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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隆庆海州志》由海州知州廖世昭初修于明嘉靖元年（1522）。隆庆六年（1572）知州郑复亨在张峰纂修的基础上增修两卷，由淮安知府陈文烛作序、原光禄寺卿裴天佑校正，于十月正式刊行。1962年，上海古籍书店从宁波天一阁幸存的明志中精选107种影印出版，隆庆志正在此列。1992年，张卫怀、汤兆成先生标点的《隆庆海州志》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2022年是《隆庆海州志》初修500周年、刊行450周年，为了挖掘方志深厚内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市图书馆联合市社科联共同策划研讨活动，征集了一批精品力作，将通过连图微信公众号“海客谈瀛洲”栏目陆续刊载。 传承经典，继往开来，讲好港城故事，增强文化自信。欢迎读者关注、转发！ 连云港市图书馆馆长梁继东 2022年12月30日  编者按：本文是李洪甫先生为张卫怀、汤兆成标点的《隆庆海州志》所作评述，写作于1992年，征得先生同意发表于连图微信公众号“海客谈瀛洲”栏目。   怀瑜握瑾，爱玉及瑕 ——简评《隆庆海州志》 李洪甫 明《隆庆海州志》，嘉靖年间的海州同知张峰“纂修”，归隐居乡的原光禄寺卿裴天佑校正；隆庆年间的海州知州郑复亨补辑，淮安知府陈文烛作序。《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指《隆庆海州志》为“明陈（应为郑）复亨纂修”，但，无论是郑复亨的《跋》还是陈文烛的《序》以及《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关于旧志的载述乃至《隆庆海州志》每卷之首的署名都说郑复亨是“增辑”，而不是“纂修”，纂修十分明白地署在“惠安张峰”之名下。  《隆庆海州志》于隆庆六年（1572）登梓刊行后，未见有重刻或重印的本子，也未见到有关《隆庆海州志》重刻或重印的记载。直到三百九十年后的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上海古籍书店才依据宁波天一阁收藏的隆庆刻本影印出版。笔者于1963年，在海州地志文物陈列室张正铎、李成章二位先贤处，得见是本，展玩而久不忍释，视若瑾瑜。虽然当时每函的售价只要12元人民币，我却因囊中萧索，无力求购。做一名无家小拖累、19岁的教书匠，有二十九块半的月薪，本属于勇于购书的“阶层”，但我同时又是靠家父一人养活的兄弟姐妹8人中的老大，自然要分担父亲的“重任”。 幸而，张、李二公要我在地志文物陈列室中帮些小忙，写点毛笔字,可以随时去那现今已被拆除的海州“大寺”里，细细品读《隆庆海州志》。那时候，我虽然未能尽知该书的要旨，但它对我以后二十多年的地方史研究，无疑是最可珍贵的启蒙。 如今，我已有了一套《隆庆海州志》的影印本，堪称是“怀瑜握瑾”了。但我终究忘不了初见该书时的那种如获美玉的激情。  连云港市粮食局的同志和市志编委会王青泽顾问及张卫怀先生欲求旧籍生辉，勉力点校，即将正式出版之际，命我写一篇评述，我本不精此道，但想到二十八年前的旧事，心潮难平，终致不揣谫陋，略陈敝见—— 《隆庆海州志》的资政追求 张峰，明惠安(今福建惠安县)人，字维直，号养斋，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历任四川按司佥事、兵部郎中，嘉靖四十三年（1564）谪任海州同知“权知州事”。张峰被降职至海州的原因显然是对朝政的不满，他的胸中丘壑，在《海州志》文稿的引论中表露无遗。  对朝政的不满，对政治不明、经济“疲敝”、民生贫困的忧思，是张峰纂修《海州志》的出发点。《隆庆海州志》的《户赋论》说:“天府使上之人，执户数以定赋役，户数不增而赋役如故，册籍真空文哉!”加上“频年灾伤”，“民情困苦”“愈加逃亡”，“粮差愈难应办，官司愈费支持”，以致“政荒民散”。张峰为充分发挥志书的资政功用，除了秉笔实陈人民的疾苦，甚而敢于直接谴责长吏大府对于赋役征派的苛厉——“民就穷而敛愈急！”告诚地方官:“严则蠹民。”