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嘉民将军 战斗在湘鄂赣省东北边区 吴嘉民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赣省东北边区（今赣西北地区） 又称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区。它下辖修水、铜鼓、宜丰、奉新、高安、靖武、武宁、永修、安义9个县，是湘鄂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为它位于湘鄂赣苏区的东北，故称东北边区。 湘鄂赣东北边区的游击战争，在当时革命遭到挫折后的极端恶劣环境 中，在远离党中央、经常与湘鄂赣省委失去联系，白色恐怖疯狂至极 的条件下，东北边区党和游击队始终坚定红军、游击队必胜的信念，同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奋战。在那艰苦而又残酷斗争的三年里，敌 人的反革命气焰没有吓倒我们，敌人的“清剿”没能杀绝我们，叛徒 的出卖没有搞垮我们，艰难困苦没有压塌我们，终于坚持到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湘鄂赣省东北边区保存了党的旗帜和游击队骨干 力量。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与敌人血战到底 的英雄气概。 组建特委几经艰难 1934年6月，湘鄂赣省委领导机关转移到了修铜宜奉边，并以此作为根据地中心。不久，国民党好几个师向我区发动进攻，红十六师在龙门山的战役中，因地形不利，加之敌人过于强大。结果省委和红十六师都受到重大损失，这就是“六七月事件”。省委考虑到修铜宜奉边这个地区敌人反动势力较强，不能作为重要的中心根据地，于是省级机关又迁回湖南平江县黄金洞去了。省委领导机关迁走后，留下部分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和少量游击队坚持斗争，从此，修铜宜奉边区转入了艰苦的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基本上沦入 敌手。敌人进入苏区后，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扬言“毁灭苏区，斩 草除根”。多次组织大规模“清剿”，妄图扑灭苏区革命火种。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省委决定划分和建立平、修、铜，修、铜、宜、奉边，浏（阳）宜（春）万（载），修武（宁）崇（阳）通（山），湘鄂边5个特委。同时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精简机构，实行军事化，加强各级领导。并建立4个军分区（靠湘鄂赣省委附近的特委不建军分区），特委书记兼政委，采取“游击”的办法来联系群众，指导工作。 根据省委这一精神，1935年春，我们受湘鄂赣军区政治部的派遣，去重建修铜宜奉边特委和军分区。派遣重建的班子是：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王义勋、军分区司令员舒正洪、特委组织部长黎荷村（后叛变）、政治部主任何云峰、少共书记王佛生（后叛变）、妇女部长李槐，我担任军分区组织科长兼机关总支书记。还缺额的到当地再补。接受任务后，湘鄂赣军区政治部召集我们开了会，确定我们的任务是：宣传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坚持在这个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利益。 出发时，由湘鄂赣军区一个侦察班和交通队护送，我们从湖南浏阳县出发，经平江县通过敌占区，顺利地到达了修铜宜奉边区的铜鼓、宜丰县交界的铜官山，找到了该区的党组织工作团负责人郑季秋。我们准备在奉新县茅岭召开修铜宜奉边区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传达省委指示精神，布置今后工作。由于我们是初来，情况不了解，人地生疏，在行动中暴露了目标，各县参加会议的同志未到齐，就遭到国民党保安队和便衣队的突然袭击，不仅会议未开成，而且军分区司令员舒正洪不幸中弹牺牲了。我们突围转入修铜宜奉边区的崇山峻岭中，简单地部署了工作。 不久，湘鄂赣省委和军区把王义勋调走了，剩下我们几个同志分 别深入到各县做秘密工作。分散后，特委组织部长黎荷村和少共书记王佛生被敌人便衣队逮捕后，贪生怕死，先后叛变了革命。至此，组织修铜宜奉边区特委和军分区的任务，遭到了失败。 修铜宜奉边区在湘鄂赣边的游击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坚持这一边区的斗争，可以牵制敌人兵力，减轻其它边区特别是湘鄂 赣的中心根据地平修铜的压力，在战略上策应平修铜地区。而且这一 边区经济富裕，土豪大而且多，如奉新、高安、宜丰、铜鼓等县都是 土豪集中的地区，打土豪得的银元都是用大竹筒子装。因此，坚持这 个地区的斗争，可以筹集经费，支持省委和红十六师主力红军。 