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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生于一九一七年农历十月初三。在杨氏家族幸存的三弟兄中，父亲排行老二。是祖母一人历经千辛万苦，将我父亲们三弟兄抚养成人。父亲从小在家放牛做农活。直到十一岁时，祖母经人指点，考虑杨家祖身几代没有一个识字的人，每逢过年写春联，不仅要出钱请人帮忙写，而且还时常担心别人家错贴对联、倒贴对联的尴尬事情在杨家发生，才允许父亲到当时的私熟学堂里，断断续续地读了十六个月的冬书（农忙时在家做农活，冬闲时上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二十二岁的父亲，在郭清明同志（又名郭金彪，时任徐店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抗战中牺牲）的影响下，离开妻儿老小，于一九三九年五月，毅然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参加当时共产党所领导的地方抗日组织，即抗日十人团。同年由郭清明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地方党组织小组长、支部干事等职，从事地方的抗日宣传活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由京山县委介绍，父亲到八字门豫鄂边区党校学习。一九四○年三月，父亲从豫鄂边区党校学习结业后，受党组织安排回到徐店乡担任分区委组织委员。在此期间，父亲通过民众选举方式，改选国民党地方政权，建立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的地方政权组织。从一九四○年七月起到一九四二年九月，父亲在本土家乡继续从事党的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徐店乡区委副书记、书记等职务，统一领导石板河、徐店、涂罗三个乡党的工作。父亲工作的这段期间，徐店乡区党委的根据地范围越来越大，由最初的三个基层党组织（严家冲、孙家冲、毛家坡三个党支部），迅速发展到13个党支部。与此同时，党的政权组织也由弱变强，不仅组成了一个区中队和6个保的游击小组，而且还拥有100多人的地方武装力量。这些地方武装力量的建立，为配合共产党正规部队开展对敌作战，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地方伪政权武装的干扰与破坏，作出过重大贡献。其中一九四一年秋，为了加强宋（河）应（城）公路两侧的武装斗争，中共京山县委决定成立宋应剿匪指挥部，同时设立宋应工委。九月至十一月期间，父亲担任宋应工委副书记，在徐店、涂场、马店和张家茶棚一带，领导地方军事武装工作，与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一九四二年九月，上级党组织决定调父亲到中共京北县委机关组织部工作。从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三年三月，父亲在京北县委组织部工作的五个月时间里，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京北县委所辖的五个区委，开展基层调查和检查指导工作，写出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汇报材料，为上级组织部门监督考察和培养启用干部，起到了很好的参谋作用。一九四三年四月，根据组织的安排，父亲受命于危难之时，离开京北县委组织部，担任高台乡区委书记职务。当时，高台乡是一个群众基础差，工作难度大，全县工作最为落后的一个乡区。对于高台乡的基本情况和工作难度，父亲曾在京北县委组织部工作时，就早有所闻。父亲在高台乡工作期间，正是国民党蒋介石第三次反共高潮时期。当时，国民党军队组织一万多人进攻豫鄂边区。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为了保存实力，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组织主力部队奉命进行战略转移，地方只留下少数乡区政武装力量与敌周旋，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由于高台乡当时情况较为复杂，加上地方武装力量大多数也是从敌伪政权时期收降过来的人员，政治觉悟差，立场也不坚定，更经受不住艰苦斗争的考验。最终，一个区中队的武装人员，全部拖枪叛变投敌。在四姑泉一位农家妇人的好心帮助下，父亲身负重伤后冲出重围，才得以生存。一九四三年十月，父亲在高台乡负伤后尚未痊愈，党组织又决定调他到襄河地委组织部工作。当时襄河地委组织部长李守宽同志，安排父亲来到钟祥县糯合中心乡开展工作，调查了解每个基层支部书记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同时对一户贫农、中农和富农三种不同成份的党员干部的思想情况和工作状况进行分析，并且每七天要写出一次书面调查报告。