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川西北高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

川西北高原位于四川省西北部,主要包括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金川县为中心的大渡河上游地区和以茂县、汶川县为中心的岷江上游地区。历年来在川西北高原发现了多处仰韶时代晚期遗存(图一)。早在1920年,澳大利亚传教士叶长青(J.H.Edgar)在汶川县威州姜维城遗址进行调查时就发现过马家窑文化彩陶[1]。1949年后,四川大学在这一地区进行考古工作,确认了该区域存在仰韶时代晚期遗存[2]。进入21世纪,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在川西北高原逐步增多。经正式调查和发掘的遗址至少包括营盘山[3]、波西[4]、白水寨和沙乌都[5]、箭山寨[6]、姜维城[7]、哈休[8]、孔龙村[9]、白赊村[10]等遗址。但一直以来,学界对该地区仰韶时代晚期遗存内涵和性质的看法分歧大,共识少[11]。让人欣喜的是,2011、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对大渡河上游金川县刘家寨遗址连续进行两个年度的发掘,出土了一批极为丰富的资料。经过初步整理,我们认为这批材料对于准确认识和深入研究川西北高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非常重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典型遗址,对川西北高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的分期、定性和命名进行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典型遗址分析

川西北高原出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资料丰富的遗址当属大渡河上游的刘家寨、哈休以及岷江上游的姜维城、营盘山等遗址,下文重点对这四处典型遗址进行简要分析,力求明晰川西北高原以陶器为代表的仰韶时代晚期遗存的基本面貌和阶段性变化。

(一)刘家寨遗址

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二嘎里乡。2011、2012年两个年度的发掘共清理灰坑278个、陶窑26座、房址19座、灶12座、石墙3道、墓葬2座、沟1条,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和各类动物骨骼[12]。通过对发掘资料进行初步整理,我们将该遗址发现的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段(图二)。

早段:包括第5层、第4层和叠压于其下的遗迹,以2011H106、2011H116和2011H134为典型单位。完整彩陶器少见,可辨器形有杯、瓶、壶等,器表光滑,图案线条流畅,主要有平行线纹、弧线纹、草叶纹、变体鸟纹和垂幔纹(图二,37～42)。非彩陶器方面,重唇口尖底瓶内唇高,外唇低,内、外唇界限明显。喇叭口尖底瓶整体较胖,沿外卷,鼓肩。折肩盆卷沿外翻明显,沿面厚重,束颈,颈部凹槽较深。夹砂陶罐胎体厚重,硬度较高,羼和料常见数量多、个体大的砂砾,器表多饰绳纹和网格纹,还有一定数量的划纹。绳纹较粗但非常规整,网格纹的单位方格大,泥条附加堆纹不常见(图二,43～52)。

中段:包括第3层及叠压于其下的遗迹、大多数叠压于第2层下的遗迹,以2011F3、2011Y10、2011Z9、2012H79、2012H162和2012G1为典型单位。这一阶段彩陶的器类、数量和花纹种类明显增多。可辨器形有瓶、壶、盆、钵、罐等,外彩发达,多数陶盆内、外彩结合使用,一些彩陶图案规整,线条流畅,平行线纹、弧线条带纹、波浪纹、垂幔纹、草叶纹、变体鸟纹等都能见到(图二,18～23)。非彩陶器方面,重唇口尖底瓶内、外唇界限较明显。喇叭口尖底瓶整体瘦长。折肩盆口沿变窄,卷沿外翻不甚明显,折肩程度明显减弱,颈部凹槽亦变浅。带流器数量增多,流、腹粘接处施压花状泥条附加堆纹。泥质陶壶数量和种类增多,夹砂陶以侈口卷沿罐为代表。部分夹砂陶罐胎体开始变薄,口沿逐渐变短、变窄。器表绳纹由粗变细,网格纹的单位方格也明显变小,盛行压花泥条附加堆纹(图二,24～36)。

晚段:包括第2层和少数叠压于其下的遗迹、叠压于第1层下的遗迹和第1层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以2011H65、2011F1、2012H1、2012H16和2012H38为典型单位。晚段遗存根据性质不同分A、B两类。