后来，湘鄂赣省委和军区决定派彭建新同志到修铜宜奉边区（这时称东北分区）任军分区政委，为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省委指示要 以修铜宜奉县委为基础，成立湘鄂赣东北特委，同时划分修铜宜奉边 区为东北分区。当时，由于领导力量薄弱，先成立了修铜宜奉边区中 心县委，准备为组建特委和分区打基础。中心县委下属3个县委，即： 修铜宜奉边县委，负责人郑季秋同志；靖武永安边县委，负责人阮贤榜同志；奉高边县委，负责人是杜仕金同志。当时中心县委管辖的范 围，是从南昌沿奉新、高安交界的华林山至高安，在永修方面发展至 云居山脚下的奉新桥子头；在铜鼓方面是以双坑为根据地，向龙门山 九溪洞、磨刀坑一带发展。中心县委活动了一段时间，由于分区政委 彭建新同志负伤，湘鄂赣省委和军区把他调回去了，东北特委和军分 区仍然未组建起来。 1936年上半年，国民党反复“清剿”，湘鄂赣边游击区遭到空前 浩劫，红十六师在几次战斗中失利，遭受重伤。此时，黑云压城，形势险恶。为了粉碎敌人“清剿”，保存和积蓄革命武装力量，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会议，提出为创建10个独立营而奋斗。根据这次会议精神，1936年七八月间，湘鄂赣省委和军区又组织了一个班子来重建东北特委和军分区，并相应组建独立营。这时，我在奉新县沿江工委工作（相当于县委）。他们到边区后，即派人通知我到奉新县茅岭山区纸棚集中。 这次派遣来的班子，先来的有司令员聂海如（后叛变），特委宣传部长曾金生，少共书记刘珍吾（后改名为刘新屏），我仍担任原来的职务。不久，省委和军区又派遣赵龙（后叛变）担任特委书记兼政委，吴詠湘担任参谋长（不久即和原政治部主任何云峰一起调走），樊哲早担任政治部主任（后叛变未遂被枪决），姜云义担任特派员，彭楠担任财经主任，不断充实和加强了特委和军分区领导班子。这个班子组成后，即召开了特委和军分区领导成员以及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由于我们认真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提高了警惕，参加会议的人员行动秘密，因而这次会议开得很顺利。 根据会议的决定，将湘鄂赣军区派来的小部队和原东北区的游击队、各县的游击小组以及红十六师留下的伤病员等所有武装力量集中起来，共约五六十人，正式成立了赣东北游击大队。上级命令陈强生为大队长，我兼政委。游击大队下辖一个警卫班，一个侦察班，一个交通班，后补充一个干部班（原红十六师突围冲散留下来的干部）。游击大队每人都有一支枪、一把马刀，30多排子弹，班以上干部每人有一支驳壳枪。游击大队同特委和军分区机关一起行动。从此，在特委和军分区的领导下，东北边区革命斗争在艰难的环境中逐步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 适应环境立稳脚根 湘鄂赣东北边区地处九岭山脉，群山环抱，层峦叠嶂，真可谓 “千峰转不尽，十里万重山”。在这里能藏能打，是个开展游击战争的天然地带。 然而，在这里坚持游击战争，亦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个地区过去虽然分过土地，但不久被地主把土地夺回去了。群众组织不普遍， 党员数量不多，当地干部少，党的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该地区接近南 昌反动行营外围，地方反动势力比较强。国民党正规部队、保安团、靖卫团以及特务机构政训团和地方反动势力，早已对我游击区多次进行过大规模“清剿”。一些重要的城镇、村庄、要道都增设了碉堡，当地的反动守望队设卡，封锁道路。还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并村，把山区群众全部驱赶到山下大村庄，并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我记得那时修水县黄沙港数十里地区的村庄的老百姓全部被移到大村庄集中，房屋空寂，土地荒芜。同时敌人还进行各种欺骗宣传活动，造谣污蔑红军游击队，对支援红军和游击队的群众予以残酷镇压，采用“一人通匪，十家遭殃”的“连坐法”，在我们来此以前，东北地区早被敌人称之为“清乡模范区”。 在我们进入该地区后，国民党军增派了第五十师谭道源的部队、江西军阀熊式辉的保安团，加上反动地主武装数千人，对付我们这支五六十人枪的游击队。而且由特务和叛徒组成的便衣队，处处搞密查，设埋伏，经常伪装红军游击队，冒充我联络组员，破坏各级党组织，造成群众对红军游击队真假难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要在东北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确是很艰难的。 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我们首先选择了游击队活动的三个中心点，一是奉新县茅岭，活动范围在奉新、高安、宜丰。这一带，地方的群众基础好，纸槽多，做纸工人都是贫苦工农，他们支持革命斗争；二是修水县黄沙港、马洞。