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江南经济活跃，涌现出了一个个市镇，经由发达的水路加以沟通。各个市镇之间的棉布、丝绸、茶叶等商品贸易，“往来无虚日”。后世常将晚明江南活跃的手工业经济，出现的雇佣关系，手工工场的生产分工等，视为资本主义萌芽。晚明时代的中国，真的在孕育资本主义萌芽吗？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从伦理的角度解读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韦伯在书中首先分析不同职业领域中人们的信仰。他发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在他看来，支配新教徒的，乃是资本主义精神。 对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界定为：“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掺在其中。”赚钱，在韦伯看来是一种“超越而又非理性的”欲望。这种欲望，在中国的官员、古代罗马贵族、现代农民身上都是共同的。 韦伯说道：“不管谁都会发现，一个那不勒斯的马车夫或船夫，以及他们亚洲国家的同行，还有南欧或亚洲国家的匠人，他们这些人对黄金的贪欲要比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来得强烈得多，也不讲道德得多。”而这种非理性的欲望，支配的是非理性的生活；大量地赚钱，无节制地花钱，便是韦伯所认为的前资本主义的表现。 但此种非理性的欲望，却被新教徒以理性的方式加以控制。这种理性的方式表现为勤俭、诚实、守信的人格，不断地赚钱却又过有节制的生活。这种对非理性欲望的克服，不可思议地来自禁欲主义的加尔文主义教。韦伯引用了1647年“威斯特敏斯特信纲”中所用的权威性说法来解释加尔文主义教的核心理念。 （一）原罪论。加尔文主义教认为，由于人堕入罪恶状态，人们完全丧失了达到善的意志的能力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灵魂得救。一个自然人，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或为这种善做任何准备；他与善背道而驰，而且将在罪孽中死去。 （二）因信称义论。既然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得到救赎，那么一切只能依赖于上帝来拯救。得救的真谛在于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凭借内心虔诚的信仰，使信徒和基督成为一体；由于这种神秘的结合，基督的救赎就在信徒身上生效。既然人人只凭自己的信仰即可得救，就无须中介，每个信徒都可以借圣灵的引导，直接从《圣经》领悟上帝的启示和真理。因信称义论与天主教所宣传的教会是人与上帝的中介针锋相对。 （三）预定论。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一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上帝以他那不可思议的圣谕规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并且永恒地规定了宇宙间最琐碎的细节：既然圣谕不可改变，那么得到上帝恩宠的人（上帝选民）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宠，而上帝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也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一恩宠。 （四）上帝的选民。由于人类只有一部分（上帝选民）能够得救，其余则被罚入地狱，而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则需要努力工作，以自己在现世的成就来彰显上帝的荣耀。通过物质财富上的成功，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宠儿，但这财富是从上帝而来，故而需要回报给上帝。这种回报的方式，就是努力赚钱、节俭生活；节约资本、继续赚钱，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开始发展。 韦伯所言的资本主义精神，简言之就是努力赚钱，节约花钱，这不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勤”和“俭”吗？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古代商人身上丝毫不见欠缺，中国古代商人最为珍视的品德就是勤与俭。 《醒世恒言》中记道：“饱衣暖食非容易，常把勤劳答上苍”“受用需从勤里得”。对于经商，古人还有谚语道：“生意要勤快，切勿懒惰，懒惰则百事废；用度要节俭，切勿奢华，奢华则钱财竭。”晋商在山多川少的艰苦自然条件下，陶冶了不畏艰险、勤俭吃苦的精神，被誉为“晋俗勤俭”。明清时代的徽商，足迹遍布全国，在江南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在几百年的经营中，徽商形成了勤俭持家的商业道德，如《新安名族志》中载：“持心不苟，俭约持家。” 中国古代商人还十分注重商业信誉，重视诚信，“诚实为本、信义为先”。《警世恒言》中《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德是个开酒店的小商人，他“平昔好善，极肯周济穷人的缓急。凡来吃酒的，偶尔身边银钱缺少，他也不十分计较。或有人多把与他，他便勾了自己价钱，余下的定然退还，分毫不肯苟取”，“一镇的人无不敬服，都称为刘长者”。 既然中国商人具备的商业精神与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无异，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从中国自身内部为何产生不了资本主义？ 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工商业的萌芽和发端所带来的变化，却是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持稳与守成方是农业社会的根本。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阶层中，商是被压制到最末端的地位的。如布罗代尔所言：“中国店铺和流动商贩数目繁多，生生不息，但是缺少了高级机件——商品交易会和证券交易所。个中原因或者是政府反对这些高层次的交易形式，或者初级市场的毛细血管式的流通对于中国来说已经足够了，不再需要动脉与静脉了。这些原因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的重大原因。” 