A类是早段和中段的延续。彩陶器方面,马家窑文化风格明显(图二,2、4),但有三个明显变化。第一,部分彩陶在绘彩前未施陶衣,加之烧制的火候可能偏低,导致黑彩脱落严重,这类彩陶在早、中段也曾零星出现,但是在晚段明显增多。第二,部分彩陶花纹线条极不流畅,虽然相同的图案在早、中段都能见到,但可以明显看出线条并非一气呵成,而是经过多次描画,笔法呆板。第三,出现了新的彩陶。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某一类彩陶,器表图案在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中常见,但器形在马家窑文化中不见(图二,3、6);二是某一类彩陶,彩陶器形见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但是器表纹饰特别是构图方式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不同(图二,1、5)。非彩陶器方面,部分尖底瓶重唇口的内、外唇分界模糊,喇叭口陶器数量明显增多。长颈鼓腹壶较有特色。折肩盆的卷沿和束颈消失,折肩处仅存一条不明显的凸棱,颈部无明显内凹迹象。夹砂陶罐依旧饰绳纹、压花泥条附加堆纹,但部分陶器胎体明显变薄,质地较早段和中段疏松,硬度降低。夹砂陶的羼和料常见白色云母小薄片。带系陶罐的系多小而细,部分紧贴于口沿外侧。纹饰方面,早、中段较规整的粗绳纹基本不见,流行于早段的右上-左下方向绳纹占比较小,竖向和左上-右下方向绳纹占较大比例(图二,7～10、12、14～16)。

B类遗存可能与半山文化相关[13]。此类标本数量较少,但特征显著。TS4E1②:26侈口卷沿罐,胎较薄,质地疏松,且器身除了饰泥条附加堆纹外,还有平行条带纹和成组的平行斜竖线环绕上腹部(图二,17)。TS4E1①:31侈口卷沿罐,上腹部刻划较深的细凹槽(凹弦纹)成圈环绕,共十七圈,下腹部缺失(图二,13)。TS5E4①:5卷沿双耳罐,口沿外撇,束颈,双耳连接口沿外侧和肩部,腹部和底部缺失(图二,11)。B类遗存是迄今为止川西北高原首次发现的半山文化线索。最近有学者透露,在马尔康石达秋遗址也发现了半山文化陶器[14],但相关资料尚未刊布。由于B类遗存的发现较为零星,相关问题有待此类遗存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做讨论。

(二)哈休遗址

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沙尔宗乡哈休村一组。2003年进行发掘,共发现灰坑10个[15]。这些灰坑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仅有一组,即H9→H10。根据层位关系和遗物特征,可将遗存分为早、晚两段。

早段:以H2～4、H6、H10为代表。彩陶在各灰坑中的占比分别为11%(H2)、6%(H3)、2%(H4)、5%(H10),可辨器形有钵、盆、盘和瓶。图案喜用平行线、条带纹和波浪纹,盆口沿面可见变体鸟纹、细密网格纹、弧线纹等搭配组合(图三,19～26)。非彩陶器方面,小口尖底瓶有重唇和喇叭口两类,重唇口虽已退化,但是内、外唇分界明显。卷沿盆口沿较厚,但无明显外翻趋势。敛口瓮特征突出,流行花边口沿、竖向绳纹和网格纹(图三,27～37)。

晚段:以H5、H7～9为代表。彩陶在这些灰坑中的占比分别为3%(H5)、7%(H7)、4%(H9),器形以钵、盆、瓶和壶为主,花纹多见平行条带纹、长弧线三角纹、圆点弧线纹和网格纹(图三,1～7)。非彩陶器方面,小口尖底瓶的重唇口已经严重退化,部分与喇叭口无异。各类罐、盆以平沿为主,卷沿少见。敛口瓮唇部内收明显。绳纹依然是夹砂陶器表的主体纹样(图三,8～18)。