这里是老根据地，群众热爱革命，觉悟较高，后来敌人强行移民并村，纵横一百多里没有人烟，制造了一块无人区，但是，我们仍然选在这块地方开展革命斗争；三是铜鼓与宜丰交界的铜官山，这一带地形对我游击队非常有利，便于活动。此外，宜丰的找桥、高岭等山区也是我们活动的好地方。但是，主要的活动地方是茅岭、黄沙港和铜官山。这三个活动点联系着宜丰、奉新、高安、靖安、铜鼓、修水等县。 游击队活动点确定后，我们采取化整为零，特委和军分区以及游 击队经常下山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尽一切办法接近群众，向群众宣传革命必胜的信念和东北区党的斗争策略，以粉碎敌人的欺骗宣传，同 时，在群众中开展秘密活动，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那时我们宣传条 件很差，没有纸张，便在大树上刻字，把毛竹劈成竹片来写标语，插 在交通要道、村庄路口等显眼的地方。内容是“共产党存在”、“红军没有走”、“贫苦工农团结起来，反对剥削压迫”、“打土豪，分田地”、“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抓壮丁”、“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等。 在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对作恶多端的敌便衣队，作为打击的重 点，我们采取主动出击，突然袭击，狠狠地惩罚敌人，迫使敌便衣队不敢轻易出来活动，使我们获得更多的机会接近群众。经过艰苦努力，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逐渐恢复，我们重新恢复了同群众的密切联系。红军游击队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经济上有了接济，军事上有了耳目。 对地主豪绅和保甲长的斗争策略，也比较灵活，只镇压坚决与我为敌、在乡村为非作歹的少数反动分子，一般的则采取利用矛盾，分 化瓦解的方法，争取其保持暂时中立。我记得当时国民党实行“保甲 连坐法”，发现所谓通、济、窝“匪”的，要杀全家。我们打了地主、富农，筹了他们的款，罚了他们的钱，这事被国民党知道，也要定通“匪”、济“匪”罪。所以，他们为此而感到十分害怕。我们则利用这一条，在地主、富农比较多的奉新、高安县，迫使他们暗中与我们谈判，订下密约，利用他们提供情报、筹款、购买物资。我们都如实计算款数，打证明条子给他们，并不再找他们的麻烦，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样，尽管敌人占有绝对优势，但我们游击队获得了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并没有被敌人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 灵活巧妙地打击敌人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我们积极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依靠秘密党组织和广大工农群众，侦察敌情，不断寻找机会打击敌人。开始，我们缺乏游击战争经验，受了一些损失，有一次攻打修水县贯前一个守望队时，敌人只有个把班，十几条枪，但镇上有又高又厚的土围子，土围子外面有壕沟，里面有碉堡，因而只宜偷袭，不宜强攻。由于我们采取强攻，结果不但未打开，而且大队长陈强生和分队长牛牯都牺牲了。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游击队进行了整编，我改任游击大队长，分区政治部主任樊哲早任政委，我们认真总结了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战略战术上也改变了原来的打法。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在边区的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展开了小规模的、隐蔽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我们的原则是声东击西，忽南忽北，避实击虚，常常避开敌主力，打敌零星小部队。对便衣队、守望队采用这些战略战术，我们打了一些小胜仗。 在攻打奉新县岭上守望队之前，我们摸清了敌人平时躲在碉堡里很少出来，可是逢墟之日，守望队就三三两两出来喝酒、赌博。我们掌握了敌人这一活动规律后，选择了一个时机，突然围捕其零散人员，并令俘虏带路，乘敌人毫无准备，袭击并烧毁了敌碉堡。我们一枪未发，获得了胜利，把俘虏教育一番，发了路费释放了。这些俘虏回去以后，到处宣传红军游击队的厉害和宽待俘虏的政策，扩大了影响。以后，敌人守望队学乖了，再也不敢轻易出来，加强了戒备。根据情况的变化，我们又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深入敌人封锁线外，乘敌不备，远道突袭。