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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汉市志（1980—2000）》篇目设计为例 篇目是修志工作的“先行官”，同时又是志书定型后的导言或简述。篇目设计是否合理、科学、可行，是衡量一部志书是否合乎志书标准的基础。历来修志者对篇目设计都十分重视。民国时期著名方志学家瞿宣颖极力重视篇目的设计，认为：“凡志之佳恶，不待烦言，但阅其门目，便知其有无鉴裁之力。”李泰棻也说：“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目标题，则为首要。”社会主义新方志贵在创新，首先要在篇目设计上创新。1997年5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发布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即要求地方志的篇目设置，应合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突出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做到门类合理，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形式上不强求一律。 武汉市1999年完成第一轮新方志的编修后，按照“首届修志完成之日，便是续修工作开始之时”的要求，2000年起，便开始着手拟定《武汉市志（1980—2000）》篇目大纲，亦即对续修《武汉市志》进行篇目总体设计。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武汉志办着眼于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进程，广泛征求市直有关部门以及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精心构思，反复斟酌，数易其稿，于2002年3月形成篇目大纲征求意见稿。2003年开始进入编纂初稿阶段后，先后经过分篇撰写、评审初稿、总纂编审以及印制出版等阶段，到2007年底，1050万字的续修市志全部出齐，圆满完成了市委、市政府交付的重要任务。 值此全国第三轮地方综合志书编纂工作即将启动之际，回思《武汉市志（1980—2000）》的过程，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但武汉志办始终重视了对篇目设计的总体把握。和第一轮志书相比，考虑到新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出现的新问题，在继承和发扬地方志书篇目设计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在指导思想、成志篇幅及部类结构、反映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处理社会分工与科学分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一、新方志篇目设计创新必须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地方志的编纂，首先必须确立编纂的指导思想。在地方志官修传统的背景下，不同的时代，必然带有明显的统治阶级烙印。北宋地理学家、文学家乐史在《进太平寰宇记表》中，提出地方志编纂应“颂万国之一君，表千年之一圣”，使封建统治者“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观万邦”。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提出，史志之书要“有裨风教”“传述忠孝礼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地方志虽然为资料性的著述，重在记事实，不空发议论，但决不意味着没有观点，依然要遵循寓观点于资料记述之中的成例。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方志工作者时刻要铭记，地方志所反映的观点必须要和党和政府工作的指导方针相一致。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作，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理论。这些均成为编修地方志工作的的指导思想，以保证编修方志的政治方向。 《武汉市志（1980—2000）》上限定在1980年，下限定在2000年。这20年正好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20年。因此，续修一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为依据，全面系统地反映续志断限期内武汉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的基本面貌，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为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编修《武汉市志》务必要在内容、体例、结构上，充分反映武汉改革开放的历程及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反映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时代特点。 二、新方志篇目设计创新重在突出反映地方志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 （一）谋篇布局力图体现时代特色 时代在变，记录这个时代的地方志书也要跟着时代改变，要“与时俱进”。