(三)姜维城遗址

遗址位于汶川县县城南部的姜维山上。2000年5月进行试掘,2003年发掘,共发现灰坑30多个,房址和居住面3处[16]。发掘简报根据五组叠压打破关系,将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期五段,学界另有四段论[17]和二期四段论[18]等不同的观点。以层位关系为基础,根据陶器整体特征,我们把姜维城仰韶时代晚期遗存粗分为早、晚两段。

早段:以第20层、第19A层和第19B层为代表。彩陶器形常见盆、瓶、罐,器表花纹以弧线纹、疏密不等的网格纹和条带纹为主(图四,36～41)。非彩陶器方面,小口尖底瓶双唇明显,内、外唇之间界限明显。折肩盆宽沿外翻,折肩突出,颈部凹槽较深。各类敛口瓮口部内敛程度较大。长颈鼓腹壶颈下部内弧明显,肩部较鼓(图四,24～35)。

晚段:以第9～18层为代表,H30(叠压于第15层下)和H10(叠压于第13层下)出土陶片较多,可视为晚段的典型单位。彩陶可辨器形有盆、罐、壶、钵等,彩陶纹样常见弧线纹、平行条带纹和网格纹(图四,1～12)。非彩陶器方面,小口尖底瓶重唇口双唇进一步退化,部分瓶口内、外唇分界不明显。卷沿折肩盆沿部外翻程度较轻,沿面稍平,折肩不明显。敛口瓮和鼓腹盆口部内敛程度较轻,部分鼓腹盆近直口。长颈壶颈部弧度减弱,出现溜肩(图四,13～23)。

总之,该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阶段性变化在非彩陶器整体面貌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早、晚两段彩陶数量和种类都较少,亦无明显变化。

(四)营盘山遗址

遗址位于四川省茂县凤仪镇附近岷江东南岸的台地上。2000年10月首次发掘,共发现灰坑26个、房屋基址3座、灰沟1条[19],2002～2004年,营盘山遗址持续进行发掘,多个年度的完整资料于2018年正式公布[20]。营盘山遗址发掘面积大,持续时间长,获得的资料也较丰富,但总体而言,完整器和可复原器较少,在所有年度的发掘资料中,2000年的发掘资料较为典型。因此,我们重点对该年度的资料进行分析。学者们对营盘山遗址2000年出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阶段性划分方案并不完全一致,先后有两期四段说[21]和三段说[22]之分。以彩陶为视角,我们将相关遗存粗分为早、晚两段。

早段:以H3、H4、H8、H11、H12、H24、H29为代表,另外相关探方第5层、第6层、部分探方第4层可能也属于早段。彩陶器形主要有钵、盆、瓶、罐,彩陶花纹丰富,图案多样,部分彩陶花纹布局紧凑,一幅画面规划了多种花纹母题,常见变体鸟纹、弧线三角纹、平行条带纹、草叶纹、网格纹和花瓣纹。部分彩陶内、外彩兼有(图五,26～32)。非彩陶器方面,泥质陶有鼓腹盆、高领罐、卷沿鼓腹罐,夹砂陶器表装饰以绳纹为大宗。在可复原器物中,鼓腹罐较有特色,小口尖底瓶很少见到,侈口罐器表满饰泥条附加堆纹,锯齿状花边口沿特征明显(图五,19～25)。

晚段:以H5、H17～19为代表,另外以部分探方第4层和T12第3层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也属晚段。彩陶器形相较早段变化不大,但器表纹饰有明显不同,晚段草叶纹、方格纹和花瓣纹减少或消失,变体鸟纹、各类弧线纹以及平行线纹继续流行,早段少见的垂幔纹增多(图五,1～10)。非彩陶器方面,泥质陶鼓腹盆在晚段出现较多,喇叭口罐、壶占一定比例,夹砂陶器表装饰以绳纹、附加堆纹和划纹为主,花边口沿依然流行(图五,11～18)。

二、分期与年代

前文以层位关系为基础,以陶器特征为切入点,对四处典型遗址进行了简要分析。虽然这些遗址出土陶器种类常见钵、盆、瓶、壶和罐,器表装饰均以绳纹为主,但各遗址发现的典型陶器、具体形态和器表装饰并不完全相同,这可能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时间早晚不同有较大关系。通过对部分典型陶器进行对比,我们将四处遗址进行初步整合。

