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宁：论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问题|王国维|哲学

研究中国现代美学，首先要确定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此问题关系到其研究范围与对象，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的分期问题。目前学界对中国现代美学起点的界定歧义颇多，而且缺乏学理性标准，因而很有必要厘清。

一、关于中国现代美学起点问题的研究现状

1关于中国现代美学起点的几种观点

在中国现代美学起点问题上存在颇多歧义，主要来自立论依据和标准的不统一。 笔者与王建疆教授撰写的《中国美学的学科发生与学科认同》( 王建疆、杨宁： 《中国美学的学科发生与学科认同》，《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 )一文曾简单梳理了关于中国现代美学起点的8种观点，( 这8种观点分别是： 1.戊戌变法说； 2.五四时期李大钊说； 3.1911年辛亥革命说； 4.王国维说； 5.非王国维说； 6.蔡元培说； 7.梁启超说； 8.多家说。 详见王建疆、杨宁： 《中国美学的学科发生与学科认同》。 )除此之外，还有几种观点值得注意：

（1）“20世纪”说。该观点将1900年作为一个自然的时间起点，认为中国美学进入20世纪以后就自然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从现有资料看，尚未有学者专门论述为何20世纪是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但这一说法已经不自觉地被运用到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叙述中。例如邹华的《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 邹华：《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就已经运用了“20世纪”这一时间概念来划定中国现代美学。再如陈望衡的《20世纪中国美学的本体论问题》( 陈望衡： 《20世纪中国美学的本体论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张贤根的《20世纪的中国美学》( 张贤根： 《20世纪的中国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都是自觉地将20世纪时间段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自然起点。 同时，关于“百年中国美学”的学术讨论( 1998年4月20日到25日在贵州师范大学举行了“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会议直接将20世纪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时期，认为“百年来中华美学名家蜂起，学派纷呈，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断成为中国文化的热门话题”。详见封孝伦：《“百年中国美学学术讨论会”综述》，《文艺研究》1998年第4期。)以及美学史著作（如章启群的《百年中国美学史略》( 章启群： 《百年中国美学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的大量涌现，也似乎印证了“20世纪”说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2）“五四运动”说。有学者提出“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来划分，中国美学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近代，指的是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段时间。这期间的美学可称作中国近代美学”。( 孔凡娟： 《中国美学的历史综述——对美学研究的宏观问题的深层思考》，《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这实际上将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推迟到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 虽然这种观点并不典型，持有者甚少，但毕竟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历史事件为参照，值得关注。

（3）“多家”说。学界有关现代美学起源几种模式的观点共有10种，分别为：“王国维、蔡元培”说，( 参见刘志一： 《如何评价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学理论？ 》，《学术论坛》1982年第3期； 刘刚强： 《源同流异各尽其美——探讨王国维、蔡元培美学思想散记》，《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金大陆、黄志平： 《王国维、蔡元培与中国现代美学的缘起》，《中州学刊》1990年第2期。 )“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蔡元培”说，( 参见滕咸惠：《西方文化思想的输入与中国近代美学和文学理论》，《山东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国维、梁启超”说，( 参见周波： 《中国美学思想阐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页； 邢建昌： 《世纪之交中国美学的转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古风： 《重新审视美学学科与中国美学问题》，《江淮论坛》2018年第4期。 )“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说，( 参见张法： 《中国现代美学： 历程与模式》，《人文杂志》2004年第4期。 )“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说，( 参见张法： 《回望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三大家》，《文艺争鸣》2008年第1期。 )“王国维、鲁迅”说，( 参见谷鹏飞、段小芳： 《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与当代困境》，《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说，( 参见唐善林： 《论中国现代美学建构内蕴的多元性》，《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 )“康有为、严复、王国维”说，( 张青云： 《近代启蒙美学的理论建构与价值追求》，《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说，( 潇牧： 《中国现代美学的初启与西学——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早期思想比较及对当下美学研究的启示》，《中国艺术报》2010年9月17日。 )“王国维、蔡元培、鲁迅”说。 ( 吴中杰： 《开拓期的中国现代美学》，《学术月刊》1993年第6期。 )“多家”说较之“一家”说注意到了同一历史时期多位美学家共存的现实，有较多的合理性。 但是，确立多家的标准和逻辑起点却有各自的不同，因而也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考辨。

