛、寂寞、充满挑战的道路，而他，正是这条路上的行者。 为祖国河山立传 20世纪以来的历史巨变，为中国山水画的复兴带来了新机遇。对西学的取舍与融会，对传统的开掘与整合，导致了山水画的非线性发展，形成了在艺术形态方面以借古开今为主或以引西入中为主的两种取向。李可染恰是这一巨变时代中复兴山水画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大半生致力于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的变革与创新。他一生的山水画历程，前后跨越了70年，按其艺术发展的脉络和特点，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李可染在作画 第一个时期始于少年时代至1953年，是打基础时期，更是“打进”传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大背景是：西学的引进，艺术院校的兴起，传统受到挑战，但也在探索变革。 李可染13岁师从乡贤钱食芝，跟其学画，开始接触王石谷传统。青年时代入上海美专和杭州国立艺术院学习，接受西洋画的训练，认真学习了油画和素描、写生和创作，得到林风眠的赏识。1931年以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担任重庆国立艺专中国画讲师，开始发奋研究中国画传统，给自己确定了“用最大功力打进去，最大勇气打出来”的目标。1946年，应徐悲鸿之聘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次年，拜齐白石、黄宾虹为师，把研究古代传统和学习当代大师树立的新传统结合起来。在“打进”传统的过程中，李可染重点选择了古今十家作为学习研究的对象，并以“十师斋”为室名。十师中除去直接师承的齐、黄二师之外，还有范宽、李唐、王蒙、黄子久、石涛、石谿、八大山人、龚贤。  李可染 《用最大功力打进去 最大勇气打出来》  李可染 《松下观瀑图》 1943年 第二个时期始于1954年的旅行写生，终于1971年从干校调回北京。在这一时期中，李可染用最大的勇气从传统中打出来，并且形成了焕然一新的自家风貌。这一时期的大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文化的改造已经启动，旨在变革传统山水画的文化观念，强化社会的人对自然的主宰，突出革命历史与建设现实在自然环境中留下的印迹，推动了以科学方法对中国画进行改造。 李可染迈开了疏通山水画创作源泉的关键一步，不仅开展了京城的园林写生，而且开始了长途跋涉的旅行写生。1954年，他和张仃、罗铭三人的“江南水墨山水写生”，面向自然，对景落笔，把写实观念和生活气息引入山水画实践，开启了山水画写生的新时代。他到江南写生时，提出“可贵者胆，所要者魂”，这个“魂”就是艺术中的情感与精神，也是艺术所表现的最本质的东西。  李可染 《可贵者胆 所要者魂》  李可染 《漓江边上》 1959年 第三个时期，始于1972年为宾馆作画，止于1989年去世。这17年是李可染山水画艺术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大背景是：当时对传统的彻底否定，激起了人们承传优良传统的自觉；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打开了画家放眼世界的视野；“85思潮”对中国画穷途末路的论断，促使有责任感的画家思考中国山水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来价值。 李可染当时虽然被迫停笔，但仍通过碑学书法苦练金石派书画家必备的基本功，同时研究承载精神内容更为丰厚又充满阳刚壮美之气的北宋山水。1973年，他受命为民族饭店和外交部创作的大幅山水画《漓江》和《清漓胜境图》，标志了这一高峰期的开端。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李可染的思考集中于文人画的负面作用，集中于中国画适应新时代的改造，集中于奠立发展中国新山水画的理论基础，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1985年之后，他的思考则集中在“打出来”的基础上，形成“为祖国河山立传”的理念，进行更富于概括力的创造。  李可染 《为祖国河山立传》  李可染 《清漓胜境图》 1977年 为完善中国山水画的新传统，李可染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角度，对优秀传统进行深度反思，不再满足于来自写生的实境山水，而是更加重视造境，更加重视写意精神的发扬。然而这写意精神，不是古代文人的胸中逸气，更不是西方画家的表现主义，而是一种把家国情怀与宇宙精神统一起来的精神境界。 做“一头埋头苦干的牛” 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注重“顿悟”，又称“利家”；一派注重“渐修”，又称“行家”。李可染显然属于后一派。他是明清以来第一位坚决而又彻底地提倡“苦学”，并付诸实践而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山水画大师。 “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生劳瘁事农而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这是“师牛堂”主人李可染笔下的牛的品格。