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将原孝感中和乡抗日自卫队改编成立的。根据地——孝感中和乡。它处在孝感的花园、武家河、卫家店、王家店、应山的杨家寨、广水之间。位于（北）平汉（口）铁路东侧。根据地面积大约有一百余平方华里。为了使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医疗卫生工作能更好地为抗战服务，许金彪同志指示我到敌人内部做工作。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化装成国民党七十四师少校军医，以这种身份到孝感县政府工作，利用治病的机会，经常和县常备队的士兵接触，由于给一些士兵治好了病，他们很感激我，时间稍长，就很熟悉了，我便趁机给他们做工作，启发他们的抗日爱国思想，阶级觉悟。这些士兵多数是从穷苦的老百姓中强征当兵的。后来我们逃出，有十三名士兵跟我一起到了我们的根据地——中和乡。在这十三名士兵中，有两个看护兵（胡东山、田亚斌），同时带来了少数常用药品和简单器械，这样就暂时救应了急需。许金彪同志对我说：“游击大队今后随时要和敌人作战，战斗就会有负伤的，因此卫生工作要建立、健全起来。”我说：“你说得对，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只是眼下的困难较多。”金彪同志说：“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设法解决好。卫生工作对部队平时、战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卫生医疗机构建立起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大队卫生所正式成立了。我任卫生所所长。还有唐汉卿、罗瑞伍、何介三、胡东山、田亚斌等同志。其中只有胡、田二人是作过医护工作的。卫生所初成立时，医护人员、药品器械缺乏，全靠自力更生地去解决。当时，由于部队初建，经济来源十分艰难，部队每人每天五分钱的菜金有时都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卫生所更要强调节约、因陋就简。十二月的一天，晚上，大队长对我说：“我们的部队已有几百人了，现在要向铁路西发展，也在向东、向南发展，今后部队要跳出中和乡去打击日寇。为了保证部队的兵源充足，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卫生所也要扩大。”他又接着说：“我让手枪队的同志到维持会搞药品、器械，你也想办法找地方商人，到敌占区去购买些。同时，也要用中草药来代替西药治病。再给你几名有点文化的战士，让他们边工作边学习。”第二天，许金彪同志派人给送来了几斤鸦片烟土，我把这些烟土和商人交换了一些必需的药品、器械。那时，卫生人员都是随部队行动，有了伤员就可以及时抢救和治疗。诚邀张淑民医生参加抗战 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卫生所的人员数量有所增加，而业务质量也应提高。为此，大队党组织派我到孝感卫家店西尧家河去找一位原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军医的人，拟聘请他来部队当医生。据说，此人因不愿在国民党军队工作，就辞职在当地落户开业度日了。十二月一天早晨，天下起雪来，我和唐汉卿同志穿便服以请医生看病为名去请人。为了防止意外，我俩事先编好了对词。我们赶过铁路时，雪越下越大，北风吹得雪雹打在脸上怪疼的。地平面上已积了一层厚厚的雪。路很不好走。我和老唐到了西尧家河村头，碰到了一位中年农民，向他询问医生的住处，他说：“你们找的这位医生姓张，张先生看病高明，我本人生贴骨痰（深部脓疡），是他开刀割好了的，张先生的外科很好。”他还说：“张先生爱抽鸦片烟，如果不抽鸦片烟，他干事就不得力，甚至会不干。”然后用手一指，张先生的屋就在湾子的北头。我们一边向他道谢，一边往湾北头走去。当时，我一边走一边想，现在我们部队连吃饭都有困难，哪有钱供他抽鸦片烟呢？须臾，到了张先生的家门。我们走进他屋里时，他还没有起床，我们只好在外屋等着，半小时左右，他慢慢地走出房门，说：“啊哟！真对不起，让您二位久等了。”我一看他那身打扮，和刀削似的瘦窄灰黄色的脸，就知道确是一个惯抽鸦片烟的人。他边让座边说：“您两位先生光临草舍有何贵干？”唐汉卿同志向他介绍说：“这位（指着我）是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卫生所所长刘良璧先生，他找你有事。”