以上诸说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依据和标准不统一，问题更纷繁复杂，因而有必要对以上诸说进行辨析和整合，寻找对中国现代美学起点问题更为合理的解答。

2关于中国现代美学起点说的现实问题

以上的几种观点，代表了学界目前对于中国现代美学的认识。尽管有着重要的贡献，但现有观点在中国现代美学起点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不足，有以下几点需要指出：

（1）就时代不清的问题而言，李泽厚、刘纲纪曾将戊戌变法到“文革”前后的中国美学称为“近现代形态的美学”，(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 《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这一提法较为笼统，使读者难以把握中国现代美学确切的起点。 除此之外，叶朗以1919年为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聂振斌则以1949年为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中间隔了30年，而这30年恰恰是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文艺和美学最为繁荣的一个时代。 以上三种不同的划分方式，涉及诸多历史阶段，涵盖了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初50年内所出现的诸多美学家和大量的美学思想、美学成果。 这一混乱现象恰恰说明，简单套用中国通史的写作模式来确定中国现代美学起点的做法，往往显得有些大而不当。 关于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究竟属于现代还是近代的分歧，也使得中国美学的研究一开始就面对时代不清的困难，很难深入下去、整体推进。

（2）就标准不一的问题而言，历史阶段划分的颇多分歧源于界定标准不一。一般在梳理一门学科的历史演变时，标志性的人物、历史事件、相关成果均有可能作为该学科史的阶段性起点，但美学学科是否能以人物或事件乃至著作作为划分依据，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就王国维说而言，王国维一生跨越半个世纪，如果将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那么究竟是以哪个时段为标志呢？同样，梁启超说、蔡元培说也遇到相同问题。如果单以人物为标准，很容易导致历史人物凸显而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史阶段特征模糊的状况。同理，事件说也有其不可靠之处，如辛亥革命说。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趋势已不可逆转。从1904年王国维用西方的美学原理评论《红楼梦》开始，到蔡元培的美育观点和鲁迅的启蒙性美学思想浮出水面，社会审美意识已逐步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中国现代美学已悄然登场，而这一时间远较1911年的武昌起义为早。所以，说中国现代美学起始于辛亥革命就比较笼统，而局限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事件则更经不起推敲，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几年，中国现代美学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作就已出现。因此，单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来界定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具有明显的缺陷。

（3）就看问题的方法论而言，关于中国现代美学起点的诸种观点，在方法论上也都表现出一些不足。第一，偏重点和线的关注，较为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如把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定位在某个人物或事件上，而对其他人物或事件有所忽视，尤其是不顾及历史时期的做法可能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流弊。第二，往往只做静态的观察，缺乏动态的考量。只注意到美学人物、美学成果、美学事件的出现，而未看到其出现前的酝酿期，及其出现后的影响和延展。如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的美学思想产生在辛亥革命前，但其影响一直延伸到“五四”时期之后，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而美学史家以近代和现代的不同对此做了截然的划分，使得其间的事实联系有被割断的危险。第三，偏重思想标志而相对忽略学科特点。“戊戌变法”说、“五四”说都仅仅强调了思想性的方面，而对美学学科的内在规定性未曾着意。