如此耿耿昭昭，不畏权责，忧国忧民之胸襟和强烈的资政意识，尤其是“无所诎以行媚，故义正而辞严”的志家秉德，对于封建社会志书的纂修者来说，实属难能可贵。 《隆庆海州志》纂修者的资政意识还不只是翔实地载述民业、民生、民情，也不仅仅一味地抱怨统治者的“荒政”和“不修其职”，而是在力陈“时弊”“利病”的基础上预示发展趋势并提出修志者的识见和执政者的措策。为“治一方之政，修一方之志”成就了一个良好的典范，就是对当今的“政府修志”，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借鉴。  如张峰在记述水利时，较为精辟地分析了海州沿海的土地，“外通海潮，内受山涧之流，咸淡交蒸，流于荡委，土力深厚，旧皆沃壤也，今则海水淹没，无复堤岸，而民之失业久矣……诸浦之田，十居七八也，筑堤捍潮，开渠穿井，事当为而莫能为，惜哉!”词锋所向，显然是批评地方官在兴办水利上的失职。 《隆庆海州志》所提出的资政措策，不仅有显明的针对性，而且具有较为准确的科学性，如对农田种植作物的选择，主张:“寒暑燥温，丘陵薮泽，性各有宜，兼殖五种……本天时，度地利……使野皆谷，土民无悬耜，其长民者之责哉!”字里行间，跳动着张锋对地计民生的一片拳拳之心，所以，《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叙述·旧志》就张峰的论述提出评价:“因事著论，切中窾要。” 时在任上的地方官——海州知州郑复亨看到张峰的志稿后感触尤深：“因事著论”，“使万姓疲敝之由得有所考”，“确有实用，诚一方之宝鉴也。”通过一年的实践，郑复亨更感到，州志是“方书之经验”，可以供治政者“因病以求方，援方以治疾”，他甚至认为:这部志稿对他治政抚民，“探疲敝之原，以还民衽席之上，无以易此者。”郑复亨站在地方长官的立场，充分意识到方志的资政效用是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  出于这种意识，郑复亨邀集海州训导易仕、沈廷臣、赣榆县教谕于榘及其弟子生员张焕、孙瓘等十人，就张峰志稿进行讨论、核校、正讹和增补。为振邦兴州，详载“细民之隐忧”。 《隆庆海州志》对资政效用的追求，与该志的序作者陈文烛的“倡导”不无关系。 淮安知府陈文烛也十分重视志书功用。他在强调了“存史”和“教化”的同时，尤其期望志书能“俾永耕织之业”而“与民宜之”。从这个立场出发，陈文烛给《隆庆海州志》以高度的赞誉:“是书于风俗之间大书特书”，对与老百姓休戚相关的“生齿息耗”，对州、县民生所处的“山谷闾巷”皆详加“论述”，“一一可见”。显然，这位府级长官对《隆庆海州志》的实用功能作了充分的肯定，因为《隆庆海州志》符合他下令淮安府所属二州九县“各采其事”、兴废补缺的初衷。 《隆庆海州志》资政意识的表现还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改善治政的发展变革精神。陈文烛称赞纂修人张峰的第一句话就是:“信博物，必有志于移易者”。张峰有志于的移易以及对移易的筹措，是在信、博、精、深地分析地方各种事物基础上的真知卓识。陈文烛因此而殷殷期盼“后世观之者”能“得其意”。  无论是在明代各地的方志中，还是在海州地区各个时期的志书中，《隆庆海州志》的资政意识都是很突出的。 《隆庆海州志》的“引”和“论” 《隆庆海州志》的资政主张主要在“引”、“论”中阐述，换句话说，“引”、“论”的设置，为修志者分析地情及表达自己的政见提供了宽阔而自由的天地。 《隆庆海州志》的前八卷，亦即张峰所纂修的八卷中，均载有大量的引、论。如卷一《舆图》的十个目中，除《历代沿革》和《铺舍》外，其他八目皆有张峰就该目有关的内容所作的评述——“张氏论曰”。甚而在更细小的层次——子目——之后，也不厌其详地加以评述。如在卷二《山川》的《土产》目下，于五谷、果实、菜、食货、花、竹木、鸟兽、鳞介、畜、药材等子目之后，逐一加以讨论.....  近些年来，中国方志学界提出方志的记人载事要“述而不作”、“述而不论”，主张“寓褒贬于叙述之中”、“寓评于记”、“寓理于事”，不赞成在志书中作分析、评论，尤其反对过多地甚而是较长篇幅的专章（节、段）评论。由此出发，一些方志学者把“述而不作”、客观载事作为方志区别于其他史籍的一大特点，甚至是志书的基本原则。然而，《隆庆海州志》既有分析，也有评论，观点清楚，褒贬分明，利弊扬弃，锋芒毕露！叙前有引言，叙后又加评论，为此“引”、“论”复加的“述而作”，可谓甚矣！