万载县高岭守望队，距我活动中心较远，红军游击队很少在那一带活动，敌人思想麻痹，有的晚上连哨兵都不派。我们掌握了这个情况后，在一个晚上成功地偷袭了这个守望队，缴获了敌人的武器和物资，烧毁了碉堡，又扩大了我们的影响。 就这样，在敌强我弱的情况 下，我们避免与敌主力接触，大仗不打，小仗一打就胜。红军游击队员士气振奋，唱起了革命山歌： 革命红旗山上升，深夜悄悄转回家。 杀它几只白狗子，又上山坳唱山歌。 同叛徒进行斗争 东北边区的游击战争始终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而1936年冬至1937年春更为艰苦。当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蒋介石一方面同我党中央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又重新调集军队，对我南方各省 游击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清剿”。 在湘鄂赣东北边区的敌人也纠集军队、保安团和便衣队来“清剿”， 千方百计地想消灭我们。为避开强敌，我们转移到过去很少去的边缘 地区，与敌人周旋。敌人知道，在这茂密的山林里想消灭我们，不是 那么容易的事。所以，敌人在加强军事“清剿”的同时，又利用叛徒 来破坏，我们在同叛徒的斗争中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当时，国民党在宜丰县潭山镇。专门设立了一个所谓“招抚处”。在这个机构中的叛徒有：原红十六师副官熊式平，原东北分区司令员聂海如，原特委组织部长黎荷村，原少共书记王佛生等。这个反动组织人数虽然不多，但对我机关和游击队活动的情况熟悉，因而对我危害很大。他们带领敌人到红军游击队活动点疯狂搜山、搞埋伏，逮捕杀害我们的同志，并大量散发反动宣传品，以动摇我们的军心和民心。记得有一次，敌人在山上“清剿”，红军游击队生活非常困难，派司务长李志高下山去，找老表弄些粮食。结果，李被敌人逮捕叛变。他带敌人进山“清剿”。幸好我们有一条秘密规定，下山的同志如不在约定时间内回山，不管情况怎样，游击队必须转移，留个别同志等待和观察情况。正当我们转移的时候，这个叛徒已带领敌人进山来了。真险啊！敌人见到我们转移，顿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从我们头上耳边呼啸而过。由于我们有高度的警惕，事先有准备，迅速转移，才未遭损失，敌人的阴谋落了空。 关于原军分区司令员聂海如，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游击大队政委樊哲早，原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龙相继叛变投敌的经过是这样 的： 1937年春，我们接到省委指示，为了粉碎敌人“清剿”，要我们部队深入永修、德安、九江方向袭击扰乱敌人。当部队开到靖安县境，在攻打敌人一个乡公所时，军分区司令员聂海如了解到这一带反革命势力很强，难以对付，对革命丧失信心，贪生怕死。当我们正在攻打敌乡公所时，他在后面带一个通讯员乘机持枪逃跑投敌了。当时，因为他是司令员，谁也没有警惕和怀疑，一直等到打开敌乡公所，部队集合查点人数时才发现司令员不见了，我们到处找他，后来才知道他叛逃到靖安县，被派到宜丰县潭山镇“招抚处”。据说他在那里当了一个“招抚专员”。 由于聂海如的叛变，我们的行动计划被破坏了，为了防止敌人袭 击。我们只好暂时退回修水、靖安边界一个山上。 聂海如叛变后，红军游击队内部一度产生了悲观情绪。如军分区 政治部主任兼游击大队政委樊哲早，见司令员聂海如叛变了，思想也动摇了，在聂海如叛变的第二天吃完午饭后，他以找水喝为借口，下山叛变投敌。由于我们警惕性高，发现得早，当他走到半路上，我们采取果断措施，派人把他抓回来处决了。 在这种情况下，特委和军分区、游击大队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是确定由刘珍吾担任游击大队政委；二是确定由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龙去省委汇报边区情况和解决边区领导班子等问题。并随带警卫员杨春生、通讯员朱家财同行；三是决定对部队干部、战士进行一次革命气节教育。为纯洁内部采取了相应措施，连以上单位都设特派员，对内加强保卫工作，对外加强除奸工作。 赵龙出发前，约定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在江西与湖南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去接他。这时，特委剩下的领导同志曾金生等已深入到各县去做秘密工作。东北分区游击大队由我和刘珍吾、姜云义负责指挥。过了一个月，我们从铜鼓出发到万载接赵龙，但几次到约定的地点，都 未接到他。当时，我们有些怀疑，但又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 这种情况下，游击大队的行动稍不谨慎，就有随时遭受损失的危险。为了得到省委的指示，经刘珍吾、姜云义研究决定，一是继续想办法找赵龙；二是如果实在接不到他，游击队打回平江黄金洞去直接向省 请示汇报。 