（4）就思维方式和写作范式而言，在确定中国现代美学起点问题上所存在的标准不一和方法局限的背后，却有着相同的思维方式和史学范式。相同的思维方式表现在，侧重以革命性质和革命领导权的转变或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中国美学史，如李泽厚、刘纲纪、聂振斌诸家的说法；或以意识形态性质、世界观性质划分中国美学阶段，如叶朗的观点。相同的史学范式表现在，均遵循中国通史的阶段范式。尽管在古代、近代、现代的分期上，诸如李泽厚、刘纲纪、叶朗和聂振斌各不相同，但都依照中国通史的古代、近代、现代范式来写作，而未考虑一个新型学科的诞生是否需要套用现成的中国通史模式。聂振斌虽反对用中国通史的阶段划分来套中国美学史，主张学科性原则，但他还是提出并使用了自己独创的另一种近代史划分。

相同的思维方式和史学范式，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都有其合理性，但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对美学学科的特殊性有所忽略、遮蔽。而美学学科特殊性的被削弱，就直接导致了近年来国内外中国美学的怀疑论者不断质疑“美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美学”这一问题。这与中国美学学科的特点不凸显，以及基于不统一的标准对中国现代美学起点问题的判断，不无关系。

二、界定中国现代美学起点的依据和标准

1.造成中国现代美学起点界定不一的原因

诸种关于中国现代美学起点说所存在的现实不足问题，原因来自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1）主观原因：美学史家对美学史写作的关键问题认识不到位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现代和现代性的理解存在分歧，尤其是对现代性的复杂性、包容性认识不足，从而影响到对近代和现代的划分。现代美学是在现代发生的具有现代性的美学。这种现代性是针对以往时代的传统性而言的，包含着不同民族、阶级、阶层的进步性。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被绝大多数民众和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就是中国的现代性思想。这种思想不只“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有，而且早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蔡元培、王国维、鲁迅等人也有。他们的美学思想之所以都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就在于其充分的现代性。因此，单纯以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差异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和近代美学的分野，这种观点在对中国现代美学之现代性的理解上存在不足。第二，美学史家偏重思想性的方面，忽视了美学学科的内在规定性。叶朗以李大钊文章的唯物史观来划分近代美学和现代美学，聂振斌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同来划分近代和现代。李泽厚、刘纲纪的划分标准虽看上去不那么明确，但实际上都表现出对政治事件、社会发展性质、意识形态归属的片面倚重，从而导致他们主要在政治思想范围内做美学史文章。就连强调学科性的聂振斌也曾说：“称之为'现代’的理由，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革命领导权的转移。”( 聂振斌： 《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第三，与上述第二点相关，美学史家的学科意识不强。 比如以审美风俗的变化确定学科的发生，把政治思想与美学思想混同，把文艺理论与美学理论合一，等等。

（2）客观原因：中国古代美学向现代转型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现代美学本身的体系性特征不明显，多引进移植，原创不够；美学与文论之间的学科边界不清，学科尚不成熟。被称为“第一个为中国现代美学大张旗鼓的人”的蔡元培，于1923年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认为“'五十年来的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 蔡元培：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高平叔编： 《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1页。 )早在1901年，蔡元培在《哲学总论》一文中已译介了“审美学”“美育”，因此，蔡元培是在美学的哲学归属下否定现代中国的哲学和美学的； 尽管有失偏颇，但中国现代美学的不成熟和不具系统识别性等特点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不成熟、不具系统识别性，必然会影响到美学史研究者的判断。 第二，中国现代美学背负着沉重的社会历史包袱，因而民族前途、革命、救亡、教育等问题成了每个进步的美学家思想的核心关怀。 蔡元培以教育振兴国家的美育思想，鲁迅以文学和美学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王国维以“美术”疗救国民精神的思想等，均是这一忧国忧民思想的表现。 处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无法与现实绝缘，相反，美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甚至是为意识形态着色，这无疑增加了中国现代美学起点问题研究上的辨析和识别难度。

