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难忘的山沟医院

难忘的山沟医院

易齐萍

武汉沦陷以后，国民党京山县政府闻风丧胆，到处逃窜，眼看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国民党草木皆兵，一溃千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秋。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京山县城遭到了日寇五十多架飞机的狂轰滥炸，同胞的生命惨遭杀戮，群众的房屋变成废墟。当时我刚从武汉护士学校毕业，回动京山老家永兴的易家大湾。看到人民这样受难，国家激起了我对日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强烈的爱国热忱促使我从乡里跑到县城，参加了医疗队，负责京山城被炸后的伤员救护工作。

当时这个医疗队，主要是栗秀贞同志和我及一个姓博的医生，还有哀山城里姓曾、姓查、姓胡的几个姑娘。县坡连续被炸了两次，死伤无计数，无辜的群众被炸得肢体异地，墙上、树枝上都粘着血肉，有的父母抱着死孩子哭，有的人身上血肉模糊地从瓦砾中爬出来，到处是哭声，遍地是尸体，现场的惨景，使人目不忍睹。将近一个月之内，全城死气沉沉，满目凄凉。医疗队设在县城北面的一个村子里，没有行李，伤员就睡在地下的稻草上。敌机第二次炸京山城后，我背着药箱，到城边去救护，看见一个人从城内爬出来，一块椽皮穿过了他的大腿，象门闩一样，他还跑出来了，口里直喊：“救命，救命……”。我叫他坐在田里，我们去拾他。还有的缺脚断臂，爬的爬，滚的滚，汪的汪，喊的喊，京山人民受日本侵略的灾难，真是太深重了。

一九三八年冬季，我和栗秀贞同志几经转折，到了向家冲。这时，陶铸与杨学诚等同志领导的鄂中抗日游击武装已在丁家冲、石板河、八字门、向家冲一带活动，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应抗司令部军医院，栗秀贞同志任院长，陈玉虹同志任政委，王瑞华同志任指导员，我是医生兼护士长。医院设在柱家塌的张家祠堂，鄂中抗日武装的第一所医院，就这样在战斗的硝烟烽火中，在敌后的深山密林里诞生了。也就是在这山沟医院里，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由于战斗频繁，加上日本人、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土匪的经常“扫荡”骚扰，医院到处搬家，杜家塌周围的红门冲、小泉冲、左家坡子是我们医院常来常往的地方。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我们的工作，不能讲任何条件，完全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陋就简，以土代洋。山沟是医院，岩洞是病房。没有手术刀，就用杀猪刀，没有骨锯，就用木匠锯，没有穿颅器，就用土剪刀，没有凡土林，就用猪油。通过统战工作，上级党组织给我们从应城膏盐工会医院弄来了一点药品和器械，国民党军队掉下来的张姓三姊妹（两个姐姐，一个弟弟）路过这里，他们留下来，和我一起清理这些东西。弟弟是军医，两个姐姐是护士，他们看到医院条件差，周围是大山，觉得这山沟医院没什么奔头。他们说，这里打不成仗，也搞不出什么名堂，要我同他们一起走。我说，我不走，我希望你们也不走。过了两天那个军医，就请了两个毛驴，让他两个姐姐骑上，往客店坡那边走了。医院成立不久，就接收了我们部队打熊家滩后的十几个伤员。在七三一团打袁家台的时候，我直接到前线去救护，第一次上战场，也不晓得害怕。我站在离阵地不远的地方看热闹，指挥员怕被敌人发现了，出危险，叫我卧下，我无可奈何地扑在地上。伤员抬下来了，我就跪在地上包扎，包扎完了，我又去看。仗打完后，我回到白果树湾，把伤员集中在一起，就往十字沟抬。后来刘团长还开军人大会，欢迎我们，向我们道谢。