出发前，我们搞了一批弹药。从铜鼓出发经宜丰港口，敲掉了宜丰、铜鼓交界黄土坳的一个碉堡，然后计划经浏阳，翻过大围山，即可到达省委所在地黄金洞。为了迷惑敌人，我们的行军路线走了一个“之”字弯，在万载高村住了一晚，才顺利地到达了铜鼓双坑。这时国民党五十师正在双坑、排埠等地“清剿”，封锁非常严密，去省委的路已无法通过，我们只好转移到铜鼓与宜丰交界的铜官山游击区。 正在我们左右为难时，跟随赵龙一道去的警卫员杨春生和通讯员 朱家财在铜官山找到了我们，他俩气愤的说：“赵龙叛变了！”同志们一听到赵龙叛变后都无比愤恨，面对这两位坚强的战士，个个肃然起敬。在这斗争最困难的时刻，革命同志之间的心贴得更紧了。 原来，赵龙去湘鄂赣省委的途中，在路过浏阳县他家村庄二三里路远的一个小山坡上时，他把杨、朱二位战士留下，自己单独回家。他回家后，连续三天都叫家里人送饭来给他俩吃，却不知道赵龙在家 干什么。到第三天晚上，下着小雨，天漆黑一团，赵龙自己来了，他一来就对通讯员朱家财说：“你背的是马枪，目标太大，今晚行动你不要走在前面。”然后又用命令的口气对警卫员杨春生说：“今天晚上 你这支驳壳枪交给我使用，我走前面，你也走前面。”最后赵龙改变了口气，对他俩说：“我个人决定，我们不到省委去了，回东北分区去……。”杨春生和朱家财听了赵龙这些话，都感到他的言语和行动很不正常。本来跟随赵龙同行时，都是朱家财在前，杨春生在后，怎么今晚赵龙要走在前面呢？而且又要把杨春生的枪拿走呢？特别是突然决定不去省委汇报而要折回东北分区去……。这一切，引起了杨春生、朱家财的深思和警惕。当时，赵龙是特委书记兼政委。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意图，只好随同前行。走了20里路，经过一座山头时，离他们有十几米远的前方，突然传来“抓活的”、“抓住他们”的声音。但一直未听到枪声。当时，由于天很黑，什么也看不见，未见到敌人，而赵龙也失踪了。到处找不到。后来，他俩根据赵龙一路上流露的“坚持在东北边区游击 战争实在是苦啊!”“国民党力量这么大，我们力量太小了”等悲观言论，以及一些反常动态，分析赵在家已和敌人挂上了钩，设下遭伏击被俘的圈套。后来，他俩得知，赵龙叛变到浏阳县去了。而这两位战士都坚持了革命气节，怀着必胜的信念，相信党和红军游击队一定能胜利，经过20多天，历尽千辛万苦，冲破敌人的封锁，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红军游击队。两个坚强的游击队员的归队，使我们深深感到，我们红军游击队绝大多数指战员，具有高度的革命坚定性和警惕，这对于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坚定胜利的信心起了很大作用。 赵龙叛变后，我们派人与特委宣传部长曾金生取得了联系。农历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那天，我们按约定的时间在宜丰县山区一个地方与 特委的同志汇合。汇合后，我们打了一家土豪，杀了一头肥猪，一起 会了餐。尔后，互相交流了情况，并分别召开了全体干部战士大会，同志们愤怒地声讨了聂海如、赵龙、樊哲早叛变革命的罪行，肃清其恶劣影响，会上，特委宣传部长曾金生分析了当前形势，部署了今后任务，并向全体党员、干部和战士强调指出，叛变革命是没有出路的，也是没有好下场的，只有坚信我党和红军游击队必胜，坚持斗争，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并要求各级地方党组织向群众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告诉工农群众，主力红军暂时离开，将来一定要打回来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这次会议意义重大，结束了聂、赵、樊叛徒给红军游击队造成的混乱局面，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东北边区的革命，挽救了红军游击队，稳定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为继续坚持东北边区的游击斗争直至取得胜利，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在艰难生活中苦斗 坚持东北边区的红军游击队，不仅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地方反动势力和革命队伍里出现的败类进行斗争，还要与艰难困苦作顽强的 斗争。 我们经常处在情况十分紧张的恶劣环境中，加上缺粮，常常几天吃不上饭，只好空着肚子转移；有时即使有了粮食，为了躲避敌人搜 山，白天怕冒烟不敢烧饭。晚上怕亮光不敢生火，饿急了，只好嚼生米充饥。无粮时只得吃野菜，啃山果。真是“断粮挨饥饿肠响，野菜山果当干粮”。 衣衫无着落，住宿更困难。几年来，冬天我们没有穿过棉衣盖过棉被，挺着挨冻。有时打土豪弄到一些布，衣服是自己缝，鞋子自己 做。住宿条件更艰苦，住的是自己动手搭的茅房或草棚子，要是遇到 敌人搜山，草棚子被烧，那只好露宿荒岭，晴天露水半身湿，雨天全 身遭雨淋，只好坐等天明。