2.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诞生语境和界定标准

（1）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诞生语境

现代中国学术体制的建立是伴随着西学对传统中学的冲击而发生的。左玉河在系统考察了中国现代四部之学分化的过程时指出：“晚清时期，四部之学知识系统在西学东渐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解体与分化，逐渐被西方以近代学科为类分标准建构起来之新知识系统所替代。”( 左玉河：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体统之创建》，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333页。 )应值得注意的是，经学学科体系分解过程背后是传统学术权势转移的过程。 “自从西洋分类传入我国后，往日不成问题的经部，因诸家主张的不同，也成了问题，有应拆开及不应拆开两派，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 昌彼得、潘美月： 《中国目录学》，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 )在西学传入之前，国人并未有明确的四部之学意识，只有当西方学科体制入侵之后，国人才会有反观、审视四部之学的意识，四部之学才成为中国传统学科划分的一种具有标识性的模式。

不仅如此，这一变化过程并非西方学科体系强势灌输的结果，相反，是中国学人主动接受的自觉性过程。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开始将西学典籍纳入中国四部分类体系，到梁启超《西学书目表》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正规的新型分类体系和较为完整的西学知识系统，再到杜威十进分类法由顾实翻译日文之《图书馆小识》而被介绍到中国来，之后由孙毓修先生系统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孙毓修所介绍的杜威十进分类法的目次中（孙毓修： 《图书馆》，《教育杂志》，第10、11期），将哲学部分为哲学类、形而上学类、形而上学的理论类、心身论等。 这事实上已经为美学理论的形成，尤其是现代美学美感生成的两个维度——认识论和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西方的学术分类体制渐渐渗透到中国学术中，这是一个主动接受的过程。 这一过程伴随着国人对于新学科体制的强烈诉求。 一方面儒学自宋明理学以来建立的一套天理世界观难以解决个体自由与解脱问题，当理学成为一种绝对意识形态之后，反理学成为清代儒学的特点之一。 但反理学的问题在于难以跳出理学的框架而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自相矛盾，于是西方的新学科体系的引入暗合了反理学的思想潮流，成为中国学人跳出传统学科框架的参照前提。 另一方面，正如王国维所说： “论西洋之学术……至明末而数学与历学与基督教俱入中国，遂为国家所采用。 然此等学术皆形下之学，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也。 ……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 ”( 王国维： 《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年版，第36—37页。 )西方细致的学科门类和体系性的学科层次，是对中国传统形而上的义理之学的补充。 中国传统学术并非没有精细的部分，但真正缺乏的是从抽象层面对学科研究进行概括，于是王国维提出“故我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 ( 王国维： 《论新学语之输入》，见同上书，第40—41页。 )可见，这一接受过程同时也伴随着如何将四部之学纳入新知识分类框架中的问题。

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古代学术话语与西方学术体制形成了一个对峙的格局。传统经学的权威性地位开始下降，曾经高高在上的诸如“理”“道”“仁”等经学范畴开始崩塌，几千年建构起来的整个儒家文化的价值秩序开始被颠覆。早在孙毓修提出典籍的十进位分类之前三年，王国维就已提出废除经学科并设置美学学科，并且“他在自己设想的文学学科下属五科中，每科都有哲学概论，置于科目之首。而且除了史学学科科目，每一学科下面都有美学科目”。( 王建疆、杨宁： 《中国美学的学科发生与学科认同》。 )虽然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但这意味着在王国维那里，美学学科自觉意识已经开始呈现，可见中国美学的学科话语是在与传统经学的对峙和批判中建构起来的，中国美学学科的现代话语与传统经学建构起来的天理世界观呈现出相反相成的关系。

