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武昌珞珈山，曾经令世人如此惊叹……

在武汉大学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1932年显然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并且永远铭记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初，刚刚改建数年的国立武汉大学喜迁新居，从狭小陈旧、勉强使用了将近20年（包括武昌高师等前身诸校在内）的武昌东厂口旧校舍搬迁到刚刚落成、气象一新的珞珈山新校舍继续办学，从此，武汉大学便与三四年前定名、改建之初选定的珞珈山这处新校址实现了最终的“合体”。

从1932年开始，除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被迫痛别珞珈，西迁四川乐山，暂时离开了8年多的时间（1938－1946）之外，武汉大学与珞珈山，始终牢牢地融为一体，不可分离。总之，1932年，堪称武汉大学的“珞珈元年”，正是以这一年为历史性起点，武昌郊外东湖之滨的珞珈山，才在实质意义上逐渐开始成为武汉大学的标志、象征，乃至——“代名词”！

1932年，也就是武汉大学正式在武昌珞珈山开始办学的第一年，这处崭新的大学校园，便迅速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在这一年里，凡是到过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的国内外客人，无不对其发出由衷的惊叹与赞美！现在，我们就大体按照时间顺序，对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在1932年所收获到的各种赞叹之声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武汉大学搬迁到珞珈山新校园的具体经过——1932年1月，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包括理学院（暂供理、工两学院之用）、文学院（暂供文、法两学院之用）、礼堂及饭厅、学生寄宿舍、第一住宅区各项房屋，工厂、动力厂、商场及消费合作社、小学校等建筑物及其内部设备全部竣工。2月，珞珈山新校址内自来水及电灯设备完成。从2月23日起，全校学生开始陆续迁往珞珈山新校舍。2月26日，学校在珞珈山新校舍召开了第一次校务会议。3月3日，正式在新校舍开学上课。

1932年初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部分建筑

从1931年秋到1932年初，正当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逐渐进入尾声之时，由日本军国主义先后悍然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接踵而至，日益深重的国难，既对武汉大学当时的建设与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同时也大大地冲淡了学校的“乔迁之喜”。1932年3月7日，国立武汉大学全体师生首次在珞珈山新校舍集会，王世杰校长在会上发表讲话称：

今天是本校本学期全体教职员和全体同学第一次集合，也是本校教职员和全体同学在这新校舍的第一次的集合。本来，关于新校舍建筑之告一段落，我们是打算在这里举行一个纪念仪式的；但因目前国难日亟，校务会议同人便决意将那个仪式延到一个相当时期举行。

国立武汉大学在推迟举办新校舍落成纪念仪式的这段时间里，珞珈山校园就迎来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外宾——

国联调查团：

“至于武汉大学，诚为最完备之学府，其建筑尤为美观而坚固”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应中国政府的一再要求，国际联盟于1932年1月组织了一个以英国人李顿（Victor Bulwer Lytton）伯爵为团长的调查团，先后前往日本和中国等地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的基本情况。4月初，国联调查团从南京乘船沿长江西上，前往汉口考察。4月4日，该团抵汉后，曾“约集各该国驻汉领事会谈，得悉自沈阳事变后，中国朝野皆益励精图治，加强建设，其中如武昌近郊珞珈山武大新校区之伟大现代化工程……情况至为突出，尤以此一工程设计新颖，费用俭节（涓滴归公），而规模宏壮，代表中国之新气势”。

4月5日下午，国联调查团从汉口渡江来到国立武汉大学参观，据武大校友汤商皓回忆，“是日也，天气阴霾，阳光时隐时现，珞珈山头、东湖水滨皆凉风习习，虽闻贵宾来访，而本校弦歌不辍”。国联调查团抵达珞珈山校园之后，其成员在先后下车之时，“皆仰视此一依山而建立高耸庞大校舍，欣然动容”。在学校举行的招待茶会结束后，国联调查团“随即纵览珞珈之山光与东湖之水色，复各登车，由校长座车前导，凡绕湖滨及山前山后一周，每至一处皆停车暂驻，由校长或邵院长分别说明校务革新与建设工程进度诸情况，每令听者悦服”。

1932年4月5日，国联调查团参观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并与武大部分教职员在文学院大楼（学校行政办公室所在地）前合影，图中前排左二为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第二排中立者为中国代表及顾问顾维钧，前排右三为校长王世杰，右二为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王星拱，右一为工学院院长邵逸周，左一为文学院院长陈源，第二排右三为法学院教授、政治系主任周鲠生

参观完武汉大学之后，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在归途中与记者谈话时，曾“对武汉建筑，尤表赞扬，并称许国人建设力之宏伟”。后来，他还在自己的日记中称赞武汉大学“位置极好，群山环抱，湖光山色，风景宜人”。