张先生一口斯文客套地说：“唉呀呀，失迎，失迎，请阁下原谅，鄙人姓张，草字淑民，鄙乡河南，因国难流落在此行医糊口。”我向他说明了来意，拟聘请他到游击大队去，为抗日服务。又说：“我们知道张先生有爱国的精神……”。他没等听完，就连忙说：“哪里，哪里，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只要贵处不嫌鄙人技术低劣，鄙人愿意为抗日救国出力。”看他的态度比较诚恳，于是我说：“请张医生把自己的药品、器械收拾好，开一个清单，我们按价付款。三天后，我们再派人来接你。”回来后，我向许金彪同志作了汇报。他听完后说：“张医生现在愿意为我抗日部队工作，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欢迎他来。关于抽鸦片的问题，等他来部队后，向他多作思想工作，使他的觉悟慢慢提高，这样，他可以把鸦片烟戒掉。”稍停他又对我说：“你还记得我们在四川扩军时，在参加红军的人中也有吸鸦片烟的人吗？后来在部队受到教育，不是慢慢地戒掉了吗！”三天后，我和唐汉卿同志去找张医生，在天黑的时候，把张淑民接到卫生所里来了。为了使卫生工作能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我们准备自己办训练班培训新生力量。当时，群众听说卫生所要培训医护人员，老百姓纷纷把自己上过学的子弟送来学医。这是他们对部队的爱戴、信任，拥护我们抗日救国的事业。十多名少年参加训练，现在能记得起来的有：彭和林、张小良、施明兴、陈贵安等几人。举办医护训练班 一九三九年春，抗日游击大队已发展壮大到千余人了。人民群众对抗日健儿衷心拥护、爱戴。日、伪、顽曾多次用各种方法妄图摧垮我们，但是，我大队愈战愈强，人民的武装，是永远不能摧毁的。因作战频繁，卫生所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战士伤病员，他们在设备简陋药品困难的情况下，经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治疗都先后康复出院归队了。尽管如此，卫生所的工作人员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远远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大队党组织决定：再开办短期、速成、有效的医护训练班，每期暂定为三个月，半脱产。医护训练班先后共办了三期，每期十人左右。由卫生所的医生授课，教学原则是能者为师，互教互学。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中，涌现出了很多刻苦钻研技术、努力学习业务的优秀学员，在物资条件十分菲薄的情况下，他们这种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永远向上的特性。我现在还能记得起来的优秀学员有戴安炳、黄继田、陈和清、刘兴民等同志。卫生所在医治伤病员的过程中，用的药品、绷带等部分是自制的。那时，药品、器械都处于极为缺乏的状态，而且敷料（纱布、药棉、绷带）也同样缺乏。为了解决敷料的问题，我们用农村织的土棉布和净花来制敷料。将土棉布和棉花经过用刀刮、洗、漂、煮、蒸、晒等工序制成了纱布、脱脂棉、绷带。当时，我们还与农村订合同，由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织成类似蚊帐用的布，这样不仅价廉，而且也好使用。为坚决执行大队党组织关于节约的决定，卫生所订立了节约敷料的制度。凡使用敷料都要用后再洗、再消毒，反复多次使用，直到最后实在不能再用了，还要经卫生所有关同志检查批准，才能弃旧领新。当时同志们都很自觉遵守。还有一项制度，对新收治的伤员，按人数、伤的面积大小给新的敷料。由武汉购买回来的精制纱布、脱脂棉、绷带都留作手术用，或给重伤员用。凡购回药品、器械、敷料，没有经过卫生所负责人的批准办理领发手续，任何人不得随意动用。勇敢的医护何介三 大队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平时为在卫生所住院的伤病员医病，也为附近群众（老百姓）治伤、治病。在战时还要随军行动深入连队，在前沿阵地上急救、抢运伤病员，英勇、机智、巧妙地转运、掩护伤员。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许金彪同志率领三个中队向孝感白沙铺一带活动，我带领七名医护人员随队，我军到达白沙铺北边十余里的村庄里住下。侦察员向许金彪同志报告：白沙铺以西离我七、八里地有日本鬼子和伪军。