刘家寨早段2011H134:9折肩盆(见图二,45)折肩明显,与姜维城早段同类器ⅠT0105B:1(见图四,26)相近。刘家寨早段2011H134:7重唇口尖底瓶内、外唇分界明显(见图二,43),姜维城早段的同类器ⅠT0106B:8也是典型的内、外双唇(见图四,29)。因此,刘家寨早段与姜维城早段年代大致相当。

刘家寨中段2011F3:10尖底瓶较瘦长(见图二,33),与哈休早段同类器H2:1(见图三,28)形态近似。刘家寨中段TS4E1③:15折肩盆颈部凹槽较浅(见图二,27),与姜维城晚段ⅡT0105:13折肩盆(见图四,20)如出一模。姜维城晚段H30:2鼓腹盆(见图四,15)与营盘山早段鼓腹盆T16④:78(见图五,19)口部内敛程度近似。因此,刘家寨中段、哈休早段、姜维城晚段和营盘山早段的年代大致相当。

哈休晚段T5②B:15尖底瓶口部重唇退化较严重,内、外唇界限模糊,重唇已不典型(见图三,10),营盘山晚段同类器H17:35(见图五,13)亦然,刘家寨晚段也发现过这种喇叭口。因此,刘家寨晚段、哈休晚段和营盘山晚段的年代大致相当。

综合以上,可将川西北高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分为连续发展的三期,部分典型陶器具有演变关系(图六)。

早期:以刘家寨早段和姜维城早段为代表。该期的典型陶器喇叭口尖底瓶、重唇口尖底瓶、鼓腹壶、折肩盆(图七,1～5),在甘肃武都大李家坪[23]、陕西扶风案板[24]、甘肃武山傅家门[25]和陕西宝鸡福临堡[26]诸遗址中均发现有同类器(图七,6～11)。依据各遗址发掘报告,大李家坪MH43属于大李家坪二期,大李家坪MH21和MH33属于大李家坪三期早段。傅家门T125H6属于石岭下类型,稍早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或相当于马家窑文化的偏早阶段。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大李家坪二期遗存的年代为距今5300～5100年[27]。因此,推测川西北高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早期的年代不晚于马家窑文化早期,上限还可能进入石岭下类型阶段。

中期:以刘家寨中段、姜维城晚段、哈休早段和营盘山早段为代表。该期川西北高原出土陶器中,小口尖底瓶分两类。第一类肩部较窄、形体瘦长,如刘家寨TS1E2③:18、哈休H2:1(图八,1、2),形制相同的尖底瓶在宁夏隆德页河子[28]、甘肃秦安大地湾[29]、甘肃武都大李家坪[30]等遗址都能见到(图八,3～5),它们都属于各自遗址所出仰韶时代晚期遗存的中间阶段[31]。第二类肩部较宽,在川西北高原和甘肃地区都能见到(图八,6、10)。此外,该期川西北高原还出土有折肩壶,如刘家寨2011Z9:3(图八,7),相同形制的折肩壶在青海同德宗日[32]和甘肃天祝小沟[33]等遗址均有发现(图八,8、9)。有研究表明,瓶和瓶式壶在马家窑文化中最具代表性[34]。可以明确,这些肩部较宽的折肩壶是河湟谷地的马家窑文化在向河西走廊、贵德盆地和川西北高原逐步扩散的见证。有研究将马家窑文化分为五期,以宗日M159:12为代表的遗存属于马家窑文化第四期[35]。据此可知,川西北高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的中期大致相当于马家窑文化的中期和晚期偏早阶段。属于中期的营盘山2000H8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距今5100～4900年[36],这一年代范围可视为川西北高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中期的参照年代。

晚期:以刘家寨晚段、哈休晚段和营盘山晚段为代表。刘家寨遗址晚段A类遗存典型器物2012H39:6小口尖底瓶,肩部呈折鼓状,腹向内斜收(图九,4),这种形态的小口尖底瓶在甘肃天水西山坪[37]和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38]都有出土,重唇口完全退化不见(图九,5、6)。它们同属于马家窑文化或大地湾四期文化的最晚阶段。