设计地方志书的篇目时也要摒弃传统，增设具有强烈时代内涵的内容。 一是要重视环境保护、资源利用、计划生育三大基本国策间的逻辑对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取得可喜的成就。但也存在着对自然环境保护重视不够、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人口增长过快等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党和政府站在时代的前沿，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将环境保护、资源利用、计划生育列为三大基本国策，在政策上对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象进行了一定扼制，地方志书应该浓墨重彩地加以记述。《武汉市志（1980—2000）》将自然环境与环境保护、资源与资源利用、人口与计划生育以及行政区划分列为全书的前四篇。这一设计的新颖之处在于将现代社会环境、资源、人口三大要素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环境保护、资源利用、计划生育三大基本国策两两对应，作整体上的构思，而不是采用通行的办法分别立篇，割裂记述。由于上述两两对应事物间存在着的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因此并不给人以自然、人文混淆，拼凑不当的感觉，相反却显得非常得体。至于行政区划则属于对一地空间记叙范围的具体化，放在具有总类性质的第一卷，并单列一篇，也比较妥贴。 二是充分体现断限期内的时代特点，突出记述改革开放的内容。 改革开放是本届志书断限期间20年历史的一条主线，贯穿于20年历史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将事关全局的改革开放历程和重大决策、举措、成果等单独设篇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对于全志的谋篇布局关系甚巨。因为全志其他篇章虽然可以记叙与之相关的改革开放内容，但均无法记叙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和全部内容。如果仅让改革开放的众多具体内容散见于各个篇章，那么改革开放的主线必然隐而不彰，从而伤及全志的科学性，导致设计失败。 尽管突出了改革开放的主线，并将其多方面内容升格为篇，但要考虑到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性，它也是其他篇章的重要内容。如果仅将改革开放作集中记叙，而其他篇章一律规避，造成改革开放游离于外，那么必然导致其他篇章的记叙出现重大缺失，很多事情因果不彰，最终无法记叙清楚。因此《武汉市志（1980—2000）》在谋篇布局时，对于改革开放采取集中记叙与分散记叙相结合的办法，各有侧重。改革开放的内容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简要记述攸关全市改革开放的历程、重大决策、事例、成就以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开发区”。本着这一原则，共设置“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区域经济协作”“开发区与发展区”等5篇。“经济体制改革”篇设置了“改革总况”“综合改革试点”“企业制度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宏观调控体制改革”“市场体系建设”等6章。“政治体制改革”篇设置了“坚持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与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城乡基层民主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5章。至于各行各业的改革，如城建体制改革、工业体制改革、农业与农村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文艺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体育事业体制改革，等等，则在相应的篇章中予以记叙。这样设置篇目，既反映了全市改革开放的总貌，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和其他篇章的重复。 三是重新设计政治部类的篇目，增补最能体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的内容。 就一般性而言，政治篇应该记载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重大活动，比如，党的活动、重大决策、采取的措施、方法以及取得的成绩、经验和才识等，这些是最能体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的，是政治篇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首届修志时，政治部类的志书充斥着会议和官名录，不管什么会议，主席团成员都不能遗漏，各级委办的副局级官员，也要人过留名。个别志书中正处级官员也挤入其中，造成志书篇幅庞大，内容单一。没有政绩的官员大量存在又给志书留下了相当大的空白信息。 古时修志，文字精炼，多一字为冗，少一字为阙。这个标准，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适用。政治篇要做到这一点，谋篇布局尤其重要。