在那个战斗年月里，我们医院的所有工作人员，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不怕累，不知道休息，日以继夜的工作。战士们打仗是拼命，我们工作也可说是拼命，用这种精神，抢救了许多伤病员，使他们重返前线。但是由于技术力量薄弱，使有的同志丧失了宝贵的生命，现在想起来，非常痛心。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品香同志，上海美亚绸厂的纺织工人，十四岁就参加长征，是从延安马列学院来的红军老战士，在郭仁泰的大队里当参谋。在郭仁泰被缴械时，反动汉奸分子向他开枪，一颗子弹从大腿打进去，把大动脉打断了，如果当时有强一点的外科医生，把大腿内侧打开，将血管接上，就没事了。当时我们又不晓得这样治，只用外伤药敷上，血是止住了。后来敌人“扫荡”的时候，我们把他拾到殷家冲，几十里山路一颠簸，造成大量出血，京山当时的第一个红军战士，就这样牺牲了，死时只有二十二岁。

我们医院工作条件差，生活条件也是很差的。当时日本人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田地荒了，一粒浪食都是很宝贵的，我们一年上头，吃包谷糊糊，大米很少，我们那时吃饭，不用碗，一人发一个木瓢，不管装什么，吃起来都很香甜。粮食困难，蔬菜更困难，因为山里不长莱，只长莴米菜。我们经常上山找野菜，捡菌子，挖野芹菜、野韭菜，摘紫罗藤花，黄荆条叶子。一九四二年日本人大扫荡，国民党曹勖又封锁我们的粮食， 我们医院加上伤病员一百多人，没有饭吃，边区党委和保安司令部都撤走了，我们被围在山沟里，像没娘的孩子，有的伤员饿得哭，说在前方没有打死，到这里也会饿死。我急得没有办法，山区群众送我一点葛粉，我都舍不得给孩子吃，拿出来给重伤员充饥了。我们两天断炊，人都饿得没有劲了，同志们还是照常工作，派管理员出去买粮食，哭着回来，说老百姓都躲到山上去了，自己都没得吃的，哪有粮食卖。后来人家告诉我，区党委在易家岭还存有两石小类，我们连夜就派人去弄来，用磨子一破两瓣，磨成小麦米，煮了几大锅，让伤病员和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饱。第二天，保安司令部、区党委机关都回来了，我们象孩子见了娘，王瑞华同志直哭。郑绍文同志说：“我们回来了，还哭么事呢？”在敌人“扫荡”时，大部队走了，者百姓跑了，地方工作队有同志跑来找我们要饭吃。我记得敌人“扫荡”丁家冲肘，鲁明健同志带了几个人，跑到我们这里要饭吃，吃了饭，晚上就上山，一早晨又下来问我们要吃，我们还真有点意见。        