刘家寨遗址晚段B类遗存典型器物TS4E1②:26夹砂鼓腹罐(图九,1),类似陶器在甘肃康乐边家林[39]、甘肃兰州花寨子[40]等半山文化墓葬中可见(图九,2、3)。虽然具体形态和器表装饰并不完全一致,但风格近似。李水城和李伊萍的研究都表明,边家林和花寨子墓地属半山文化的初期和早期阶段[41]。目前,学界基本认为距今4800～4750年是半山文化的年代上限,大致可视此为刘家寨遗址晚段B类遗存的参照年代。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再结合最新公布的刘家寨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42],可暂将川西北高原仰韶时代晚期各阶段遗存的绝对年代推断如下:早期距今5300～5100年,中期距今5100～4900年,晚期以刘家寨遗址晚段A类遗存为代表的年代距今4900～4750年,以刘家寨遗址晚段B类遗存为代表的年代距今4750年上下。

三、文化属性与文化面貌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进展看,川西北高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至少涵盖了本地土著文化、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文化三类文化因素,这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但是如何确定这类遗存的文化属性,学界所持观点颇多,至少有五种认识。

第一种,从早至晚依次为阿尔类型(土著文化)、姜维城类型(马家窑文化与阿尔类型的融合)和箭山寨类型(姜维城类型的发展)三种类型[43]。

第二种,与马家窑文化区别明显,宜称营盘山遗存[44]或营盘山文化[45]。

第三种,与马家窑文化大同小异,当归入马家窑文化(类型)[46]。

第四种,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类型,与白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关系密切[47]。

第五种,与大李家坪三期遗存无二[48]。

判断川西北高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的文化归属,最重要的前提是确定马家窑文化的内涵和分布区域。如果将“马家窑文化彩陶分布区”等同于“马家窑文化分布区”,无疑会使马家窑文化的外延“扩大化”,并将其内涵“复杂化”。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区分。根据彩陶、小口尖底瓶和双耳鼓腹壶这三类指征性文化要素的整体分布状况,我们将马家窑文化彩陶分布区域划为四区。

A区,包括甘青河湟地区、庄浪河流域、大夏河流域、洮河中下游、河西走廊、宁夏海原地区,大致呈西北-东南向分布。该区彩陶最丰富,双耳鼓腹壶和瓶式壶大量出现,但极少发现小口尖底瓶。

B区,包括甘肃境内的渭水流域、洮河上游和西汉水中上游,大致呈东西向分布。该区彩陶较少,双耳鼓腹壶也不多见,但常见小口尖底瓶。

C区,即甘肃境内的白龙江中上游地区,大致呈东西向分布。该区彩陶较少,但小口尖底瓶和双耳鼓腹壶常见。

D区,即川西北高原地区,大致呈南北向分布。该区彩陶数量最少,双耳鼓腹壶有一定数量,但小口尖底瓶种类多且制法多样,如刘家寨遗址小口尖底瓶重唇口的制法至少有两种,尖底制法至少有五种[49]。

我们认为,在上述四区中,只有A区属于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因为该区出土数量丰富的彩陶、典型的瓶式壶和腹耳壶,而且极少见到其他三区常见的仰韶文化指征性器物—小口尖底瓶,这是与其他三区的本质区别。B区和C区可初步归入大地湾四期文化,这里的“大地湾四期文化”是指以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晚段为代表的遗存,与学界以往所称的“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50]和“大地湾类型”[51]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此类遗存是从石岭下类型发展而来,以秦安大地湾、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武山傅家门、临潭磨沟、武都大李家坪和隆德页河子为典型遗址,分布范围主体在渭河中游,年代与马家窑文化大致相当。川西北高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文化面貌与A、B、C三区虽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实属小同大异,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可归纳概括如下。