4月5日当晚，国联调查团乘船离开汉口，临行前，李顿“对记者发表此行之印象谈话”时声称：“汉口此行，印象极佳，京汉间沿途新建筑甚多，中国前途，极有希望……至于武汉大学，诚为最完备之学府，其建设〔筑〕尤为美观而坚固。总之我们此次到汉口来，及在上海南京等地的观察，觉得贵国已经在积极着手于物质方面的建设，一切的一切，皆给我们以事实上的证明。”

4月7日，李顿从南京去往北平之前，再次向记者表示：“赴汉印象极佳，经水灾国难，有此建设，至佩，武汉大学尤力求上乘，教育前途甚有希望。”

（更多内容详见——1932年4月5日，国联调查团参观国立武汉大学始末）

游客戴华：

“当花辰月夕之时，徘徊浏览，则无异置身仙境矣”

1932年5月25日，一位名叫戴华的游客游览了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后来还发表了《游武汉大学》一文，现将其中的部分内容分享如下：

珞珈山，有前山、后山之分……今人统名之曰珞珈山武汉大学。该山初无籍籍之名，自武豹长途汽车通行，国立武汉大学校舍落成后，山名始闻于世。实此山非可比拟于五岳，不过武汉士女，国内闻人，来此参观武大，必须游览此山，即如在海外数万里之国联调查团，抵汉之翌日，即莅此观光也。此山不知经过几何之岁月，至今其名始彰。若无武大之伟丽建筑，则仍埋没无闻，倘山有灵，岂不叫屈？殆如人之有幸有不幸欤？

是日因雨后新晴，天朗气清，来此游览者颇多，大都伴其情侣，或偕其伉俪，比肩接踵，翩然来游。前之人迹罕到之山湖，今常见不少西装革履，鬓影钗光也。该校建于山岭，似一长蛇形，坐北朝南。校舍之结构，外表均仿宫殿式，内参以西式楼房，陪衬其间，璃瓦莹澈，重檐叠厦，矗立霄汉。外观则形势雄伟，内而光线充足，空气流畅，均合乎科学化之布置。工程浩大，构造极精……

……余立此间，徘徊许久，留连不忍遽去者，因感武大校舍之辉煌壮丽，与山光湖色之烟波浩渺。倘能常处此远绝尘嚣，清雅幽静，风景美丽之乐园中，陶情养性，锻炼身心，潜心学业，深邃研究，俾有所成，贡献桑邦，诚人生之幸也……

……稍下在南山坡间，有二、三层不等之各种西式楼房十七〔八〕栋（日后尚要增造），乃教授眷属之住宅也。随山势高底〔低〕曲折而建，参杂错落，衬以花草，依山临湖，风景绝佳。当花辰月夕之时，徘徊浏览，则无异置身仙境矣。凡属栖身于此者，皆系享受清福不浅……

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

“所见各大学，以贵校建筑为最宏壮最伟大”

1932年5月20日，国立武汉大学第150次校务会议议决通过了“举行新校落成典礼案”，决定“于最近期内补行新校舍落成典礼，但纪念仪式不附游乐事项”。

5月23日，来校参加新校舍落成典礼的国立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国立武汉大学前任代理校长刘树杞，对武大师生发表了题为《中国科学教育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演讲，他一开头就高度称赞道：

在没有讲到这个题目之先，我先要谈一谈我对于本校的几个感想。三年以前，我记得我们在黄土坡山下的旧校舍里开会，那个位置是比较很简陋的；三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形势却不同了，地方要算是比较的很整齐了。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像这样建筑迅速的成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了……我们平常看一个外人办的学校，他们的建筑物非常完整，他们的一切设施也很有程序，而国立学校方面每每不及，这是觉得颇为遗憾的一点。现在看到我们的武汉大学也能这样有程序的进行下去；虽然只是建筑一方面，但究竟还是可喜的现象。上回任先生（即任鸿隽——引者注）夸说我们武汉大学是全国顶有希望的一个大学，并非是因为他在这里讲话才如此说的；其实外面许多人也都是这样公认。但，我在这里有一个希望，大家不应该单以物质的满足为满足，还要努力去注重学问的研究才好，这个，盼望各位先生和各位同学注意。

1932年5月26日下午1时，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在学校大礼堂隆重举行，校长王世杰在其报告中充满自豪地声称：

本校的工程，尚只完成一半，此后需要中央及地方的指导与帮助正切。我们的建设不仅是物质的建设，还有最大的精神建设，无论在学术建设方面或文化事业方面，我们都在努力。请大家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这是希望于给我们以物质帮助精神帮助之外，更希望各界予以匡助的。