如此环境，正是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 写的那样：“夜难行，䨙雨苦兼旬，野营自己无篷帐，大树遮身待天晓，几番梦不成。” 为了对付敌人反复的“清剿”，我们要经常转移。负伤的同志行动更是艰难。我们每人有一根手杖，它既用来夜间探路，又是我们的一条腿。为了防止敌人寻踪追来，部队走过后还得把草扶起来，防止留下脚印，暴露目标。当时，敌人为了寻找我们游击队，总结了四条所谓经验：“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搞埋伏”。我们也采取了对付 敌人“清剿”的办法，大家出了不少好主意，比如，为了行动方便，就把长枪锯短；有时行军把草鞋倒过来穿，迷惑敌人；有时我们在路 口等处乱插牌子，搞得敌人真假难分，晕头转向，经常扑空。同时，我们还做了些具体规定，宿营地周围进出从水沟走，不留脚印，生火 做饭不冒烟，晚上生火用被子遮挡，行军中肃静轻步，不掉队，不说话，不抽烟，不打手电筒。宿营时不脱衣，穿着鞋子睡，一遇情况立即行动。 那时要说苦，的确是很苦，但同志们仍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时打了土豪，一天三餐都吃肉哩！当时大家就有这么一句笑话：“辛苦打来快活吃。”还有，我们在山上除了吃野菜外，山沟里的石鸡、田螺算是“山珍海味”了。 不管环境何等艰难困苦，我们没有气馁，没有动摇。为了坚持游 击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经常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游 击队员们都是贫苦工农出身，被地主老财、国民党反动派逼得走上革 命的道路。有的妻离子散，有家不能归，有的无家可归。他们一提起 地主豪绅剥削，反动派的压迫，就激起了无比的仇恨，更加坚定了革 命的信心。当时学习材料很少，只有从中央根据地和湘鄂赣省委带来 的一些书和资料。我记得当时组织大家学习了党的“六大”制订的 《十大政治纲领》。 同时，我们还结合红军游击队中涌现出来的突出事迹进行教育。 如1935年，红十六师在永修云居山战斗失利后，战士杜仕金、刘新胜、司号员丁明华被打散了，与部队失去联系，只有两支枪一把号。他们知道东北边区有党的活动，但未到过东北分区，人地生疏。在打散时，他们身上一无钱，二无粮，年纪又小，都只有十五六岁。他们不管天晴下雨，一路走一路找自己的部队。越接近苏区，敌人监视越 严，暗探越多。他们行动更困难，危险更大。但他们机智地避开敌人，终于找到东北边区地方党组织。他们未找到部队之前，在靖安县一个山头的纸槽里，一边做工，一边做革命宣传。先由杜仕金利用老乡关系做纸工的工作，取得信任，向纸工说明他们是红军，为穷人做事的。纸工听了十分同情。这时，正值年关，群众生活苦。他们以纸工为中心组织群众，发动年关斗争。有一次组织部分群众打一家土豪，遇到了地主武装，他们三人机智地一个吹号两个放枪。吓得敌人大叫：“红军大队伍来了!”这一下给敌人震动很大，忙着调兵来“围剿”。但在群众的掩护下，他们躲在山上，继续组织群众斗争，发展党员，建立了一个工作点。这事被东北分区游击队知道了，1936年派出游击队员四处寻找。这三位同志坚持斗争8个月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我们用这样的事例对部队进行教育，使大家认识到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为工农的利益而战斗的，任何艰难险阻也压不垮我们。因此，在坚持斗争的恶劣环境中，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们党决不会垮，游击队决不会失败，革命一定能胜利。所以，那时虽然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困难很多，但大家毫无怨言 我们在革命内部还做到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在党内生活和工作中，发生缺点错误，我们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在军事上，如打仗、做群众工作、执行任务等，都一起讨论，决定后就坚决执行，在作战中同志们都很勇敢，不怕死，千方百计打胜仗，打散了又集中，失败了又斗争，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在生活上，做到吃穿不分你我，就是少量伙食尾子也平均分，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时候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也没有把我们拆散，大家精神都很饱满，情绪高昂，坚强乐观，有说有笑，尽管那时不能高声歌唱，怕敌人听到，但大家经常哼着这样一首红军歌曲：“同志们快快起来拿着枪，我们是工农的武装；要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要建立苏维埃共和帮；敌人发现了，奋勇向前进；我们有严明的纪律，我们是铁的红军。”