黄仁宇则认为，朱元璋创建的明朝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它以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并以之为全国的标准，看起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以称心，政府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的组织与事业感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 而中国的商业阶层和政治权力之间是固定僵化的，商业阶层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科举考试这个门径投身于政治权力阶层，是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商业被视为末，科举被视为本，如明人所云：“治生当以末起家，以本守之。”杭州人张瀚是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其祖父从一架织机起家，成为有二十余架织机的手工工场主，发家致富，培养子孙，最终出了进士。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阶层的流动，并不是商人阶层直接向政治阶层流动，而是商人培养子弟，以科举为中介，再参与政治，在商与仕之间，并不存在直接流动。“在儒与贾的关系上，徽商更看重儒，业儒入仕是他们的终极关怀，因为儒可以光宗耀祖，贾则不能。”其实入仕之儒不单单可以光宗耀祖，更可以取得地方上的话语权，可以为财富获得保护。 除了对工商业的压制之外，中国社会中还缺乏对专制皇权的有效限制力量。在西欧历史上，宗教、部落、诸侯国、商业城市等各种力量的存在，使得国王的权力不是绝对的。“恺撒的归恺撒，基督的归基督”，西欧国王的世俗权力与宗教是分离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国王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去侵占私人的财产；“无代表，不纳税”，西欧各国等级会议在不同年代作用虽然不一，但在历史上却总是起着作用。 对此，布罗代尔言道：“资本主义的真正命运是在同社会中的各种等级制度的较量中决定的。一切发达的社会都容许几种等级存在，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几种阶梯，这些阶梯可供人民从楼底向上攀登。在一些社会环境中，政治等级制度能压倒其他等级制度，中国的明朝和清朝便是如此。”“和西方完全不同，中国的城市，既非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也没有中世纪的都市法，因为它并不是具有自己政治特权的政区。中国的城市缺乏西方城市所特有的政治力量：领事、参事会、拥有军事独立权的商人行会。”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如西方历史上那样，能对政治权力起制约作用的力量，私有产权从未真正得到保护。城市只是农村的延伸，以更好地服务于统治阶层而已；广袤的农村多数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区域，从中不可能成长出真正的资本力量，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只不过是低端、初级市场的表现。江南地区的巨富阶层，没有途径直接介入政治，反而被视为社会之末，只能培养子弟，通过科举进入政治，这就是经济服从于政治，社会依附于权力。 布罗代尔在他的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指出了优越的地理、气候对于地中海沿岸商业城邦形成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区域江南一带的特征就是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水路通达。土地肥沃，可以种植各类经济作物；水路交通便利，则方便将土地上的产出运出。在农业时代，借助这两个优势，江南地区沿水路出现了一些商业市镇，并在本区域内形成了相关的手工业及其他行业，这些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与地中海沿岸地区不同的是，中国一直是强势的北方农业文明占统治地位，作为江南一带初级市场表现的贸易和手工业，总是处于政治权力的控制与监督之下。“中国政府严格约束商人的办法有：控制其行会，管制贸易，对朝廷和政府所消费的大批商品和分配实行国家垄断，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有时政府甚至扩大到对盐和铁一类全民的必需品实行专卖。” 工商业落后，市场自由交换匮乏，政治上高度专制，再加上“中国缺乏一种形式上受到保证的法律与一种理性的管理与司法，存在着的俸禄体系和根植于中国人伦理中的，而为官员所抱持的态度，所以中国不可能产生如西方那样的理性企业资本主义。” 科举制度虽是阶层流动的一个（间接）渠道，但是这个渠道的流动，不是将社会中最具能力与智慧者引入到创造财富的商业中去，而是引导至消耗财富的仕途之中。从中国农业社会自身中，发端不出高级形态的工商业，相应地也就不能推动上层建筑的任何改变。于是，沉沦在农业社会的周期轮回、王朝更替之中。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于通过长期斗争，以法律限定了政治权力的专横。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建设，确立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明晰了产权。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产权清晰，稳定了信心，进一步带来了投资的增长、专业化的分工与市场的扩张，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要义。 “诺思悖论”则认为，国家需要足够强大，才能对产权进行有效的界定与保护，实施契约；可国家又不能太过强大，否则会滥用权力，侵犯公民财产和权利。“诺思悖论”在古代中国并不成立，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国家太过强大，社会太过弱小，所以也就从无保护产权、实施契约一说。 在苏嘉杭平原上，络绎不绝的航船上，腰缠百万的商贾们看着江南夜色，心中却是另一番感慨。纵使家财万贯，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万贯家财，只要被官府盯上，稍加打击，强取豪夺，一切富贵荣华，瞬息烟消云散。富豪们遂一掷千金，购置田地，修建庄园，在各类精致的奢侈品中消耗自己的金钱，至于资本的积累，投资的扩大，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则被忽视。于是，王朝轮回于更替之中，夜航船漂荡在江南之夜，农耕社会孕育不出资本主义，夜航船也进化不成蒸汽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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