比如，“中国共产党武汉地方组织篇”，《武汉市志（1980—2000）》以“组织沿革、组织机构、党务、会议”为主线，其中“党务”为此篇的主体内容，下设“组织工作、纪检工作、统战工作、信访工作”等目。在纪检工作目下设党风章和警示章，记述吴天祥式的人民公仆和张克孝式的犯罪分子等人物。“人民政府篇”重点反映宏观政策的执行情况、政绩、政事、以及施政纲领的制定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人民政协篇”重点反映监督职能等问题。 四是增设城市房屋拆迁、城市管理等内容。 “城市房屋拆迁”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兴盛、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而迅速成长的事务，理应成为续修市志重点记述的内容。《武汉市志（1980—2000）》在第一卷“城市规划与土地管理”篇增设了“城市房屋拆迁”章，分“政策法规”“城区房屋拆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三个方面加以记述。对这一使武汉在断限期内城市面貌发生根本变化，且因拆迁还建引发的不良因素一度位列全市不稳定因素前三位的新事务做了详细的记述。 对于成立城市管理执法局，全面负责全市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将市容、环卫、规划、绿化、市政、环保、工商、公安、交通等7个方面的全部或部分行政执法权相对集中，统一行使，这一顺应当今时代城市管理形势的做法，《武汉市志（1980—2000）》增设了“城市管理”篇，将市城管局所管辖的内容放在本篇集中记述，以使城市管理的内容记述更加全面、详实。 （二）谋篇布局力图体现地域特色 武汉作为拥有8500多平方公里的华中地区特大中心城市，据有关资料统计，武汉挟长江、纳汉水、接三河（金水河、通顺河、府环河）、汇三水（滠水、倒水、举水），水资源总量为7169.25亿立方米，人均86000多立方米（2000年），为全国平均值（2200立方米）的40倍。水资源丰富成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有利因素。与此同时，由于武汉位于鄂东北大别山丘陵和鄂东南幕阜丘陵之间，江汉平原东部，中间低平，地形平坦。平原部分近代冲积层厚达30～50米，是很好的农耕地区。又由于土壤适宜的酸碱度和较肥沃的土质、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充足的光能、充沛的雨量，为动植物的生存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森林资源也非常丰富。全市已探明储量的24种矿种，占湖北全省已探明储量矿种的33%。其中膨润土、熔剂石灰岩、硅石、玻璃石英砂岩居湖北省首位，熔剂白云岩、石膏居第二位。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武汉市志（1980—2000）》在设置篇目时，在“自然环境与环境保护”篇之后，设置“自然资源与资源利用”篇，按照武汉市的资源特点，记述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动植物资源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把“水资源”丰富这一最能体现武汉市资源优势的内容放在了本篇的第一部分。特别是首次设置“矿产资源”章，既填补了首届市志此方面内容缺漏的不足，又体现了武汉市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 计划管理篇下原设专利管理一章，承编单位市知识产权管理局认为，知识产权与专利在概念上是属种关系。尽管专利管理在武汉乃至全国都起步很晚，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知识产权保护得到长足的发展，它涵盖的内容除了专利管理外，还涉及商标管理、版权管理、司法保护、海关保护等诸多方面，而武汉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如果仅仅在经济综合管理篇下设专利管理一章，则不能完全反映武汉市知识产权保护的全貌。经研究决定，《武汉市志（1980—2000）》篇目中增设知识产权保护一篇，实际上也为全志篇目增加了一个亮点。 三、新方志篇目设计创新要处理好社会分工与科学分类的关系 （一）避免重复，变换角度 横分门类是志书的固有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被最大限度地放大到全志的各个层次，从而形成篇与篇之间，章与章之间，节与节之间的横向并列关系。那么无论是哪一层次，都有一个分类问题。从理论上说，严格按科学分类，即按照事物的不同本质属性划分，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区别各种事物，并且可以穷尽所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支配又受社会分工的制约，一类事物可能由多个部门分管，一个部门也可以有多种事权。例如税收，就由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和海关等不同的国家机关分别征管。例如交通，长期分别由市建设委员会、市交通委员会、市市政建设管理局、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武汉铁路分局、长江航运管理局、湖北省民航管理局等机关分别管理。另如政府是行政权属最大的部门，它管辖的事物涉及多个门类。因此，《武汉市志（1980—2000）》在谋篇布局时，重点着眼于如何处理好社会分工与科学分类的关系，做到有分有合，分合得体。大体而言，分的依据是科学分类，合的依据是社会分工。 