大队长当时召开了会议，进行了战斗部署。会后，我分配胡东山、李品方二同志跟随一中队，田亚斌、唐汉卿二同志随二中队，我和罗瑞伍、何介三随大队部和三中队。次日拂晓出发，当第一、二中队分别在敌人的东、西两侧布置好后，信号枪响了，金彪同志立即命令三中队向敌人发起猛攻，我三中队的战士以疾风扫落叶般的气势直奔敌人盘踞的那个湾子里，敌人一时不知我军虚实，弄得懵头转向，仓惶应战，枪、炮齐发，到处乱射。我三中队有两个战士负伤，派了三个战士照顾。由于战斗打得激烈，何介三同志也负伤了，他给自己草草包扎，又给伤员包扎，然后把伤员背进山下的祠堂里，何介三同志对留守的两个战士说：“我和他（指另一个战士）在这里照看伤员，你们快回去，狠狠打击敌人。”介三同志突然发现距离祠堂几百步的地方有三个被打散了的敌人，其中有两个还背有红十字挂包呢，另一个是带枪的。何介三猛的大喝一声“站住，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要动就打死你们！”这三个家伙一下子跪在地下哀求地说：“我们是干医务的，都是被迫当兵的，是远乡人，只要不杀我们，愿为贵军效劳。”何介三同志缴了俘虏的枪，把他们带回祠堂交给照看伤员的那个战士看管。他把缴获俘虏的枪背上就出去找部队。才走半里多路就看到三中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带领部队押着二、三十个俘虏转来了。他看到两名战士抬着负伤的三中队一分队的徐分队长，很快给徐分队长急救包扎好，又见通讯员来传达大队长的命令，要三中队在陈家湾（原敌人驻地）休息，造饭吃，等待部队在此集中。卫生所初期的政治教育 那时，卫生所驻地一直是在平汉铁路沿线，靠近日寇据点的群众家里。在中和乡内不仅有我们的卫生所，还有皮革厂、被服厂、修枪所、区民主政府等单位，都隐蔽在狭小的根据地范围内。国民党反动派向我们进攻，日、伪军也经常向我根据地“扫荡”、“清乡”，卫生所经常搬迁。为了防止暴露目标，白天选点，夜晚转移。搬迁时，除请群众协助抬、担重伤病员和物品外，所里的同志也争着干，军民同心协力，所以，每次搬迁，都能得以顺利完成。卫生所的发展，医护人员的增加，有新参军的，有俘虏的，因此，在成份、思想方面也复杂了。卫生所不仅要给自己的伤病员治病，也要给当地群众治病，给被俘的伤员医伤。更为重要的是，要向新参军的和从敌方俘虏来的医护人员作思想政治工作，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影响、感动、教育他们。在当时医药、技术人才极为困难和缺乏的情况下不仅要及早医治好我军的伤病员，使其痊愈后返回部队，重上战场，英勇作战，而且要治好被俘的伤病员，教育了敌人，瓦解了敌军，使他们认识到我军的伟大，为了抗日战争而光荣。他们在治愈后，能主动要求参加我军。为了使医疗卫生工作更好的为抗日战争服务，卫生所请示了大队党组织批准，在卫生所内进行思想上的整顿。全所老医护人员都认识到这种整顿的重要性。他们向新参军的同志，向敌俘医护人员作说服教育工作。我军的伤病员也很自觉地向敌俘伤病员作思想教育工作。那时，老百姓因曾受敌人摧残，所以很不欢迎被俘的伤病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请地方干部配合作好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经过说服教育，和我们医护人员的模范行动，得到了预期的效果。被我军俘虏的三个医生，其中陈克昌、邱远义两个有抽鸦片烟的恶习，经过说服教育，加上他们亲眼看到我军医护人员与战士同甘共苦的情节，生活上向低标准看，工作上要高标准的行动，以及军民团结、友谊等情形使他们感动了，终于戒掉了年深月久的鸦片恶习，走向新生。【本文作者刘良璧，系红四方面军9军25师军医主任，鄂豫挺进纵队路西医院院长。录自《鄂豫边区的白衣战士》（第二辑）一书，由鄂豫边区卫生史编审委员会编，1988年7月1日出版】
【《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1991.11出版】  ▲我野战医院牌匾（太阳寨）
新中国成立后大别山革命老区医疗卫生事业，是在冀鲁豫军区野战医院卫勤保障的征战足迹上发展起步的（另文介绍），无论是战争年代的“野战医院”，还是大集体时的“乡村卫生所”“赤脚医生”“四自三土”，及至今日“新合作医疗”，都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关爱呵护 。
|
探访鄂东最大“红色医院”，解密刘邓大军卫勤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