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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大明王朝1566》的作者借用胡宗宪之口说:圣人的书是用来读的，用来办事百无一用。 说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历史上的赵普到底有没有说过这么一句话，不得而知，大概率是人们的幻想，跟耳熟能详的“某某喝墨水”，“某某的扁担”的故事一样，听听就好了。 儒生追捧《论语》无非是以为道德能解决所有问题，也正如此，古人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不如人和”的大小关系！这句话里，无疑拔高了“人和”的意义（比如，政通人和），导致后世在分析历史人物时，总是有意无意的忽略天时和地利的客观因素。宁愿把王朝衰亡的责任全部计算到女人们的头上，也不愿意审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缺陷。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和”哲学成了主流，要么是“以德服人”，要么是“以术驭人”，总结一句话：领导们要么在搞人，要么就是在搞人的路上！ 搞人的形式是千变万化，理由也是堂而皇之，似乎是要实现政通人和！可惜，理想是丰满的，结果却是骨感的，越搞，人心越散。 搞人，其实无可厚非。可是搞人的目的和意义却经常被遗忘了。是的，理论上，理性的搞人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搞钱。用当代文言文讲就是，改善生产关系，缓解社会矛盾，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诚如《大明王朝1566》这部作品里就掀起了封建君臣们的面子，讲的是他们处心积虑搞钱的故事。 人们喜欢用利益来解释一切问题，跟试图用道德解决一切问题一样幼稚。可是，又不可否认，古往今来，天下攘攘，人们心心念念的东西，处心积虑想获取的，不正是利益吗？ 看透不说透，人们嘴上普遍不能讲。于是，有趣的一幕出现了，诸子百家典籍洋洋洒洒不下百万字，却唯独鬼谷子不懂事的讲了句“结以财货”，这句话里如果仅仅看到了“用金钱结交”那就约等于没看懂。 鬼谷子是直接向儒家发起了挑战：道德不唯一。他质疑道德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注意，鬼谷子并不绝对反道德（他也提出了“结以道德”的观点），而是把“道德”这个选项从单选改成了多选。如果让阿信列一个道统，我认为这个道统的传承应该发生在齐鲁大地上，应该是“姜子牙—管仲—子贡—鬼谷子”。 这些人本质上都是古代的士大夫，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人品确实是过硬的，在做事时，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了搞钱。 比如，管仲讲“仓廪实则知礼节”，老百姓家里的粮仓充足了，然后才能顾及到礼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推崇“君子”的原因，因为君子原本就是贵族，家里粮仓充实，所以知书达礼！ 经济在前，礼节在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规律。虽然，谈钱会让人觉得难上大雅之堂，也就是俗。现代如此，古代也是如此，比如，鬼谷子讲“仁人轻货”指的就是道德先生对钱不感兴趣，觉得金钱没用。 所以，你让一个对钱没兴趣，否定“经济基础”的人去做事，当真是合适的吗？这些所谓的君子们有个特点，但凡遇到点问题，就一定会把问题归结于道德问题。中国文化里讲究“以形补形”，说人话就是缺什么补什么。比如道德，世道越乱，人心越坏，就越有人爱讲。 缺什么就补什么！阿信以为，他们不是缺德，是缺心眼！因为，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发现米饭能填饱肚子，但是虚伪的道德不能。 其实提倡道德正能量，其实也没错。可惜，人们没搞懂一个逻辑，世道是因为没秩序才没道德，而不是因为没道德而没秩序。也就是说，空谈道德并不会恢复秩序。想恢复秩序，最基本的的策略是搞钱。 恰巧，这又是道德先生所不擅长的，所以持续恶性循环。道德与利益其实并不矛盾，只是道德先生不擅长，所以视之如虎狼！从古至今，有两种领导，一种是道德型领导，一味的提倡道德，自己为了赚取好名声，让别人过苦日子。可是，光让手底下人讲道德怎么行？只能越讲越虚，越讲越假！另一种是智慧型领导，左手搞思想文明建设，右手搞物质文明精神，这是好领导，他们最大的特征是，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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