李可染一生最爱牛，最爱画牛，“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倦写之”。实则，大家公认，他自己就是“一头埋头苦干的牛”。  李可染 《五牛图》 1987年  李可染 《杨柳青放风筝》 1960年 李可染认为：“艺术家除了聪明以外，还要老老实实。市侩性格的人成不了大艺术家。因为他们怀着投机取巧的侥幸心理，往往在早上下点功夫，晚上就想取利。而有重大成就的艺术家都具有朴实而勤奋的品质，把他们自己的一生无条件地贡献给艺术事业，贡献给人民。” 李可染经常用鲁迅的这段话教育学生：“我坐在桌子前写作是工作，坐在藤椅上看书是休息。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了。”除此之外，李可染也经常用齐白石、黄宾虹，以及京剧前辈盖叫天和胡琴圣手孙佐臣等人苦学的例子，与学生共勉。  李可染 《看山图》 1984年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呢！他常说：“我不依靠什么天才。我是困而知之。我是一个苦学派。” 为了作画，李可染把一般人常有的一些娱乐和嗜好都放弃了。他的生活极为简朴，不嗜酒、不吸烟，对古玩杂物俱无所好。他的画室中除了书籍、画册、文房用品和书画作品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他又不好交际，全身心投入作画。他平时的常用印是“实者慧”“学不辍”“峰高无坦途”等。晚年时，他还请人刻了“七十始知己无知”“白发学童”两方印。 李可染在作画 李可染最注重基本功。有一次，他在香山写生，有个青年人走过来，见他仔仔细细一笔一笔地描画，便说：“老伯伯头发都白了，还在练基本功啦！”他回答说：“没有学好嘛！所以要练基本功。”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基本功？在李可染看来：“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些作品，虽然思想内容还可以，可是意匠手段不高，表现力不足，以致不能很好地把作品的思想内容充分表达出来，甚至有的美术作品，只是告诉读者，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而缺少艺术魅力，所以感染力不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缺点呢？原因当然非止一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青年一代，在基本功锻炼上还不够踏实，成年的美术工作者也缺少那种坚毅持久的磨炼功夫。” 李可染 《万山红遍》 1964年 基本功的苦学苦练，其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上法古人；二是外师造化。李可染当然是重视传统的，但是，与黄宾虹、张大千、吴湖帆相比，李可染在传统方面投入的功力并非很深。即便对于齐白石、黄宾虹两位老师，他所继承的，与其说是笔墨的“传统”，毋宁说是苦学的“传统”。他从传统中所得，远不如他从生活中所得。 李可染认为：“传统既要尊重，又要敢于突破。前人讲各种皴、擦、点、染、线描，都是规律的总结。但是，同丰富多彩的大自然相比，同无限丰富的现实生活相比，这些规律的发现和总结，又显得太少了。我们应当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发现新的规律，丰富前人总结的经验。” 李可染 《春雨江南图》 1984年 特别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的这一艺术观念受到新社会、新时代文艺思想的催化，于是，他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写生生活。 李可染等带着“文房四宝”直接到山林中、生活中去写生，冲破了陈陈相因、日趋衰亡的传统技法的程式，创作出了第一批清新、生动、具有真情实感的新山水画。他数度扑向大自然，像油画家那样，背负着沉重的画具，跋山涉水，足迹遍及中国，甚至远涉重洋。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艺术生活大都是这样在山林泉石之间度过的。由此，李可染创作出一大批洋溢着浓郁的山林气息、生活气息，充满着真情实感、阳刚之气的山水画佳作，给当今画坛吹来了强劲而清新的空气，影响了一代画风，震撼了中外艺术界。 李可染在桂林写生 李可染在黄山写生 由于李可染有着特殊的与国家共命运的成长经历，因此，他一生都自觉地将自己的艺术实践与民族、时代相连，他开放的态度、过人的胆识、包容的胸怀，以及血肉相依的民族情感，造就了他强烈的个人风格。“85思潮”之后，面对艺术界弥漫着对传统文化的不自信与否定，质疑中国画生存与发展的声音又纷纷四起，李可染特意请人篆刻了一枚印章“东方既白”，寓意是“我看到了东方文艺复兴的曙光”，既表达出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切情感，也表达了他对东方文化发展的期许。 李可染 《东方既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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