我们就是这样一支钢铁游击队，游击队员个个都是打不烂压不垮的英雄好汉。 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里，我们之所以能战胜困难，坚持下去，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紧紧地依靠了人民群众。正如当时大家所说的，“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的生存。”在敌人疯狂“清剿”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东北边区工农群众掩护、支援了我们。如奉新县迟源村一个叫熊其吉的群众，经常把根食和药品悄悄放在无人居住的屋内，让我们去取；奉新县何竹坑还有一个叫何保罗的群众，经常通过敌人封锁线与我们联系，约定把信和情报放在坟墓或土地神龛下，让我们去取。还有许多无名英雄，经常给我们送油、盐、布、鞋等物资，他们对坚持东北边区的革命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和谈抗日迎来新曙光 七七事变后，经过我党中央的不懈努力，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武汉行营当局通过谈判，也达成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协议》。 为了开发湘鄂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湘鄂赣省委发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告人民书》，并派“集中专员”吴詠湘等来东北边区与国民党南昌行营当局进行谈判。 可是，因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阻挠，吴詠湘被滞留在铜鼓县城。 当时，我们东北边区游击大队正处在危难时刻，特委和军分区领导班子基本垮掉了，东北分区游击大队早与湘鄂赣省委失去了联系，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不了解。敌人却企图借谈判之名吞并 我们，一方面从军事上增加兵力加紧进行“清剿”，使我们这支五六十人的游击队被围困在黄沙港、马洞、龙门山之间数十里的狭小范围 内，处于随时有被歼的危境；另一方面敌人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布告，污蔑红军游击队是“土匪”， 造谣说“朱毛的部队已被收编了”，“湘鄂赣省委傅秋涛、涂正坤等已集体向武汉行营缴械投诚”，“你们在国军重重包围中，快下山缴械投降吧”等等。后来敌人又利用叛徒假冒上级特派员，上山找我们“谈判”，企图骗我们下山，缴械收编。这些，都被我们识破了。但是，敌人仍不甘心，继续软硬兼施，每天不是派人在山下辱骂我们，就是封官许愿，妄图瓦解我们。那时大家都很坚定，不信敌人那一套，始终坚持斗争。 1937年中秋节那天，游击大队约定与特委的同志在龙门山汇合时，路上碰到一个上山砍柴的老百姓，带来国民党南昌行营的一封信，信上写着已派代表来同我们谈判，同时又把湘鄂赣省委和省军区由傅秋涛等领导同志署名的一份《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告人民书》交给我们，他说：“这一份布告是在山下拾到的，我不识字不知道讲些什么，你们看看。” 当时，由于环境多变，部队经常转移，消息十分闭塞，我们只能 从打土豪缴获敌人的报纸上看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这个砍柴的老百姓送来的消息，使我们感到形势可能有变化，我和刘珍吾以及东北特委留在我们这里的宣传部长曾金生、财经主任彭楠、特派员姜云义等一起开会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敌人的目的是趁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形势变化之前，对我们实行“谈判劝降”，或借我们下山之际消灭我们。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当前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家面临民族存亡关头，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抗日，这是顺乎国情民心的，只要我们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坚持真理，在谈判中提高革命警惕，就能取得胜利。于是决定派曾金生和刘珍吾与国民党南昌行营派来的代表熊式平（叛徒）进行谈判。与此同时，还决定由我和姜云义、彭楠三人带领游击大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深入到奉新、高安等地活动，牵制进攻黄沙港、马洞、龙门山游击区的敌人，并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扩充部队，打土豪筹款，配合谈判。 