传统经学的分解直接引发的是价值秩序的危机。儒学演变过程中，天理世界观的不断被阐释和重构，一直是对于相对应历史时期的价值信仰衰落与礼乐制度形式化焦虑的一种回应。西方学科体制对中学的冲击，动摇了经学的统治地位，从而动摇了整个儒家以天道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为价值信仰的衰落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方案。因而，重建新的价值秩序和审美理想成了学人新的理论诉求。现代学科体制一方面成为新的理论框架建构的依据，另一方面成为反传统经学启蒙新思想的有力武器。于是，天理世界观中天道所具有的高、刚、显的特点被消解；相应地，人德从较为隐性中被提升出来，人的性情、情感体验被凸显出来，成为非常重要的思想维度。从外在方面看，社会功利性指向成为道德主体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任何思想文化的体系性建构也必须尝试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从内在方面看，个体伦理道德体系的建构也必须以个体内在的情感体验为基准，以此摒弃理、道、仁等外在的思想范畴标准。而中国美学学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渐次展开的。

（2）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界定标准

可见，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相伴随的，是作为现代学科的美学学科体系的建立。那么，界定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在肯定历史时期的基础性制约作用外，还应遵循学科性与思想性相结合的原则，尤其是要重视学科特点。这一方面是由中国现代美学的诞生语境决定的。另一方面在于学科的标准具有当下确定的特点，即以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来确定该学科的成立。在学科标准下，相关思想才能得到有效、系统的整合。

学科的标准包括：学科名称的提出、学科创建人的出现、学科范畴群的形成、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确立、学术研究的开展、学术成果的发表。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学科范畴群的形成和学术成果的出现。中国美学作为研究对象需要其自身的范畴和相关成果，其理由有二：第一，学科名称可通过翻译引进，而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具有学术内涵的范畴群则是一系列具体研究的结果。事实上，“美学”这一名称早在明末清初就有传教士使用，( 黄兴涛： 《明末清初传教士对西方美学观念的早期传播》，《文史知识》2008年第2期。 )但仅用于赞美天主的神恩，未与中国美学的范畴相联系，不能成为中国美学学科建立的标志。 更重要的是，中西方审美形态有诸多不同，如西方有“悲剧”“喜剧”“崇高”等，而中国有“意境”“气韵”“神妙”等，因此，中国美学不能无视中华民族的审美形态而直接翻译和引进西方的范畴，甚至以之代替中国的审美范畴。 王国维的“境界说”“古雅说”“生气说”“内美说”“宏壮说”“出入说”“隔与不隔说”等，之所以被尊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性学说，就因为它们均源自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 第二，学科理论、方法及相关学术研究最终都要体现在学术成果中。 如果没有学术成果出现，仅停留于名词的翻译和传播，或仅有建立美学和美育的口号，美学学科的建立就还是一句空话。

因此，确立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首先主要看有无新的中国美学学科范畴群出现，其次还要看有无关于中国美学的学术研究成果。基于这一学科标准，中国现代美学起点问题上的梁启超说、蔡元培说难以成立。不可否认,梁启超的早期文艺思想，尤其是其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思想，正好出现在辛亥革命的酝酿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文艺思想，比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的文艺思想都早。但梁启超的这些思想相对比较重视文艺的功利主义思想（如“群治”），而很少谈美学学科，也缺乏美学学科意识。在1920年之前，梁启超没有像王国维、蔡元培那样提出过美学意义上的命题和范畴，也没有对“美学”进行过译介。而梁启超文学革命的观点是一种政治功利的文学观，而非具有学科意义的美学理论。同样，尽管蔡元培早在1901年的《哲学总论》中就已解释了“审美学”“美育”等概念，并被认为是第一个为美学和美育呐喊的人，但其解释主要来自翻译，其呼吁尚未付诸研究，也未能据此形成新的范畴群以及美学方面的专论。因此，不能将梁启超、蔡元培视为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

