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不仅最高本体“道”是虚、静的，体道、为道的工夫也离不开虚、静。《老子》第十六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虚极”即虚之极致，“静笃”即静之极致，“致”“守”用作动词，意谓致力于达到并保持极致状态。一般的虚、静状态，普通人亦能达到，但大道之虚、静是脱去了一切具体内容的、极致状态的虚、静，若要体道、为道，惟有排除了妨碍心灵体认大道的所有障蔽，达到并保持极致的虚、静状态，方能与大道为一，从而获得最高的智慧，洞悉事物的规律和本质。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河上本、帛书乙本、傅奕本“观复”皆作“观其复”（参见刘笑敢，第226页），可知所观乃是万物之复，这个“复”，是以生灭为主要形式的万物运动总规律。“吾以观复”的“以”字很关键，王弼注曰：“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见楼宇烈，第35页）王弼的注文提示我们要把“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作为意义相贯且思想完整的一句看待，而不是将其拆分开来理解。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此句“今译”为：“致虚和守静的工夫，做到极笃的境地。万物蓬勃生长，我看出往复循环的道理。”（陈鼓应，第126页）任继愈的《老子新译》今译为：“尽量使心灵虚寂，要切实坚守清静。万物都在生长发展，我从而观察它的循环往复。”（任继愈，第94页） 陈、任二位先生的理解可以代表学界的一般看法，他们都是将“致虚极，守静笃”和“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分开解释，前面讲的是致虚守静的心灵工夫，后面讲的是万物循环往复的运动规律，如此一来则前后各表一事，没有思想意义的关联，而且至关重要的“以”字被忽略了。而依照王弼的解释，此句表达的则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即虚、静对于观察把握万物生灭变化规律的意义，全句突出的是虚、静。惟有通过“致虚”和“守静”的工夫，将心灵提升到与大道为一的高度，方能透过万物生灭变化的复杂表象，洞察和把握其中永恒不变的本质和规律，这就是王弼所说的“以虚静观其反复”。 《老子》第四十八章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说的也是体道、为道的工夫，“日损”与致虚、守静其实是同一个工夫过程。“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也就是通过致虚、守静的工夫，不断减损贪欲、智巧等障蔽，使心灵达到虚、静的极致状态，从而实现与大道同一。《老子》第十章的“涤除玄鉴”则是把心灵比作镜子，须通过“涤除”的工夫，去掉贪欲、智巧等障蔽，使心灵达到“无疵”的状态，方能“玄鉴”。 诚如高亨所言：“玄者形而上也，鉴者镜也，玄鉴者，内心之光明，为形而上之镜，能照察事物，故谓之玄鉴。……人心中之欲如镜上之尘垢，亦即心之病也。故曰：'涤除玄鉴，能无疵乎！’意在去欲也。”（高亨，1988年，第24页）“涤除”“日损”和致虚、守静一样，都是同一种“为道”的工夫，其所要涤除、减损的，无非是妨碍人们体认大道的各种认识障蔽，除尽损尽这些障蔽，心灵便提升到“虚极”“静笃”的状态而同一于大道。 作为方法的“虚”“静”，指的是“虚”“静”哲理的现实应用。“虚”“静”不仅是上达超越的本体之“道”的工夫路径，也可以下贯现实的具体生活，化用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指导方法。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虚”“静”在《老子》哲学中具有一个特别的理论意义，是形上之“道”与现实应用之间的一座便捷的桥梁。因为《老子》的“道”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体系，具有极高的思辨性，这当然是一种无可争议的理论优势，但对于普通人而言，理解和接受高度抽象的“道”论无疑是件困难的事，不利于这种哲学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发挥和应用，虚、静的引入则为人们理解“道”的哲学提供了方便。 在《老子》哲学中，“无”作为最高本体“道”的本质属性是最难理解的，而把“无”还原为虚和静，道理就变得易于理解了，因为一般意义的虚、静状态普通人均能观察和体验到，这样的体验有助于对虚、静的极致状态进行理解和把握，也有利于获得哲学提升后的虚、静再回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方法。把难以捉摸的“道”“无”落实为易于把握和操作的虚和静，就为形上的哲理层面和形下的现实层面之间的贯通提供了一个下手立脚处，这是虚、静可以作为哲学方法的关键。“虚”作为哲学方法，《老子》提出了两点：“虚心”和“不盈”。 