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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品读》2022年第12期内容 三门前村的祖上出过宰相，刘沆一家一榜三举人、五代六进士。因此，三门前村遗传下来这样一种观念：教子读书。我家祖宗三代都是大字不识一个，但这种追求同样是渗透到骨子里的。 要识字读书，先要拜师，这就跟学手艺一样。拜师是一种仪式，但又不只是形式，而是一种尊重，一种虔诚。 过去学堂是私塾，拜师的仪式从发蒙开始。私塾开设在家庭、宗族或村子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发蒙的意思就是启发蒙昧，开拓眼界，也就是开始学习识字读书。 对于孩童来说，人生征途路漫漫，而发蒙识字，算得上是人生的起点、理想的初衷。 蒙学的教材，通常是三、百、千、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进而是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 在我6岁时，私塾已经没有了，但仪式仍然沿用。我也同其他适龄孩童一样，进行了发蒙仪式。仪式有丰有俭，有钱人家宴请宾客，摆上个十桌八桌也是有的，大多数人家却更注意仪式。 举行仪式的时间，选在春节刚过的那几天。我记得，出嫁不久的大姐和大姐夫来了，大姐还用手工给我缝了一件棉袄，做了一双棉鞋，我穿着感到特别暖和。 掌灯时分，父亲带着香烛、一碗斋饭和一块四指宽方正的猪肉（斋饭和猪肉上都贴了一张红纸，大约表示喜气吧），和我们一起去村里的大祠堂。 大祠堂一共三进，前有园地，后有花台，中有两个天井。中庭很大很开阔，有一座两人多高的石碑。仪式的香案，就摆在石碑前。父亲照例摆好祭品，主持的教书先生先是拉抻了我的衣服，领我行了跪拜之礼，然后先生坐到香案的左边，我则面对先生站着。先生先是倒过毛笔用笔头蘸上朱砂，在我的眉心上点了一个小红点。这一过程是很神圣的，叫作朱砂开蒙，寓意为从此读书识字，告别蒙昧。 然后，先生开始给我讲祖训，讲家族的荣耀。这些我都没有了记忆，但先生讲的刘沆先祖刻苦求学的故事，我却一直记在心中。他的刻苦与高车岭的庵堂有关。说是刘沆起初不太学好，懒于读书。这一点，我后来读宋史的刘沆传中找到根据：“及长，倜傥任气。举进士不中，自称'退士’，不复出，父力勉之。”因为未中进士，父亲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以后，送他去高车岭庵上读书。他父亲绑缚了被褥，把一块腊肉包裹在里头。到了入夏时节，他父亲去拆洗被褥时，发现腊肉还在被子里头裹着，说明他夜以继日，刻苦向学。 祖传下来，高车岭是“风水宝地”，刘沆在此发愤读书，才日后成名。这些无非都是传说，一千多年来，人们还是愿意以此激励子女苦读。没有人去推敲其真实性如何。腊肉为什么要包裹在被褥里？难道那几个月都是和衣而睡？故事就像头悬梁、锥刺股那样，是世世代代口口相传下来的箴言，不可亵渎。 先生训诫之后，便拿出《三字经》开始朱笔点书。点书，就是用毛笔蘸上朱砂在书本上点红，先生点一句，念一句，我也跟着先生念一句。我还记得当年点书的情景：先生用红笔一边在“人之初，性本善”旁边点上红点，一边大声朗诵，要我跟着大声念一遍；然后是“性相近，习相远”点一遍，朗诵一遍，我跟读一遍……先生要求能背诵，我也就狠命记住，背给先生听。 点书之后便是描红，就是学习握笔写字。先生讲了毛笔的来历，解释毛笔为什么叫作字管，接着就教我描红——用一种很稀薄的竹纸，压在田字格上临摹。写的是：上大人，孔夫子，化三千，七十士。笔画虽然简单，但初握笔，却是一种艰难的训练。先生握住我的手，教我五指握笔的方法，怎么蘸墨、怎么运笔。一笔一画写下来，简简单单12个字，足足用了半个时辰，我已是满头大汗，筋疲力尽。先生拍拍我的脑袋，说开笔良好，好运在前。 先生把我姐姐缝好的书包拿过来，把一本《三字经》、一本《幼学琼林》、一本临摹的本子和田字格一起装进去，另外还有一支毛笔、一只墨海。所谓墨海，就是一个椭圆形盒子，用一缕衫线浸饱墨汁置于其中，写毛笔字时蘸墨用的。那时没有圆珠笔、铅笔，也买不起钢笔，用毛笔就得带一个墨海。我上学后，天天带着它，墨水渗出来，洇到书包外，常常弄得满手满身，甚至弄成个大花脸。装书包的过程也是很神圣的，仿佛是先生把学童全家人的希望和期待都装进去一样。这样，发蒙仪式就算是结束了。 发蒙，是孩子读书的初始，也是人生的启航——开启智力，告别愚昧。发蒙作为一种仪式，有没有必要，可以讨论，但我觉得，人的智力是一种潜能，需要开发，而且需要趁早开发。 替我发蒙的先生是一位乡贤，清末的老秀才。先生见我还肯学习，家中又没有家务琐事缠绕，也很愿意花气力指导我的学习。有先生的督促，我对读书、学习的兴趣渐浓，每天必背《三字经》一类的通俗读物，逐渐养成“每事问”的习惯。村里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用的对联、祭文，不管懂不懂，我都喜欢看一眼、念一念、问一问。先生看我肯动脑筋，也乐于回答。发蒙以后，我就在这种乡土文化的熏陶中渐渐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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