思想的标准则可以说是创新性的标准，表现为显隐、逆顺的不同形式，与当下的思潮、思想有或隐或显的联系，或是区别乃至抵牾。但从学科意义上说，新兴学科更注重学术上的新。如被尊称为“美学之父”的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提出“Aesthetik”，就主要标志着“美学”作为学科的诞生，而非新思想的诞生，因为有关审美的思想早已形成，并非自鲍姆嘉通始。可以说，鲍姆嘉通的主要贡献是在美学学科上的创新，而非在美学思想上的创新。在中国，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舶来的学科，在其被引进并生根发芽之后，丰厚的中国美学思想不再是散见于文、史、哲中的思想碎片，而有了相应的学科归属。学科的标志应既是学科的建立或引进，又是思想的建立和创新。因此，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不应忽略学科的起点，这是我们考量中国现代美学起点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对中国现代美学起点的界定在思想性与学科性有机结合方面尚有不足，如简单套用中国通史的写法，以通史的历史起讫点为中国现代美学的起讫点，以通史的规则替代专门史的规则。这些标准因不符合现代学术注重学科建设的基本规范，给这一问题造成了混乱。而按照学科性与思想性相统一、注重学科特点和规律的标准，有必要对关于中国现代美学起点的一系列问题重新思考。

三、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建立的标志及特点

1.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建立的标志

（1）学术成果标志

确立中国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著作的出版及论文的发表。从1904到1912年，中国出版和发表了包括王国维、张之洞、严复、李叔同、蔡元培、鲁迅等在内的学者有关美学的著作和论文60余种，其中较有影响的如表1：

从时间上看，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最早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和文章，基本集中在辛亥革命时期。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美学成果为后来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

（2）学科术语标志

在西方，美学学科的诞生是以1735年鲍姆嘉通的博士论文《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为标志。“Aesthetics”一词的出现标志着美学正式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此前和此后的美学思想都被规范性地纳入这一学科。同样，中国现代美学的诞生也应以其学科术语的诞生为标志。

并非在词语中出现了“美”就一定和美学的学科概念有关，而是首先要赋予美学这一概念以确定的内涵和外延。“美学”术语在中国的引进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早期的“美学”译名并未体现鲜明的学科性特征。从明末清初传教士使用“美学”一词，到1902年王国维翻译《哲学小辞典》将美学解释为“美学者，论事物之美之原理也”，可以说是“美学”概念日渐清晰、规范的过程。只有到了王国维所译《哲学小辞典》那里，美学概念才开始有了学科的意义，呈现出了学科术语的特征。

（3）学科范畴标志

美学范畴是美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节点，关系到对美学学科整体结构、特征和规律的宏观认识。任何民族的审美活动在呈现为相对稳定的形态后，还须经过概念化和范畴化，才能提升为美学思想。因此，审美范畴的出现意味着美学学科的体系建构开始具有了可能性。

要成为美学范畴，相关概念就不能只是被偶然地借用到美学中，而应相当稳定地存在于美学表述中，其内涵应有意识、明确地反映人类审美活动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并能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此外，各审美范畴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间存在系统关联。王国维著作中所出现的诸多审美范畴，如“悲剧”“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大境”“小境”“造境”“写境”“隔与不隔”“生气”“高致”“内美”“古雅”“眩惑”等，在理念、方法、形式上均有某种内在联系，具有“群”的系统性，涉及创造与欣赏论、审美价值论、审美形态论、审美胸怀论等多方面内容，不再是翻译、借用的所谓“日源新语”中的“美学词汇”。( 彭修银、李娟： 《日源新语对王国维美学话语转换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 )这一学科范畴群既体现出美学概念之间联系的静态结构，又展示出审美意识的动态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国维的美学范畴群的出现，是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开始成形的标志。

（4）学术思想标志

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是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指出，“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也”。( 王国维： 《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40—41页。 )次年，王国维在《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中展开了他对孔子学说的质疑和批判。 鲁迅也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别求新声于异邦”。 这里所谓的“新名”“新声”，即新的范畴和新的思想。 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形成了现代性学术思想。 中国美学的创新性就体现在这种思想的现代性上。 王国维美学思想中因西方现代学术观念与传统中国诗文评论相结合而产生的诸多美学范畴，率先在学术思想上体现了明显的现代性特征； 随后，蔡元培、鲁迅等人的美学思想也呈现出强烈的现代性甚至革命性特征，从而为中国现代美学进行了思想的着装。

