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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藏泛指私人收藏的古代艺术品，馆藏是各类博物馆藏品，有人把藏品与收藏单位名望挂钩认知真赝是十分荒唐的。作者多篇“民藏PK馆藏”的文章刊发以后，有人从藏品的品质资源视角看问题，认为民藏超越了馆藏，没有PK意义，但是社会共识并非如此。例如某些顶级民营博物馆的精稀展品，独步于博物业，可是社会公众不予认同，原因在于公众对国有馆藏的社会公信，不是靠夜郎自嗨改变的。“民藏PK馆藏”栏目就是要通过解读民间藏品个例，以事实与物证作对比鉴认，认识民藏与馆藏品的真赝高下，展示民间古代精美艺术品，并以藏品为凭信启示社会公众，转变对民藏的认知，民藏与馆藏方都是保护与传承中华文化遗产的同道者。
中国古代书法家，许多人只知道“书圣”王羲之（321—379年），不知道“正（楷）书鼻祖”钟繇（151—230年），钟繇早于王羲之170年，钟繇书帖是王羲之学书临摹的范本，由此可见钟繇书法在古代书坛地位及影响力，钟繇书法最重要的建树，是创立中国书法楷、行、草、隶、篆五大书体之一的楷书，故被后世尊为“正书鼻祖”。 钟繇，字元常，出身于河南，汉末至三国时期曹魏重臣，书法家。东汉时期历任尚书郎、黄门侍郎，协助汉献帝东归洛阳，封东武亭侯。后得掌权曹丞相信任，出任司隶校尉，镇守关中，功勋卓著。曹操受封魏王时，钟繇任魏国大理卿、相国等职。魏明帝时晋升太傅，封定陵县侯，太和四年锺繇去世，享年八十岁。 钟繇一生为官领军，屡建功业，青史传名，书法是其一生苦学勤练的事业追求，终结硕果登上书坛巨擘地位，认识钟繇对书法的贡献，要从追溯汉文字四千多年发展史谈起。汉文字雏形从兽骨或岩石刻痕发现起，到秦王朝以前二千年是文字演变期，由商代甲骨文演变为西周金文，再演化成战国大篆。自秦朝至今的后二千年是书体定型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丞相李斯将多国文字整理简化为统一样式的小篆字体，但篆书体结构繁杂，辨认不易，书写不便，被后来出现的隶书体取代为官方应用字体。再从两汉至魏晋时期，文字书体不断有所创新，先祖为方便书写，简化字体，在隶书体基础上演变出正（楷）、行、草书体，加上秦篆、汉隶，基本形成中国书法的楷、行、草、隶、篆五大书体沿用至今。 历史上有两位人物对汉字演化与书体定型，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位是上述秦相李斯创建与统一汉字，规范了汉字结构体系；另一位就是魏相钟繇，集前人书法大成创立正（楷）书，当然还有其他人为汉字书体演化做出了贡献，任一书法家的贡献，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沿袭继承，发展创新。 锺繇擅书篆、隶、真（楷）、行、草多种书体，写得最好的是楷书，风格古朴典雅，布局严谨缜密，字体大小相间，书写规整有致。南朝梁武帝撰有《观锺繇书法十二意》称赞锺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梁朝书法理论家庚肩吾评价，锺繇书法是“上品之上”、“天然第一”。锺繇在书法史上影响之大，公认为中国书史之祖，在文化、文字、书法史上首定了汉字楷体，具有汉字确形的基准意义。近现代汉字虽有印刷体、电脑体、美术体等多种变体，但其基本架构源自楷书体，楷书是学习识字的基础，书法必练的基本功，后世有许多著名书法家临摹钟体，如晋代王羲之父子，唐代张旭、怀素、颜真卿，宋代黄庭坚等，都在书法学习与书艺创新方面，吸收钟繇的用笔之法与楷书之要。 钟繇书法距今已有1800年，年代久远，真迹失传，有关历史典籍记载锺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存世仅有十余件法帖摹本，其中《宣示表》（又称《宣示帖》），被誉为是锺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宣示表》是钟繇写给魏文帝曹丕的一个奏文，内容是恳劝曹丕皇帝接受孙权的归附请求，行文写得恭敬谨慎，动情说理，表达了一位老臣忧国忧民的赤诚忠心。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宣示表》小楷法帖刻本（图1）。