第一,陶器种类和器物组合具有地方特色。瓶、盆、罐是川西北高原各典型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器类。以刘家寨遗址为例,瓶类包括小口尖底瓶和平底瓶两类,尖底瓶出现频率较高,特别是退化的重唇口尖底瓶数量较多。但不论是喇叭口还是重唇口,折肩、溜肩或鼓肩,各类尖底瓶在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分布区少见;陶盆数量和种类丰富,尤其是数量多、早晚演变明晰、具有本土特征的折肩盆和折腹盆在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文化少见或不见。

第二,流行花边口沿、绳纹和泥条附加堆纹。川西北高原各遗址仰韶时代晚期遗存的陶器从早至晚均流行锯齿状花边口沿。夹砂陶罐早期绳纹多呈右上-左下走向,到了晚期,竖向和左上-右下走向的绳纹比例增加。压花泥条附加堆纹流行,多形成箍带。前两个特征在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文化中不见或少见。

第三,彩陶数量少,所占陶器整体比例较小,马家窑文化风格明显,但不乏地域特色。川西北高原彩陶数量和所占陶器比例都较少,各遗址据初步估计最多不超过5%。器表皆施黑彩,通体施彩占一定比例,部分彩陶绘制手法娴熟。彩陶图案分两类:第一类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花纹一致,如平行条带纹、波浪纹、垂幔纹、圆点弧线纹、变体鸟纹等;第二类具有本地特色,如草叶纹,一些彩陶图案的构图方式也独具特色。器形方面,钵、盆、瓶、罐大多与马家窑文化彩陶器形一致,但是还有少数器物形态独具特色,如刘家寨遗址出土的带把彩陶盆。微观方面,有研究者对川西北高原的陶器进行了成分检测和分析,认为该地区的彩陶很可能是从甘青地区贸易而来[52],但这一结论可讨论的空间较大,川西北高原出土的部分彩陶完全有本地生产的可能性[53]。

第四,狩猎采集经济在生业模式中占较大比重。已有的研究表明,哈休、营盘山两处遗址呈现的狩猎采集经济模式与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文化区别明显[54]。刘家寨遗址出土了黍、粟以及大量的杂草种子,发现的细石器、骨器和动物骨骼也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很难确定究竟是以哪一种生业模式为主,显示出一种较明显的“兼业”经济形态。总之,不论是在宏观方面还是微观角度,川西北高原在仰韶时代晚期的生业模式与以东乡林家遗址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和以秦安大地湾遗址为代表的大地湾四期文化均判然有别。

第五,房址形状和营建方式与马家窑文化截然不同。刘家寨遗址的房址平面形状包括“凸”字形、长方形和圆形,建筑方式为平地起建,多带基槽或立柱,虽与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房址有相似之处,但与马家窑文化典型遗址东乡林家发现的房址却有明显区别,后者房屋平面多呈“吕”字形,建筑方式常见半地穴式或浅半地穴式。此外,刘家寨遗址还发现了石砌房屋,这在同时期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文化中是很难见到的。

四、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川西北高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地方特征明显,与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文化虽联系密切,但文化面貌有别、性质相异。虽然学界曾针对川西北高原仰韶时代晚期遗存提出过“箭山寨类型”“姜维城类型”“营盘山遗存”“营盘山文化”“哈休类型”等多种命名,但通过前文分析不难看出,这些被命名为不同类型的遗存实属大同小异,应该归入同一种考古学文化,更何况如此多的命名也不利于川西北高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如果我们对该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史稍作梳理,就不难发现姜维城遗址在所有的川西北高原典型遗址中最为特殊,最早进行考古调查[55],最早进行考古试掘[56],最早进行正式考古发掘[57]。因此,本着严格遵循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基本原则[58]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建议将川西北高原这类自身特征明显且分布范围明确的仰韶时代晚期遗存命名为“姜维城文化”。姜维城文化以大渡河上游的刘家寨、哈休和岷江流域的姜维城、营盘山为典型遗址,以退化的重唇小口尖底瓶、花边口沿罐、折肩盆、折腹盆、少量马家窑风格彩陶和自身独特风格的彩陶为代表,以狩猎采集经济为特色,年代与马家窑文化同时,距今5300～4800年。这一支考古学文化应该是庙底沟文化在川西北高原的延续和发展,虽受到了同时期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体仍属于仰韶文化系统。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四川金川刘家寨遗址考古报告”（项目编号18AKG002）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边疆考古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项目编号2022JZDZ024）的阶段性成果。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图旭刚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建为本文的插图制作和绘制提供了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林名均:《四川威州彩陶发现记》,《说文月刊》第四卷合刊本·考古类,1944年。