（5）学科人物标志

只有出现一批关注和研究美学的学者，美学学科才能建立并发展。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期，许多美学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如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等，他们的探索和创新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模式和走向。

综上，以上五大标志决定了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中国现代美学开创期的历史时间定位：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的历史时期，即从1904年王国维发表首部美学论著《红楼梦评论》到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的8年间。

需要说明的是，辛亥革命毕竟不是一个美学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且长达18年，横跨19和20世纪，而对中国现代美学有开创意义的多位美学家还存在于晚清时期、20世纪前半期，历经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等。那么，为什么不以这些时段而专以辛亥革命后半段来界定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其原因在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发生期恰好就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后半段，而其他划分不是太笼统而不合铆（如晚清、20世纪前半期），就是与美学无关（如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专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后半段来界定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就在于这个时段对中国现代美学而言具有其他历史事件无法代替的根本性作用。

2.初创期中国现代美学的特点

（1）引进生成，缺乏原创，学科边界不清，学科尚不成熟

首先，引进移植，缺乏原创。由于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思想和方法来源于西方美学，许多重要的美学家和美学论著都可以从西方美学的某些流派和思想家的思想中找到其根源或“血统”。虽然许多中国美学家并非生硬地照搬西方美学，而是以西释中，借用西方思想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新的阐释，但在理论、方法、学科体系上，中国现代美学仍缺少原创性。

其次，文艺评论与美学理论之间的界限不清。许多美学家的思想往往渗透在书信、发言稿、杂文中（如蔡元培、鲁迅），或以作品评点、赏析的方式分散在各种著作中（如王国维《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这使得文艺评论与美学理论的边界不清。许多文艺评论渗透着美学思想，但不能算是美学理论，例如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就很难说是美学学科意义上的美学理论。

再次，学科尚不成熟。中国现代美学以西方美学为理论依托，缺乏系统的独创性理论支持，理论的抽象和概括不够，美学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理论框架不够严密。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美学作为一个学科还不够成熟。但就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一样，从西方引进移植的美学学科之完全中国化也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

（2）现代性色彩浓厚

中国现代美学的现代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西方的美学理论阐释中国的文艺作品和审美意识，表现出知识体系的更新换代和话语体系的革故鼎新，如王国维美学的诸多范畴；二是具有强烈的变革现实、改造国民性的意识，如鲁迅的美学；三是把审美教育纳入改造社会和人性、人生的治国方略中，如蔡元培的美学。这种现代性倾向使得美学这一舶来品自进入中国伊始就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美学的面貌，从而开启了中国美学新的历史。

（3）人生与革命两大主题内联并存

中国现代美学初创期，不同的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美学观点，有保守的，有激进的；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但受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共同表现出了反对封建思想的进步倾向。蔡元培、鲁迅如此，王国维亦如此。这既与中国现代美学一开始就处在辛亥革命酝酿期，清王朝统治犹存而革命思想正在发展、革命势力正在积蓄有关，又与美学学科与意识形态的若即若离，或蔡元培所说的美育“为超轶政治之教育”有关。这一时期的美学又被后人概括为人生美学和启蒙美学。但因“人生”的巨大外延而具有了各种意识形态多元并存的特点，可以容纳不革命、非革命、革命等多种意识形态，因此，直到“五四”文学革命沸沸扬扬时，美学的意识形态之争仍未浮出水面。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的意识形态对立被其人生美学所具有的多元性稀释了。