故宫《宣示表》的由来，史上考证有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记载，“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王导）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这段话所说是，钟繇逝后《宣示表》墨迹，由王羲之堂伯丞相王导所得，在动乱中藏于衣袖过江，存放在王羲之处，王羲之借给王修，王修早逝，其母以子爱之物入馆随葬，《宣示表》无传，传世《宣示表》是王羲之临本。另据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奉唐太宗李世民之命，搜集数千件王羲之存世书帖，整理出《晋右军王羲之书目》清单，认为“唐代所传《宣示表》是王羲之临本，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临摹锺繇真迹非常成功”。以上诸遂良所记与王羲之曾孙王僧虔记载，相互印证了《宣示表》真迹失传，存世《宣示表》是王羲之所写摹本。
《宣示表》自晋代就是珍贵书帖，无奈原迹已毁，历代对王羲之摹本甚为看重。相传王羲之摹本几经辗转落入南宋宰相贾似道之手，贾似道将其刻石保存，贾似道逝后王羲之摹本下落不明，所幸是刻石被埋于杭州贾府地下，到明代后期刻石被挖出隐于民间，从清朝至民国，从民国到现代，不知刻石辗转于何人之手，在2009年惊现北京瀚海拍卖，由首都博物馆斥资2000多万购入刻石收藏。 《宣示表》法帖有多个版本，原本是贾似道所藏王羲之摹本与刻石拓本，该刻本被认为是最佳版本，经不同朝代的书商翻制拓印为各种法帖，古代知名碑刻丛帖如《淳化阁》、《大观》、《宝贤堂》、《停云馆》、《东书堂》、《秀餐轩》、《玉烟堂》等都有收录。以下例举几例（图2—3）：
以上例图选自宋、明代拓印书帖，书帖字形略有不同，但基本保留钟繇书法的规整、拙朴、厚重、高古气息，在笔划刻制与修饰方面，有圆润与方硬的差异。 总之，当代所见钟繇书迹，要么是摹本法帖，要么是赝品伪作，博物馆均无收藏钟繇真迹。在此，本文披露民间收藏惊现钟繇《宣示表》真迹，不免有人疑问？在以上已引用史料说明《宣示表》真迹被毁，民间收藏又何来真迹？ 疑问很有道理，解疑也很简单，民间收藏《宣示表》此物非彼物。钟繇上奏朝廷那件《宣示表》是古代翰札格式，尺幅规格如故宫藏品大小，纵约29厘米，横约78厘米，每列书写十余字，每个小楷单字约1.5厘米见方。民间收藏《宣示表》是大字楷书长卷格式，书卷纵高65厘米，横长750厘米（含题跋），每列书写7—8字，每个单字约7厘米见方，两件《宣示表》的尺幅规格及书写格式差别很大。在以上史称晋国丞相王导在动乱出逃时，把《宣示表》藏于衣袖中带走，可以想象民间收藏《宣示表》尺幅规格是放不下衣袖的，也是印证了此物非彼物。 钟繇为何又写一件《宣示表》呢？古人书法的文本内容，不是抄录前人名篇佳句，就是书写自己得意作品。例如王羲之《兰亭序》，就写了多件手卷与长卷本流传在世。钟繇呈报皇上《宣示表》奏文，当然留存有底稿，如要复制只能提笔再写。钟繇作为朝廷高官，书法名人，再写《宣示表》的动机，不仅是借以展露书艺，显示笔墨功力，而且是彰显家族荣耀，为其身后留下传家财富。 以下多图展示钟繇《宣示表》书卷，图4—8为完整书卷（注：自图7左3列起，是《宣示表》重写部分），图9—20为放大单字欣赏书艺。
楷书流传约二千年至今无所变化，楷书应用广泛，人人熟知，以当代审美眼光看钟繇楷书，或有人认为钟繇书法平淡无奇。然而，这是浅薄的看法，约在二千年前，楷书破冰而出，却是汉字文化的巨大突破，冠前绝后的伟大创造。 钟繇生活在汉字由隶书向楷书演变尚未成熟时期，社会流行隶书，隶书结构与书写特征，限制了推广应用，于是产生突破约束的隶书新写法，略去隶书的“蚕头燕尾”、“末撇大刀”等主要特征，变异为“楷形隶书”（楷隶）。在隶书发生蜕变的历史时刻，钟繇对社会出现的“楷隶”敏锐跟进，捕捉“楷形”，变革笔法，调整结字，形成法度体系，由此集成完善为正（楷）书新书体。 钟繇的成功不是偶然得来，据宋代陈思《书苑菁华》记载，钟繇自幼拜师学书三年，打下“童子功”基础，后学东汉时期书法家曹喜、刘德升书法。曹喜是“悬针篆”、“垂露篆”的创造者，刘德升是开创笔划从略、离方遁圆、简易快捷、字迹妍美、风流婉约的行书鼻祖。