由上可知，《武汉市志（1980—2000）》总体设计思想是从全志的整体性、科学性出发，立足于科学分类，避免部门痕迹，但也充分考虑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在必要的地方，也采取合的办法，如知识产权保护、税务管理等篇都是采取合的办法，集中记叙。 如前所述，在现实生活中，各学科、专业多有相互渗透。志书受横分门类的体例制约，很多事物在这个篇章中涉及，在另一个篇章中也会涉及。如何避免交错，要从市志整体性和篇章的相对独立性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虑，既不能使市志门类和内容上出现大的交错，又不能使同一内容随意散见各处。应该允许交错，交错不是重复，而是角度不同，侧重不同。避免大的交错，一是明确归属，二是虚实互见。 如知识产权保护篇的内容除专利管理外，还涉及工商、出版、海关、司法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是知识产权的协管职能部门，它们在各自篇章中涉及商标、版权、走私侵权等内容时，必须变换角度或直接将事涉知识产权保护范畴的记叙提供给知识产权保护篇，避免简单重复。如交通，即分为交通设施、市政设施、公共交通及交通运输等分别记述，主要是考虑到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如武汉市的桥梁权属非常复杂，分别隶属于公路、铁路、市政、园林等，分别记述可保证相关社会分工的连续性，如果要强行将这些内容集中记述，反而割裂了事物之间的科学联系。 虚实互见是避免重复之另一途径。《武汉市志（1980—2000）》在篇目设计时，已将改革开放的内容作了集中记叙与分散记叙的安排，然而有些内容实在无法避免重复，如改革开放篇内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记叙，而社会生活篇中也有社会保障一章，二者记叙内容雷同，无法避免，只能采用一实一虚，两相互见的办法来解决。 （二）缩小外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的人类历史上新型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特征。它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渗透在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之中，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当代地方志书应该占有较大的篇幅，但集中记叙有较大困难。根据市文明办的意见，《武汉市志（1980—2000）》采取适当收敛外延的做法，设置“精神文明创建”篇，设置了“文明城市创建”“文明行业创建”“文明村镇创建”和“文明单位创建”等4章，较为简单易行。 与此作同样处理的还有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首届《武汉市志》中有一部《社会志》，然而“社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不可能在一部分志或分篇中包罗全部。经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武汉市志（1980—2000）》在记述社会方面的内容时，分列“人民生活”“民族宗教”“方言”和“民俗”等4篇，共30余万字的内容。 （三）经济部类各行业篇目可以适当升格 2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最大成就的就是经济。正是由于经济的突飞猛进，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武汉市志（1980—2000）》最初在设置经济部类的篇目时，考虑到整个经济类内容太多，篇幅太大，规划字数共约146万字，其中记述综合管理共约30万字，产业发展共约116万字，而其他篇的篇幅少则10万字，最多的也只有75万字，遂将经济分为经济综合管理和经济产业两部分。但后来觉得这种做法有欠周密。一则续修武汉市志篇目各篇篇幅不均衡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是各篇内涵及其外延不同，所需的文字记载量不同使然。二则经济部类所需的文字量最大，造成的不均衡感最强，但是分为两部分后记叙产业发展的篇幅仍然多达116万字之巨，对于减少失衡并无多大帮助。三则将一类事物强分为二，破坏了事物的整体性。“篇”是《武汉市志（1980—2000）》篇目中的最高层次，这样立篇又会造成与其他篇的失衡。因而这样设计可能会顾此失彼，又于事无补。 最终成书的篇目将经济综合管理仍作为一篇，放在改革开放之后。其他经济产业各门类均升格为一级篇目“篇”，最主要的考虑主要是两点，一是尽量保证各篇之间字数的均衡；二是尽量适应了社会分工的要求。对前志归于《交通邮电志》的邮电信息业，归于《商业志》的旅游业、粮食业等单独列为篇，符合这些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地位提升、已经成为重要产业的实际状况。 四、新方志篇目设计创新必须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 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要创新，但也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没有继承，也就无所谓创新。《武汉市志（1980—2000）》遵循志书编修的基本体例和规范，篇目设计以科学分类与社会分工相结合，分门别类，事以类从，横排竖写，述而不作，在继承旧志传统，创新新志路径上进行了探索。 （一）成志篇幅及部类结构要符合社会实际 首届《武汉市志》记述晚清、民国、新中国近150年的历史，史料浩繁，成书达1250万字。