这种多元性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在美学思想中往往是人生意味突出而革命意味淡化。事实上，中国现代美学并未表现出像中国现代文学那样强烈的革命性。相反，在王国维那里，革命性消弭在所谓人生境界审美、命运关怀审美的诗文评论中。即使是民主革命家蔡元培主张国民教育的美学思想，也没有突出的革命斗争倾向。出现这种多元性特点的原因有二：一方面，与文学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不同，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从国外引进，其学科性优先于意识形态性。因此，中国现代美学的诞生并未像中国现代文学那样与激烈的革命斗争相伴，而是独立、平静、自然地展开。另一方面，人生问题与革命又并未绝缘，相反，有时还有着内在的联系。革命可以成为人生的目标，人生问题也可以成为革命的起因，人生的困苦有时要靠革命来解决。美学思想家既可低调地专注于人生审美问题研究（如王国维），又可高调地通过“摩罗诗力”这样的反叛来试图改造社会、变革现实（如鲁迅），甚至还可以直接地融入革命的洪流中（如张竞生等人）。但不革命的、非革命的美学不等于不进步的美学，更不能被斥为反动的美学，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美学开创期人生与革命内联并存的显著特点。这种人生与革命的内联并存一直影响到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

（4）学科性与思想性并不完全统一

在此期间的美学家在提出美学、美育概念时一般都持有明确的美学思想。如王国维研究《红楼梦》，是为了揭示“《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并提出文艺的任务是“示生活之欲的苦痛”，“又示其解脱之道”，体现了以审美解脱人生苦痛为主旨的人生美学的思想。蔡元培提出美育概念时，将其界定为“情感之运用”，体现了运用美学以改造社会的思想。两者都体现了学科性与思想性并存的特点。而同时期的梁启超、鲁迅等人在表达强烈的、具有启蒙性质的文艺思想时，并未涉及美学、美育等学科范畴、学科术语，从而表现出学科性与思想性的背离或不统一，这种情况就导致谁是现代美学“第一人”的难题。

（5）与社会革命之间呈现出隐显、顺逆的复杂关系

一般说来，美学家与革命的关系并不直接。除了张竞生外，少有美学家投身革命。但不能因此就说这一时期的美学家与社会革命毫无关系。事实上，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借专事破坏的魔鬼形象所表达的变革社会的启蒙美学思想，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行为有“神似”之处。蔡元培的《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通过美育来提升国民境界的思想，也与辛亥革命关于复兴中华的口号具有约略相通的顺遂关系，可被视为辛亥革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王国维的美学关注人生苦痛的解脱，他在谈及消除国民吸食鸦片的劣行时，强调通过宗教和美学疗救“国民之精神上之疾病”，( 王国维： 《去毒篇》，《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23页。 )这与“三民主义”关怀民生的诉求一致。 而王国维1927年的“殉清”，逆历史潮流而动，却无疑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

四、结语

尽管中国现代美学发生期处在封建皇权与革命力量并存的新旧交替阶段，而美学学科的内在规定性使中国现代美学与辛亥革命运动未能发生像“五四”运动期间革命与文学那么直接的、明显的现实联系，但中国现代美学在时间上发生于辛亥革命的后半段，无论在美学学科的设置还是美学思想的现代性上都与其密切相关。王国维、蔡元培、鲁迅三人分别从人生美学、美育美学、启蒙美学三个方面形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模式和主要内容，并影响甚至规定着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发展的方向。人生美学的研究如今成为美学研究的热点；( 参见王元骧、王建疆、金雅： 《人生论美学初探（专题讨论）》，《学术月刊》2010年第4期。 )美育则得到来自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的大力提倡,蔡元培所提倡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在一个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度所进行的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中，其影响正与日俱增； 自觉抵制拜金主义、感官享乐主义的美学批判，也延续了鲁迅“掊物质而张灵明”启蒙美学的思想。 因此，中国现代美学与辛亥革命之间在思想上、精神上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证明中国现代美学与辛亥革命之间存在无法解开的历史纽结。 而且，这一时期的民主革命弃旧图新、解放思想、关爱民生的特点，使得中国现代美学具有了广阔的历史空间和思想空间。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来源：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