这是不是说《隆庆海州志》“大乖志体”呢？非也！ 根据是：中国古代的修志传统是允许述而有论的。所谓“述而不作”，源自《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熹的注解说：“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我的领会，这正是见证“儒”“理”家好古守旧之一斑(此论与本题少关，容不赘叙)。而且，朱熹所指孔子“刪”、“定”“修”的文字，如纪年体史书《春秋》，有类于《大事记》，本不便有所“作”，倘若《论语》也不能有所“作”的话，那还行么! 中国古代的史家、方志家对“述而不作”就大不以为然。 被称为史家鼻祖的司马迁对《论语》的“述而不作”就根本不予理睬，堂而皇之地直书“太史公曰”，之后便是洋洋洒洒的序言断语。其后如班固在《汉书》中作赞；范晔在《后汉书》中撰论；《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等皆在传、志的后面，就事作论。 方志亦然。 如《隆庆海州志》成书的明代，就主张志书于各个门目中首加引，末附论。明代开国之初，于永乐十六年（1418）颁布《纂修志书凡例》，在21项8条里指出:“形势，论其山川雄险，如诸葛亮论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类。’正德十六年（1521）刊行的唐胄辑的《琼台志》在《凡例》中说:“事有可议者，僭于条末，小为按，大为论，法史论赞之例。”嘉靖十一年（1532）由王齐纂修成的《雄乘》成书后，世人赞道：“巨细分别，皂白毕陈，其心公，其论确，是以信天下，诏后世，而国史之采有征矣！” 加附引论的做法也受到后世较为广泛的袭承。连倡行“述而不作”的孔夫子的裔孙孔衍淳续修的《康熙曲阜县志》也在每卷之末附论。《雍正从化县志》的27卷分志中，志前有引论的 25卷。志后有附论的18卷。14万字的志书中，有6000字的评论，评论文字占全书文字的4.3％。 首创“方志学”的史坛泰斗章学诚也主张“述而有论”，他编撰的《永清县志》《湖北通志》皆在“志曰”后面阐发议论。他认为：“是非褒贬，第欲其平，论赞不防附入。”台湾的方志学者也以为“方志固可论、可按、可考、可辨……” 笔者在证述《隆庆海州志》的引论符合志体的同时，也想到在这些引论中不乏有失之于空泛、作意、累赘的败笔—— 志书的引论，贵“心公论确”。闲论空泛，无以示“公”，无以证“确”。《隆庆海州志》在《社学》目之后的评论说：“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其教人之法，有曲礼、少仪、弟子职诸篇。盖自其在家塾时已预养之矣，后世小学法废……”修志者本应惜墨如金，引论之文更应画龙点晴，此处关于古今学制的论述，寻不出有关海州社学的丝迹。将其搬至任何一部志书中去也能拼装、捏合。如此“空论”，着实不够高明。如果说这一段“张氏论曰”在文末还有一句能提及“州人不知有社学……”的话，郑复亨补辑的卷九《恩典志》其后的“论曰”则无一字与海州相关：“论曰：士而策名于时，食禄于朝，幸也；而推恩所及，举厥亲与配而咸被褒封之荣，尤幸也。纶音焕赫，载在天府，有世守之责者可弗思国家待士隆重之意欤!”这样一段老生常谈的套话，非但纯属“勉强结撰”的作意赘语，简直与地方志书风马牛不相及。 《隆庆海州志》中侈谈玄理、故恣吊诡的论述也有一些，如《分野》后的附论说：“分野之说，起于保章氏，然封域分星固有不相值者，如金娄在西而鲁乃在东也，至于精稷相荡，感应若神，则天人之际，又甚严焉……”分野之说，旧方志难免涉及，而象《隆庆海州志》这样近乎虚妄的发论，就颇有迂僻骋奇之嫌了。 诚如方志家言，“泛论”是旧方志的一大缺憾。以致有人感叹：“志中议论妙笔几何?”笔者以为，《隆庆海州志》中较好的引论还是多数，尤其如前文所说的有关社会经济的门目。因此，地书可以发论，重要的是：论述要准确、精当；能较为科学地展示未来趋势和发展规律，有较大的资政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是极不容易的，就当今的修志事业来说，要取决于政府修志、众手成书的优势，取决于修志班子的政治、业务素养，也取决于每一位修志者的才力。 