当我们把会议决定向全体同志传达后，不出所料，我们的战士都是苦大仇深的穷苦工农，一听说要 和敌人谈判，不少人思想不通，有的同志气愤地说：“我们同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敌人没有消灭我们，我们绝不能同他们搞调和!” 有个外号叫“三斤半”的战士肖小林跳了起来，高声大嚷：“你们同国民党合作，这不是要我们投敌叛变吗？谁想叛变投敌我就毙了他。”经过我们耐心的说服教育，大家明确了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谈判是为了抗日救国，而不是向国民党求饶，从而统一了认识。 根据会议的决定，四天以后，我和姜云义、彭楠在龙门山和派去 谈判的曾金生、刘珍吾分了手。我带领游击大队攀陡壁、爬悬岩，越过封锁线，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了高岭附近一带隐蔽活动，等候谈判的消息。 可是，过了一个星期，我们仍未得到谈判的消息。这时，大家都很焦虑，担心曾金生、刘珍吾是否被敌人暗害，担心我们是否上了敌人的当。正当我们焦急时。曾金生派王志高给我们送来一封信，信中说：“进攻黄沙港、马洞、龙门山的国民党军还没有撤退，谈判地点和日期没有确定，国民党地方当局仍然把吴詠湘留在铜鼓县城不准与我们见面。”来信并要我们游击大队“对高岭之敌予以歼灭性的打击，以牵制迫使进攻黄沙港等地的敌谭道源部后撤，配合谈判”。 我接信后，即和姜云义、彭楠研究，决定对高岭国民党军第五十师的一个排狠狠地揍它一下。一天夜晚，我游击大队沿着羊肠小道向高岭方向前进，经过5个小时的行军，部队到达了高岭附近。只见敌碉堡内露出微弱的光，敌兵们睡的死猪一样。这正是消灭敌人的大好时机。我游击队趁敌不备，突然发起冲击，待冲入碉堡内，敌兵们才猛醒过来，坐在床上直打哆嗦。战士们齐声高喊：“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敌兵跪在床上，举起双手乖乖地当了俘虏，很快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接着，我们又袭击了奉新渣村伪区公所，威胁了奉新县 城，震动了南昌。这一军事行动，迫使敌人撤出了黄沙港、马洞、龙 门山等游击区，有力地配合了谈判的顺利进行。 派去谈判的曾金生、刘珍吾，经过反复协商，与国民党南昌行营 达成了六条协议。这时，敌人被迫让吴詠湘和曾金生、刘珍吾见了面，并一起继续进行谈判，解决游击大队有关下山的事宜。 以上这些情况是吴詠湘派周连湘与我们联系后才得知的，他给我 们带来的党中央和省委指示文件及布告。通过传达讨论，大家认为我 们与国民党南昌行营代表进行谈判达成的协议内容，完全符合湘鄂赣 省委的精神。之后，游击大队从奉高地区向宜丰潭山附近开进并隐蔽 起来。为了防止敌人搞阴谋，曾金生和刘珍吾分别到各主要交通要道 与地下党组织商妥，设立了三道秘密哨卡，交待他们如发现情况，山 头放火为信号；吴詠湘还派人通知我们，准备下山整编开赴抗日前线。我们接通知后，积极地做好下山的各种准备。为防止下山后，国民党从经费上刁难我们，下山前我们还打了两个土豪，筹备了一笔经费。 1937年秋，我们下了山。吴詠湘和国民党地方当局一些官员专程到离潭山镇3里外迎接我们。在他们的陪同下，东北分区游击大队以整齐的步伐进入潭山镇，欢迎的群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鞭炮声， 顿时全镇出现一片欢腾的景象。 游击大队下山后，在宜丰县潭山镇集中整训待命。为了不让国民 党摸到我们游击大队的实力和保证游击队有充足的给养，将游击大队 改名为“湘鄂赣抗日游击大队第一支队第九大队”。根据湘鄂赣省委关于“游击队下山后，要向群众广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集中边区武装组织，扩大部队”的指示精神，吴詠湘又派刘珍吾、汪克明到铜鼓、奉新上富等地宣传抗日，扩充部队。但上富国民党区公所为阻挠我扩充抗日队伍，却制造“破坏抗日”的莫须有罪名，把刘珍吾、汪克明扣押起来，送进奉新县坐牢。事态发生后，吴詠湘派我和姜云义到奉新县与国民党县长谈判交涉，在我们严正抗议下，奉新县当局被迫释放了刘珍吾、汪克明，并向他俩公开道歉，表示今后不再重犯。我们从奉新经过渣村、罗坊、上富回到宜丰潭山驻地。 之后，我们一边宣传抗日，一边扩充部队，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我游击大队扩充了260余人，编成五、六两个连，部队从宜丰潭山出发，经铜鼓县开到平江县嘉义集中，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一团二营，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前线。至此，湘鄂赣东北边区艰苦卓绝的三年游 击战争胜利结束。（选自《吴嘉民将军诞辰百年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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