我是学妇产科的，我当时的工作除了搞好伤病员的医治和护理以外，还要负责妇产科。那时五师的女同志生小孩，都要到我们医院里来，敌人经常扫荡，妇产科的产房就设在山洞里，很多同志的小孩都是在山洞里生的，李晓白同志的一个小孩，长了好大，都还叫洞生，因为是在山洞里生的。江中华、刘恒清（金铎同志的爱人）等同志都在山洞里生过小孩。有人问我接生了好多革命后代，我很难回答，因为接生的小孩是不少，养活的不多。战争年代，东奔西走，日夜行军，生了小孩，母亲不好带，就给老百姓，没有奶吃，就用油条喂，生下几天的孩子，用油条怎么喂得活呢？当然也有少数喂活了抚养成人的，象金铎同志的爱人刘恒清生了小孩后，把孩子给小泉冲一个姓左的保长家里，因为这个保长的爱人生了一个小孩，没有养活，把这个小孩弄去，有奶吃，喂大了。解放后，这个小孩还到广州看过他的生身父母。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是紧张而愉快的，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山沟医院，到处为家。机动灵活地和敌人周旋。一九四二年敌人秋季大“扫荡”的时候，有一天天刚亮，我才起床，通讯员送来情报，说有敌情，要赶快转移。通讯员没有转去，敌人的枪声就响了，我们有些护士还没有起床。我们马上行动，首先把份员运到左家坡。这上面住着一个姓陈的穷苦人家，因为这里山高密林。敌人不易发现。另外，我们在他家里藏了一点粮食，准备应付情况突变时，重伤员好到那里避难。我背着一个药箱。走到半山坡，陈治国也从山下来了，他说，他那山头安全。我说，你赶快下去，叫他们把伤员抬上来。我把药箱放在半山坡里，也下去了，让伤员能走的就走，不能走的就抬，都搞上了山。最麻烦的是一个日本俘虏，又怕他跑了，我们专门派一个男护士跟着他，叫他拿根绳子，如果俘虏要跑，就把他捆起来。我和王瑞华同志商量，轻伤员叫他们自己想办法隐藏，要换药、要吃饭，就到陈治国家里来。有一个女干部叫陈科，是个知识分子，肺病非常严重，怀着七个月的身孕，陈治国家里穷，只有一间半屋，没有地方搁铺，就睡在担架上，后来用土砖给她垒了一个五寸高的床，我当时也够呛，我的大姑娘大毛只有七八个月，没有地方睡，就搬一个破晒簸放在禾场里，让她在那里睡，山里又怕狼和豹子，就让叫田东生的一个男护士照看着。我忙了一天打半夜，身上不得了，要洗澡又没有水。除治国房屋边有口水井，山里的井水秋天是温热的，我就提了两桶水，躲到树林子里洗了一个澡，他们说，我胆子真大，敌人来了怎么办。我刚洗完澡一个护士来告诉我，陈科要生小孩，我说拐了，生小孩，她非断气不可。只有五寸高的床，我趴在地下，给她把七个月的小孩接下来，因为不足月，生下来就死了。陈科的身体更加虚弱，经受不了这场折磨，第二天拂晓也去世了。

除了敌人的 “扫荡”以外，国民党曹勖的六纵队和地方土匪经常与我们闹磨擦。我们医院搬到十字沟抢救伤员的时候，有天晚上，栗秀贞同志要下山到丁家冲搞药，叫我和两个男护士同伤员一起留在山上，孙耀华同志对栗秀贞同志说，让小易和你一起去吧。我们刚下山，上面就被土匪抢了，翻箱倒柜，把我们的书籍撕得稀巴烂。衣服拿走了，粮食倒走了，伤病员身上的钱也搜走了，逼问那些伤员，那几个姑娘怎么搞了，伤员们回答：她们下山了，我们当时好不容易搞到药，后来通过很多办法搞到一点药，怕日本人抢，放在山洞里，结果被曹勖的队伍抄走了。我们就是在这种内外夹击、十分艰难的环境中生存、工作和奋争，为鄂中的抗日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国际友人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到八字门、向家冲进行调查访问的时候，也访问了我们医院的手术室、诊断室、病房，询问了病人的生活情况、医务人员的工作情况。她看到病人躺在地铺上，得到及时而有效的治疗，她很满意。她看到伤病员们睡的是草铺，她提出一定要讲究卫生，她看到我们医院条件困难，设备简单，夸我们“精神振奋，工作先进，中国人民了不起。”我们医院招待她吃了一餐饭。后来，她还资助了一批药品。

我难忘山沟医院，更难忘山里的人民。他们像岩石一样坚强，像松柏一样挺拔，像山泉水一样光可照人。在艰难因苦的环境中，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舍生忘死地为我们摸敌情、送情报、抬担架、送军粮。有的为了掩护我们，亲人被害，房子被烧，毫无怨言。我们虽然给他们看过病，接过生，但比起他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是太微小了。时间已过去四十多年。京山北部山区人民对革命的贡献，对我们的恩情，我永远铭记在心。

 我怀念山沟医院，怀念山里的人民……

（左其义 整理）

1982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