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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在美国妇女联谊会组织的晚宴上，美国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1903-1967）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桑格（Margaret Sanger，美国，1879-1966）相识了。
此时的平卡斯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这位甾醇类代谢与动物生殖方面的专家早年曾在哈佛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34年，因对兔子进行体外受精而声名远扬，但同时也因亵渎生命而饱受争议。 保守势力认为，平卡斯在创造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男人将彻底失去作用，为此，哈佛大学不再聘任平卡斯，他只能黯然离开。 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委曲求全，来到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工作。 1944年，为了赚一点儿外快，他与他人创立了伍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从事当时很热门的类固醇药物的应用研究。 由于缺乏必要的研究资金，这个基金会很难维持，为了节约开支，这位科学家甚至还得做实验室的门卫及清洁工。 此时的平卡斯非常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来展现自己的才华，与桑格夫人的偶遇，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
很快，在桑格夫人的引荐下，平卡斯又结识了凯瑟琳·麦考米克（Katharine McCormick，1875-1967），这位富有的女性从丈夫那里继承了35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并且一直是计划生育的坚定倡导者。
她为平卡斯开出了第一笔四万美元的支票，并承诺保证今后的研究经费，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平卡斯尽快发明出一种有效的口服避孕药，越快越好，因为麦考米克已经78岁了，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了。 平卡斯很快就投入了研究工作。 1952年1月，通过兔子与老鼠身上的实验证实，黄体酮具有抑制排卵的功效。 接下来，在一次科学大会上，平卡斯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妇科专家约翰·洛克（John Rock）不期而遇，这时，他才吃惊的发现，这位专治不孕的专家已经在女性身上试验激素药物了。
不过，洛克用药的目的恰好与他相反，他的想法是为了帮助不孕的妇女怀上孩子，先用孕酮抑制排卵四个月以上，然后停药，这样，或许会产生一种类似于“反弹”的效果，说不定可以刺激排卵，这样，就能让这些妇女怀孕了。 在实验中，还真有几名妇女成功怀孕了。 遵循同样的思路，孕酮既然能阻止排卵，那就能阻止女性怀孕，这不正好与平克斯寻找避孕药的想法相吻合吗？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为了治疗不孕症而在人体进行激素实验是合法的，但要是反过来，为了避孕而做同样的实验则是非法的。 平卡斯只是一名研究人员，没有从事临床实验的资格，为此，他说服了洛克与他一起进行口服避孕药的初期人体实验。 实验需要药品，而合成的口服避孕药在当时还很昂贵，平卡斯以伍斯特基金会另外一位科学家奥斯卡·海彻（OscarHechter）所发明的器官灌注法为代价，与西尔公司协商，换取免费试验药物。 在小范围实验成功后，1956年4月，洛克与平卡斯开始在波多黎各进行人体实验。 众多为生育所累的妇女们积极参与进来。 避孕药被证实可以有效阻止妇女排卵。 由于美国有30个州的法律依然禁止宣传节育，因此避孕药只能以治疗女性疾病的名义进入临床。 1957年，FDA批准了避孕药的应用。 1960年5月9日，FDA正式批准避孕药投入临床，销售名称为Enovid。
但人们更喜欢用它的小名：药丸（Pill）。 它的商标图案，则是一位挣脱束缚的希腊女神。 Enovid中有两种主要成分，雌激素炔雌醇甲醚与孕激素异炔诺酮，它们协同作用的结果，可抑制卵巢排卵，令子宫颈粘液变得粘稠，干扰输卵管蠕动，改变子宫内膜厚度，从多个环节阻断精子与卵子结合并着床发育的可能性。 换言之，它承诺了一种可能：是否成为一名母亲，以及何时成为一名母亲，选择权都可以掌握在女性一方手中。 在洛克看来，避孕药好比为育龄妇女提供了一种精致的化学安全舱，在避孕药的帮助下，没有任何障碍阻止精子与卵子的结合，药物只是在模仿天然激素的作用，延长安全期，使之持续整整一个月。 一粒小小的药丸，改变了现代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中的艰难选择，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 女性终于可以自主了！ 最早说服平卡斯寻找避孕药物的，是著名的女权运动先驱桑格夫人，而为平卡斯提供强大财政支持的，是凯瑟琳夫人，正是这两位杰出女性的努力，才使得女性意识到争取避孕权利的重要性。 感谢她们，没有她们数十年艰辛的奔走呼吁，女性或许至今还无法从繁重的生育负担中解脱出来。 而这两位非同寻常的女性，又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经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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