对钟繇书法影响很大的还有东汉名臣，文学家、书法家蔡邕（133—192年），蔡邕比钟繇大18岁，两人有数十年人生交集，无从考证钟繇是否得到过蔡邕书法的耳提面命，但钟繇是把蔡邕的法书字帖作为“师尊”认真学习，临终传给儿子钟会一部书法秘术，告知学习书法主要是按蔡邕笔法技巧提升了书艺水平。 钟繇楷体的书法风格，书写工整，布局整齐，书体展示了汉字结构之美，对每个字量体定形，长短相衬，笔划朴拙，框架得体，粗细错落，无意求工，天然质朴，对楷书字体注入了清新、俊秀、鲜活、灵动的生命力，为后世盛唐楷书的大发展，楷书门派的百花齐放创建了法度基础。 民间收藏《宣示表》书卷附载的其它历史信息有，书卷右端隔水处有唐玄宗李隆基书写的题签“长安殿传世真品宝藏 玄宗鉴定”字样（图21右），展开古代书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题签，题签是具有鉴定认可意义的标记。《宣示表》由唐玄宗鉴定不是水平极高，而是表示此卷极有文史价值，皇帝躬身亲为鉴定，昭示对先人墨宝的敬畏与皇家认同的权威。题首者是唐代重臣、书法家颜真卿，以浓墨重笔题写了“钟繇极品”四个楷书大字（图21左），为书卷添加了庄敬风致。
书卷尾跋题字者有王羲之，并在书卷末端与尾跋处二次题字，书卷末端题字是“右钟太尉宣示表珍品传世宝藏，羲之拜观”（图8左画红圈处，图22右放大图）。王羲之在尾跋处再题“钟太师此卷宣示表系传世真迹，珍珍，珍珍，永和二年(346年)六月十日，山阴王羲之”（图22左画红圈处）。王羲之两处题字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确认为真迹，二是赞叹为珍宝，王羲之的跋文题字，无疑是最专业、最权威、历史最早的鉴定意见。 其他在尾跋题字者（图22），都是见证历史或书坛风云人物，依序有： 西晋李柏（生卒不详），李柏曾任西晋王朝的西域长史，驻防新疆楼兰一带。1909年日本人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探险考古，发现二件《李柏尺牍稿》信函（现藏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与李柏有关的历史资料奇少，此处跋文是李柏遗迹又一证据。 西晋陆机（261－303年），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史记称“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曾任太傅祭酒、吴国郎中令、相国参军、河北大都督等官职，擅长书法，所书《平复帖》是传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之一。 东晋王导（276—339年），东晋开国元勋，政治家、书法家，王羲之堂伯。王导是东晋建政的奠基人物之一，官居高位，博学多才，为东晋三朝（元帝、明帝、成帝）元老重臣。书法学习钟繇、卫瓘之法，自成一格，有草书作品《省示帖》、《改朔帖》等传世。 隋代智永（生卒年不详），本名王法极，号“永禅师”，书圣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所创“永字八法”，为后代楷书立下典范。
《宣示表》书卷有钤印34枚（图23），其中历朝皇家内府收藏官印有28枚，官印占比之高极为少见，有宋徽宗、宋高宗、宋理宗朝钤印10枚，金章宗、元文宗朝3枚，清康熙、乾隆朝15枚。除皇族以外还有6枚钤印是谁的呢？有北宋书画家米芾，南宋宰相、收藏家贾似道（2枚），明代富豪、收藏家项子京（2枚），清代书画篆刻家米汉雯。可见此件《宣示表》传世近二千年，一直秘藏于皇宫府邸、深宅大院，在皇家贵族范围世代传递，明代落入富豪、收藏家项子京之手，清代以暴力侵吞了项子京藏品，《宣示表》收缴皇族，重回皇家内府收藏，期间许多社会名流无缘相见《宣示表》真容。当然，皇家秘藏对于保护书卷也是一件幸事。 总之，民间收藏发现钟繇《宣示表》真迹，添补一件高古历史时期的文化物证，是研究古代书法书体的珍贵资料，具有极大的文史价值。限于笔者水平，对钟繇《宣示表》真迹的解读以及相关历史背景的考证，或是不全面的，认识是肤浅的，或是错误的，在此恳切欢迎各界人士赐教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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