《隆庆海州志》的不足和讹误 《隆庆海州志》设十卷六十二目；卷一舆图(历代沿革、历代郡名、乡野、形胜、城池、疆域、图里、街市、集镇、铺舍)；卷二山川(诸山、诸水、津梁、土产、风俗)；卷三户赋(户口、田粮、起运、存留、驿传、坐派、土贡、课程、商税、马政、屯田)；卷四治典(治暑、属署、武暑、寓暑、坛庙、历代官制、武职、郡守佐)；卷五教典(学校、建宫、科贡)；卷六名宦；卷七人物(武勋、孝义、隐逸、人物外传、女德)；卷八杂志(流寓、神医、仙释、勇士、怪异、灾异、杂祠、丘墓、古迹)；卷九思典(文职诰、武职诰)；卷十词翰(记、碑、铭、赞、诗)。除户口、盐课、土产等门目以及词翰一卷载述较详外，余皆失之于过分简约。如方志必须交代备核精详的地史沿革，《隆庆海州志》既简而又不确，或无释，或释而不明，或趋于武断，甚至混淆不辨。《历代沿革》称“秦始置朐山县”、《历代郡名》称“汉分置朐山县”，皆大不精当。朐山县这个地名到北周时才出现。显然，修志者是将“朐县”和“朐山县”混为一谈。作为志书，这是一个严重的讹误。此外，把汉、晋、东晋的东海郡和治所在朐县的南朝刘宋时的东海郡以及南朝刘宋泰始七年（471）所设归属东海郡的东海县的混淆，造成了地域概念上很多的错误，以至改变了很多重要人物的籍贯，如疏广（兰陵），疏受（兰陵），孟卿（兰陵）、于定国（郯，一说下邳），匡衡（承），马官（戚），薛宣（承），刘虞（郯），王朗（郯），王雅（郯），徐宁（郯），何无忌（郯）等皆为东海郡属县人氏，并非《隆庆海州志》成书时海州地域的人。《隆庆海州志》的这一讹误涉及面较广，贻误后世，也授后人以笑柄，究其原因，是因袭旧籍(主要是《太平寰宇记》)而不加辨证所致。 因为《隆庆海州志》的主要纂修者多为外地人，虽科举出身，熟悉古籍，但与地方风物，少知而生疏，纂志时又不能详加考订、仇讹厘舛，以致许多一望可知的讹误印成了白纸黑字—— 唐朝东海县令元暖归入隋朝的名宦传；元代的地名海宁州进了唐代的沿革门；吕让为吕洞宾的父、祖不辨，邱岳为邱励之子、孙未分；陈宣被害的年号——“长兴”——误作“天成”。其他如何绍正判海州，王同、钟岳知海州的年月皆有明显的差误…… 《隆庆海州志》卷十为《词翰志》，是十卷中最长的一卷，亦即该书以近 1/3的篇幅抄录长吏、官宦、显达、名人写作的碑文、题记、散文或诗作，虽不乏有“叙事赋物”、涉及“布帛菽栗”叹咏民间疾苦和社会风情的佳作，但颂尧舜、赞贤哲、多褒少贬甚至无贬的夸饰之辞以及冗誉滥录、茫无端绪的逞臆之文，也不在少数。  严格地说，《隆庆海州志》的《词翰志》算不上正文而称其为“xx志”，充其量是“附录”而已。作为正文，则不合志书体例，作为附录，又未加审裁，去取不严。正如张瑛 在《道光兴义府志》序中列举志书“十六病”中所说:“或广载艺文，几同文选；颂己德政，亦入志书，于义何居？大乖志例！” 元、明以来，官修志书成为认可的定例，“颂长吏则谀，传先达则考”也成为志书的通病。《隆庆海州志》仅为当时维修海州城一事，收录了裴天佑 900 字的《重修海州城记》，又辑录了张朝瑞 810 字的《海州新城记》，竟是《城池》一目份量的4倍，也远超过学校、疆域、街市、集镇等各目的篇幅。碑记中对“郑侯(即知州郑复亨)”修缮城池功绩的颂赞之词，无以复加：“功不在于海之一世，而在于海之数世，亦伟矣哉……”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词翰志》虽于志体有悖，然荟精辑华，其中不乏有真实的史诗般的佳章名篇。如巡按郭廷冕咏叹州民疾苦的《海州诗》： “入境凄凄海气寒，民皆饥色不堪观；停车试问生民计，日午寻求草实餐。” 向有革新抱负的海州知州王同写的《海州蔷薇河纪成碑》，抒表了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中的有志之士追求“才抱经济”、“存先忧后乐之心”的胸臆，对蔷薇河修浚工程中得失的分析以及水利系关民生的总结也颇有经世致用的价值。 至于大诗人苏轼在海州咏景叹物的作品《和蔡景繁海州石室》和《次韵陈海州书怀》等，自然是字如珠玑的绝妙好辞了。 《隆庆海州志》的讹误、不足乃至败笔之处与它强烈的资政追求相比，依然是美玉之瑕。何况瑕疵之中，掬存有好似玉屑一般珍贵的可取之材呢！ 因此，读习《隆庆海州志》，还是怀瑜握瑾，爱玉及瑕。 主编：梁继东 副主编：程志娟 责编：石 扬、亢丽芸 美编：杨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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