《老子》第三章曰：“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此言常被批评为愚民思想，实则《老子》是在倡导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主张治国者和百姓皆应虚心、弱志，尤以前者为先，《老子》第二十章的“我愚人之心也哉”，第六十五章的“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皆是其证。“常使民无知无欲”是虚心、弱志达成的效果，王弼注曰：“守其真也。”（见楼宇烈，第8页）可见“虚心”即减损心志，拒斥名利、贪欲、智巧、诈伪等，使心灵始终处于本然之虚的状态，保持和复归人心原本的质朴纯真。“不盈”即为人做事要始终保持虚的状态，盈则必溢，故应慎之戒之。 《老子》多次提醒人们警惕“盈”的负面效应，第四十五章又推崇“大盈若冲”，“冲”训为“虚”，“大盈”的价值要通过意义相反的“虚”来实现。“大盈”是一种包含了虚于其中的盈，故能“其用不穷”。“不盈”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人应该永远保持虚的心态，始终为自己留有余地，方能立于不败之地，避免走向败亡。“静”作为哲学方法，在《老子》中主要应用于政治生活。《老子》通过对静和躁的比较，确认了静在价值上的优胜地位，以此论证清静作为施政基本方式的合理性，如三十七章的“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四十五章的“清静为天下正”，五十七章的“我好静而民自正”等。这些对静的推崇，皆鲜明地表达了对统治者的私欲和政治野心的警惕和限制，诠释着“无为”这一政治主张的核心理念。 战国时期，诸子之学勃兴，虚、静的理论以其思想内涵的深度和丰富性以及巨大的运用空间而吸引了各学派，“虚”“静”成为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话题，尤以道家学派最为活跃。道家人物从不同的向度对虚、静的哲理予以诠释和拓展。 庄子一派是道家的隐逸派，他们拒绝与当政者合作，醉心于个人精神自由之驰骋，虚、静的思想是其不可或缺的哲理支撑。《庄子》内篇提出了“心斋”“坐忘”“丧我”，主张反思心智、思虑、情感乃至一切世俗的价值和观念误区，寻求精神上与大道为一的境界，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充分自由。《庄子》外篇继续了内篇的这一思想倾向，并向“游世”和“长生”两个方向延伸。 黄老道家是道家中的用世派，他们采取了与庄子一派相反的态度，积极寻求与当政者合作，热衷于为肉食者谋，以帛书《黄帝四经》《管子》《文子》《鹖冠子》等最为典型。这些黄老道家著作的共同点，是把虚、静的哲理化用为君主的治国之术，把虚、静视为君主控制百官群臣所必须掌握的“心术”。 黄老道家的思想先驱范蠡发挥《老子》“大盈若冲”的思想，提出了“持盈”的政治理论，《老子》第九章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对盈则必溢有充分的戒惧之心，主张以冲虚防之，范蠡则认为“盈而不溢”是可能的，天道就是最好的榜样，只要把握好“盈”的尺度，效法天道的“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就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又能够防止盛极而衰。 战国时期的黄老著作接受了范蠡这一思想，都对如何“持盈”“持满”多有发挥。战国时期，虚、静的哲理已成为一种公共思想资源，不同学派都有所吸取、发挥和应用。《管子》的《内业》《心术》等篇以精气论道，把心之虚、静作为吸引精气以获得智慧并进而“得道”的不二法门。在《管子》那里，虚、静的具体内容无非是“无藏”“无求”“无虑”“无设”“去欲”“去私”“扫除不洁”等，这些同《老子》的“致虚”“守静”“虚其心”“弱其志”以及摒除名利、贪欲、智巧、诈伪等主张可谓一脉相承。 虚、静的哲理也被儒家、法家等学派接受并发挥。荀子提出“虚一而静”，旨在为正确认识的获得提供理性的指导方法。法家的韩非将虚、静与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主道”相联，把虚、静转化为君主控驭群臣之术。在战国时期兴起的宇宙论中，虚、静也常被用来表达天地未形之原初宇宙的存在状态，如上博简《恒先》的“大静”“大虚”（参见马承源编，第288页）。 “虚静”作为一个双音节复合词的出现是在战国时期，所言所用皆为哲理，该复合词的出现表明“虚”和“静”的思想意义已经融为一体，当然，很多时候“虚”和“静”仍然可以单独使用。帛书《黄帝四经》通常被看作是战国黄老道家的早期著作，其《经法·名理》中有“虚静谨听，以法为符”的语句，但我们尚无把握断定这里的“虚静”已是一个独立的复合词，因为不能排除是单独的“虚”和“静”并列出现的可能。 比较有把握的是《庄子》外篇的《天道》中的一句话：“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无论如何断句，都可以肯定这里的“虚静”和“恬淡”“寂漠”“无为”都是独立的复合词。到了战国末期的《文子》和《韩非子》，“虚静”一词已是频繁出现。秦汉以后，“虚静”的哲理逐渐普及，且超出了哲学和政治的使用范围，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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