随后，众多来宾在各自的讲话中先后对武大的珞珈山新校舍建设进行了高度的称赞，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殷切的期望——

国民政府行政院代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中国三十年来，有新式之大学后，总计全国大学约百数十所，多因过去历史关系，虽时时改革，总不如武大之与旧历史一刀截断重新创造之痛快，且武汉为水陆中心，地点在全国很重要，应该建一合科学的美化的大学，现在校中又注重卫生及新村之建设，将来一定有很好成绩，不过大学区——学村——内，无论什么事，应该受校方支配，照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办法，无论建筑及一切设备，均须依照大学的设计而行，否则即不“和谐”。

教育部代表、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其在名义上亦兼任国立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这个学校完全从无中生有，好像在白纸上做文章一样，完全系由理想而实现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从前武大设在城内，现在已迁珞珈山，从此我们要表示决心，来改造环境，建设新的社会，好像一个人，跳出旧世界，走入新世界一样。我们现在要忍痛一时，暂与旧社会绝交，待我们有了经验时，再与旧社会复交，来感化他，并创造新社会。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态度，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中国人每次消极时，或不满现社会时，只晓得入山修道，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大学是有机体，他的生命是进步的，向上的，应该随时创造新生活，改造环境，为人类指导者，使人类生活，合理化，科学化，所以希望诸君向学理——真理而努力。

驻鄂特派绥靖主任公署何成濬：

兄弟历曾在平京沪粤等处，所见各大学，以贵校建筑为最宏壮最伟大，兄弟希望贵校成绩在全国亦首屈一指。现在中央与地方财力困难，但学校为文化之母，其发展与否，关系一国之盛衰，且大学为科学发明之中心，国家各大学，能潜心研究学问，制造利器，保国家之生存，故地方亦极愿尽力协助。

湖北省政府主席夏斗寅：

贵校筹备建筑期间，兄弟曾亲到珞珈山查勘，当时并无途径，一片荒凉，荆棘遍地，正如中国纷乱之现象，现经王校长等设计建筑，居然另一世界，希望诸君学业日见进步，以改造珞珈山之精神，来改造社会。

湖北省党部委员曾庆锡：

武大为鄂中最高学府，并在革命潮流激动中产生，革命是求政治之光明，而大学是求社会之光明，是促进人类动作向上，生活日见科学化之有机体。现在政治与社会，尚在黑暗中，人民之生活，如半开化境地，外人视中国为次殖民地，最近更目中国民族为无进步之民族，言之诚堪痛心。今幸武大产生，社会前途，现出一线曙光，诸君将来之责任，在指导民众，以诸君为中心，改造环境，使社会文明，社会一文明，政治自可光明，望诸君努力为之。

（更多内容详见——1932年5月26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一瞥）

建筑师刘既漂：

“把整个山变成一个伟大的建筑物……这是武大全部建筑最精彩之一点”

1932年9月3－4日，曾经为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设计场馆的著名建筑师刘既漂，慕名参观了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回到南京后，他专门撰写了《武汉大学建筑之研究》一文，其中虽然对武大部分建筑在实用性方面存在的一些缺陷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对武大校方高薪聘请外国建筑师、不用本国建筑师的做法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不过，对于武大珞珈山新校舍在外观方面的一些比较突出的优点，他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赞誉：

我素来没有到过汉口，尤其没有参观过宣传已久的武汉大学新建筑，在中国近年的经济状况之下，能完成一件由奠基典礼而设备一切内外各部装修的大工程，是不可多得的！

……

未到武大一里之前，远远望见形如宫殿宏壮如山的大建筑，初次接目确能使你拜倒！聪明的美国建筑师能把北京故宫及城门的曲线美应有尽有的脱胎过来，碧绿的琉璃瓦，波浪式的飞檐，方形的小窗，屋角上的云头，在在都是美观，参观武大，好像在北平逛故宫一样热闹……

……除却教授住宅及女生宿舍之外所有建筑物都列成一排，最妙是排在一座枕木式的山上，换而言之，把整个山变成一个伟大的建筑物，这一点十分值得赞美，好像西藏拉麻庙之危立悬崖一样，这种少有的天才，构思是否出诸美国建筑师的设计，抑或出诸武大当局的规定，我没有询及指导者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武大全部建筑最精彩之一点。

……

宿舍的右端为食堂，这部建筑我认为很满意，光线空气都很适当，楼上也是食堂，现在暂时充作礼堂，外表亦很美观，高度的屋顶上加造两排横窗，这种构造在中国新建筑中确实是件新闻，外表虽然没有门面，走檐的双柱，多窗式的屋面，及丰富的屋角云头，尽够使观者忘却食堂之无门面，这是建筑师的心得！