《武汉市志（1980—2000）》记述的时限为20年。这一时期虽然短暂，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现实生活丰富多彩，资料更为密集，非鸿篇巨制不足以记其盛。因此，成志篇幅亦应在千万字以上。出版后的全书达到1050万字，符合这一思路。 首部《武汉市志》采用的是传统的条目体，而目前大多数新志采用章节体。条目体和章节体各有所长，相对于条目体，章节体的优点是:第一,层次更加清晰；第二,交代事务的起承转合，逻辑性更强；第三,条目仍然是基本的记述单元，记述的内容比较充实,大大增加了志书的信息量；第四,便于组织材料和编写；第五,章节体相对于条目体，容易编制索引,便于检索,便于查阅资料。 《武汉市志（1980—2000）》考虑到武汉作为我国中部的特大城市，新志需要记述的内容极其宏博，加之新志断限期内时值改革开放，其间各种事物的变化极其复杂深刻，又都与这一背景息息相关。事物之间的相关联系极为密切。《武汉市志（1980—2000）》决定采用章节体，正是基于内容表达的需要，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续修武汉市志最初设置九大编，即环境·资源·人口·区划编、改革开放编、城市建设编、经济总况·综合管理编、产业发展编、政治编、科技·教育·文化编、社会生活编、人物编，编下设篇，按篇、章、节、目的体例进行编纂。后取消编的设置，最终定为83篇492章22项专记和1个附录。分八卷出版。此外，卷首设总述，卷末有人物、大事记、索引、前志补遗、地名等，辅文有序、前言、凡例、修志始末。应该说续修武汉市志采用的体例是比较完备的。 （二）新方志篇目设计要遵循分门别类，事以类从的基本要求 1980—2000年，武汉市大事、要事层出不穷，按照传统的地方志编修思路，必须遵从“类以事聚、事为一目”的原则，在篇目设置时要“事以类分，类为一目”，但这很可能照顾了此一方面，就丢弃了另一方面。江苏常州市志办的薛达奇先生的观点很可取，这就是“突出主要的、强化综合的、归并常设的、舍弃不变的”，在此观点下进行篇目的取舍调整。在设置篇目时，《武汉市志（1980—2000）》把志书的内容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的内容。比如，“地理位置、地质、地貌、矿产资源、动植物资源、方言、民俗”等，保持和首届《武汉市志》相同。第二类是变化不大的事物，比如“气候、河流、道路、桥梁、电力、对外友好城市、邮政、宗教事务、人民武装等”，这些事物总体上变化不大，设定篇目时仅作了很小的调整。第三类是变化很大的事物，也是占有篇幅最多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政治部类、经济部类、科教文体部类、自然环境中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水资源”等内容。这部分内容应该是续修志书的主体。根据这个原则，《武汉市志（1980—2000）》设置了一些综合性的、反映地方特色的条目。 （三）新方志篇目标题要体现“述而不作”的特点 寓观点于叙事之中，这又称作“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实际上是资料性和著述性的统一。它的好处，一是能保证志书容纳和保存的是寓观点之中的资料，而不是议论、评论和判断;二是有利于保持资料的真实性、稳定性;三是保证志书内容的客观、公正。“述而不作”在篇目设计时的集中表现，即文字朴实、简洁，没有华丽的修饰性词语，符合科学分类的特点。如《武汉市志（1980—2000）》第二十八篇工业总况，共分四章，分别是工业体制改革、工业经济结构、工业布局、工业经济运行，下设置工业计划、技术改造、行业结构等节；即使在武汉占有突出地位的钢铁工业篇（武汉钢铁公司为全国三大钢铁公司之一，80年代到90年代初，为武汉的支柱产业），下设的四章也分别为钢铁工业体制改革、钢铁工业生产、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四章，均符合上述标准。对于在武汉具有突出特点的“自然资源与资源利用”篇，《武汉市志（1980—2000）》最初设想的名称是“自然资源及其合理利用”。考虑到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尽管大多为合理利用，但也不排除存在有不合理利用的成分。即使现在看来是合理利用的措施，在后人看来也不一定非常合理。为保持方志的客观公正，《武汉市志（1980—2000）》摒弃了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标题，而采用了相对中性的标题，以体现“述而不作”的特点。 《武汉市志（1980—2000）》在篇目设计上存在的缺陷，也主要是在如何继承创新旧志传统方面还有不科学、不规范之处。一是有些标题过长或文字表述不够客观。如第二篇第四章第二节第二目的标题“林木限额采伐，林木验证运输放行，木材市场持证经营”达22字之多，应该加以简化。第二篇“自然资源与资源利用”下属的四章分别为“水资源及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及其合理利用”“矿产资源及其合理利用”“动植物资源及其合理利用”，应分别改为“水资源及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及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及开发利用”“动植物资源及开发利用”。二是存在有领属不当现象。如第二篇第三章第四节矿产资源保护，第五个子目“保护矿产资源，治理整顿矿业秩序”，如改为“矿业秩序整顿”则更加合理。 （作者：姚卫东 吴明堂 武汉地方志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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