[2]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四川理县汶川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

[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见《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

[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波西遗址2002年的试掘》,见《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年。

[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白水寨和沙乌都遗址2006年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07年第6期。

[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理县箭山寨遗址2000年的调查》,见《成都考古发现》(2005),科学出版社,2007年。

[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4年增刊。

[8]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等:《四川马尔康县哈休遗址2006年的试掘》,见《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马尔康县孔龙村遗址调查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05),科学出版社,2007年。

[1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马尔康县白赊村遗址调查简报》,见《成都考古发现》(2005),科学出版社,2007年。

[11]a.江章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b.陈卫东、王天佑:《浅议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c.陈苇:《先秦时期的青藏高原东麓》第120～125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12]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金川县刘家寨遗址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3期;《四川金川县刘家寨遗址2012年发掘简报》,《考古》2022年第4期。

[13]这一认识最早是张忠培先生于2013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工作站观摩刘家寨遗址出土遗物时指出的。

[14]陈星灿主编:《中国出土彩陶全集》第5卷第v页,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21年。

[15]同[8]。

[16]同[7]。

[17]《先秦时期的青藏高原东麓》第120页。

[18]何锟宇、郑漫丽:《试论姜维城遗址史前文化遗存的分期、年代及文化属性》,见《南方民族考古》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

[19]同[3]。

[2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出版社,2018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21]同[3]。

[22]a.《先秦时期的青藏高原东麓》第105～110页。b.何锟宇:《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分期的再认识—兼论营盘山遗址的分期、年代与文化属性》,《四川文物》2011年第4期。

[23]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武都县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见《考古学集刊》第13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24]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第70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武山傅家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见《考古学集刊》第16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26]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宝鸡福临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108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27]同[23]。

[28]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固原博物馆:《隆德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见《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2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第506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30]同[23]。

[31]许永杰:《黄土高原仰韶晚期遗存的谱系》第187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3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海南州民族博物馆:《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5期。

[3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第50、51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34]张忠培、李伊萍:《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几个问题》,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35]丁见祥:《马家窑文化的分期、分布、来源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见《古代文明》第8卷,文物出版社,2010年。

[36]《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512页。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第26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38]同[25]。

[39]临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康乐县边家林新石器时代墓地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

[40]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41]a.李伊萍:《半山、马厂文化研究》,见《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b.李水城:《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第1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金川县刘家寨遗址2012年发掘简报》,《考古》2022年第4期。

[43]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1995年第5期。

[44]a.蒋成、陈剑:《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3期。b.陈剑:《波西、营盘山及沙乌都—浅析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演变的阶段性》,《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c.《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512～514页。

[45]同[3]。

[46]a.同[11]a。b.同[18]。

[47]同[11]b。

[48]同[35]。

[49]任瑞波、陈苇:《四川金川县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制陶工艺初识》,见《考古学集刊》第24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50]郎树德等:《试论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文物》1983年第11期。

[51]许永杰:《黄土高原仰韶晚期遗存的谱系》第205、206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52]a.崔剑锋等:《四川茂县新石器遗址陶器的成分分析及来源初探》,《文物》2011年第2期。b.洪玲玉等:《川西马家窑类型彩陶产源分析与探讨》,见《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53]a.任瑞波等:《川西彩陶产地来源新说检讨》,《四川文物》2013年第2期。b.向金辉:《川西马家窑文化彩陶来源再检视—以陶器化学成分分析为中心》,《四川文物》2018年第4期。

[54]何锟宇:《马尔康哈休遗址史前文化与生业—兼论岷江上游地区马家窑类型的生业方式》,《考古》2015年第5期。

[55]同[1]。

[56]同[2]。

[5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汶川县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11期。

[58]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作者：任瑞波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陈苇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考古》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