宿舍的左端都是课堂，可分两大部，最近的一部筑在山顶上，这部建筑的外表完全脱形于北京的城门楼子，斜线的屋角，成方的小窗，四四方方的一件大东西摆在山顶上，远望好像和宿舍联成一体，在外表的美观上，它能给我们于相当的好感……

北大教授胡适：

“看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

1932年11月底，在王世杰、周鲠生等主政武大的北大老同事的多次邀请与催促下，因故遗憾错过了武汉大学半年前的那场珞珈山新校舍落成盛典的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终于有机会来到武大讲学。11月27日晚上，胡适抵达武昌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夜宿听松庐。11月28日上午，胡适在武大校长王世杰、法学院院长皮宗石的陪同下参观了珞珈山校园，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观感：

上午与雪艇、皓白同去参观武汉大学。计看过的地方有工场，小学，女生宿舍，文学院，理学院，图书馆，男生宿舍。雪艇诸人在几年之中造成这样一个大学，校址之佳，计画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人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披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

看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

1932年底，胡适访问武汉大学期间，在武大招待所（听松庐）前与部分教职员的合影，前排左四为胡适，左三（刘秉麟）身后为王世杰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些赞誉之辞，并不是客人当着主人的面所说的客套话与恭维语，也不是在公开场合做的一点表面文章，而是记录在纯属个人隐私的日记里的真实感想，完全是一番发自内心的高度赞赏。

无独有偶，据王世杰老校长晚年在台湾时回忆，“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曾来校参观，他认为在如此荒瘠之地，竟办成一座如此规模的大学，可说是现代中国人的一大奇迹”。

1932年秋天的这次武大之行，给胡适留下了非常深刻和美好的印象，从此以后，他只要与他人谈到武大，便赞不绝口，极力向对方宣扬武汉大学的建设成就。1933年12月11日，武大文学院院长陈源在学校“总理纪念周”上作了题为《读书与环境》的演讲，在结尾处特别提到：

我们学校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时期中，创造出这个环境来，不可不说是一种异数。怪不得一位来华游历的美国外交官问胡适之先生中国究竟进步没有，胡先生说“你去武昌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这一种改造环境的精神，希望各同学能够推广到各处去。

到了1947年10月31日，在国立武汉大学19周年校庆大会上，时任校长周鲠生也在其报告中提到了这件事，他指出：

学界上对于本校最有认识的，要推胡适先生。他认为武汉大学珞珈山校舍设备是国内最值得称许和赞助之一个新建设。他曾经对一位在北平的美国朋友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可以去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汉大学。那位朋友有一年果然来到本校参观了。胡先生在许多地方帮助本校，如关于战前中美基金会的捐助；最近李民基金会的奖学金，他为本校说话最有力。最大的帮助，还在他不断给予我们精神上的鼓励和友谊的批评。

由此可见，在胡适眼中，武汉大学当时在武昌珞珈山所进行的气势恢弘、规模浩大的新校舍建设，已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和象征，以致于他一有机会便要向社会各界人士大力推介。而作为一介社会名流，胡适的很多谈话也经常会见诸报端。1933年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就读的湖南学生施应霆，在半个世纪过后，曾专门撰文一篇，讲述了自己当年“选定武大作为报考唯一对象”的六大原因，其中第六条便是“胡适之先生的引导”——“读高三时，在报纸上看到胡适先生对外国友人谈话：'你们要问中国有没有进步？去看看武汉大学就知道了’。谢谢胡博士，你给我指引了前进的方向”。而对于自己在胡适先生的“引导”下所作出的这个“正确的选择”，他认为，这给他“带来一生的幸福”。

（更多内容详见——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建校初期的两个“11月28日”）

总之，1932年正式落户于武昌珞珈山的国立武汉大学，的确配得上以上的所有赞美！当然，对于一所高等学府来说，光有美丽的校园环境、壮观的校舍建筑、良好的办学硬件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有更多和更高的追求。对于这一点，1947年周鲠生校长在国立武汉大学19周年校庆大会上就阐述得非常清楚——

大学是一个学术机关，不是可专以环境建筑或设备骄人的，我们应当有学术贡献表现出来。本校既然有这种优良的环境，今后务求设备充实，人才集中，使学术研究可以推进，许多文化事业也可以提倡，武汉大学除了为国家社会造就人材之外，应当更进一步的制成学术研究的中心，形成文化思想运动的一个原动力。这真是本校今后要致力的使命。

我们的武大先贤们在90年前所缔造出的这所全国乃至全世界最美丽的大学之一，固然令人深感自豪，不过，使这所“最美大学”逐步发展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杰出的大学之一，才更应该是我们这一代的武大人在美丽的珞珈山下为之付出艰巨努力和辛勤汗水的崇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