在糯合中心乡工作的日子里，父亲还深入到郭庙乡、水湖乡等地，通过实地调查了解，掌握和总结了平原与湖区人民，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许多经验。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根据组织的安排，父亲离开襄河地委组织部，来到京（山）钟（祥）县郭庙乡担任区委书记职务。一九四四年五月至一九四五年四月期间，是抗日战争处于最为艰难的日子。父亲又被组织安排调往京（山）钟（祥）县六合乡担任区委书记、乡长职务，并兼任区中队政治指导员。由于该地区是我方的外围地区，距敌很近，环境恶劣，根据敌情发生的变化，每天随时都有可能同日、伪、顽三方面的敌人发生战斗。有时一天之内要组织好几次转移，才能摆脱敌人的围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之下，父亲所领导的区委和乡政府工作，由原先六合乡一个政权组织，迅速发展和扩大到了四个乡的政权组织。为此京钟县委决定，将扩大后的四个乡政权组织进行合编，成立了六合中心区委，同时将京（山）钟（祥）县委机关和襄河地委机关驻地，迁移至六合中心乡所在地，并任命父亲为合编之后的六合中心区委书记、中心乡长兼区中队政治指导员，集党、政、军领导职务于一身。一九四五年五月，受组织的派遣，父亲与京钟县几个农民党代表一起，从六合中心乡出发，步行几百里路程，途中多次穿越敌人据点的封锁，风尘仆仆，艰难险阻地来到大悟县，参加豫鄂边区党校学习，学习时间历时两个月。一九四五年八月，父亲从大悟边区党校学习结束之后，仍然回到京（山）钟（祥）县六合中心乡，继续担任原来职务。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父亲在六合中心乡工作的这段期间，正是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于一九四五年底，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期。一九四六年春，蒋介石以30万大军逼近中原，加上地方土顽也协助国民党正规军，在我各个根据地范围内，不断制造事端，妄图对我中原军区部队发动突然进攻找到借口。为了避免内战，保存实力，争取主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从一九四六年初开始，襄河地委的领导同志，大部分已实行了战略转移和隐藏转移。与此同时，江汉区党委指示，成立由谢威（时任京钟县委书记，解放后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李蔺田等人组成的中共京（山）钟（祥）中心县委，并以襄河地委和行署的名义进行活动，统一领导京（山）钟（祥）县、京北县和天（门）京（山）潜（江）县的工作。由于战争环境不断恶化，加上形势的需要，不久，襄河地委的领导同志和京钟县党政军领导同志史维汉、彭刚、李金锡、杨筱震、徐德等人，遵照上级的指示，也相继分批实行了战略转移或隐藏转移。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第五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从湖北大悟县的宣化店，开始实行分路突围，拉开了震惊中外“中原突围”的序幕（“中原突围”历史上也称之为“五师突围”）。一九四六年六月底，江汉区党委又电示中共京钟中心县委领导人谢威等人化装转移。谢威等人奉命化装转移离开南山时，在六合中心乡所辖的水峡口地方召开紧急会议，着手安排和部署京钟县委领导干部的转移、隐蔽和坚持敌后斗争等工作。谢威等人在父亲的精心组织和妥善安排下，顺利化装转移至武汉之后，地方党组织又承担了负责收容掉队干部、安排干部突围和伤病员隐蔽工作的全部重担（后来谢老在他的多篇回忆录中对此作过详细的叙述）。当时，父亲奉组织之命，被安排留在地方坚持武装斗争。根据上级指示和军事斗争的需要，父亲在六合中心乡一带，继续领导和坚持全区范围内的对敌斗争，一方面配合县、区两级武装力量的逐级递升要求，做好扩充主力部队的整编工作；另一方面进行区乡干部的必要调整，以保证能做到万无一失的掩护上级领导干部实行战略转移和安置隐蔽伤员工作。在此期间，仅父亲领导的六合中心区委和中心乡，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就迅速扩充了三个连的兵力和一个区中队，先后编入正规主力部队，离开本土家乡，开赴解放战争的前线。“中原突围”之后，地方环境更加恶化，整个中原大地，完全沦陷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之下，到处白色恐怖。即便在这样艰苦环境的斗争之中，父亲与其它领导同志一起，仍然坚持在京（山）钟（祥）县一带大山深处，不失时机地开展地方游击战，领导和坚持对敌斗争。一九四六年八月上旬，中共江汉区党委和江汉支队奉命向鄂西转移，途经京钟县南山时，将仍然留在京钟县南山和京北县委坚持武装斗争的领导干部组织起来，成立中共京钟县南山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并将尚有武装的西南（含西北）、六合、三英等地定为武装坚持点，作为京钟县大队南下和北上的接应站，负责领导全县的武装斗争。中共京钟县南山工作委员会，隶属江汉区党委领导，以田家湾、傅家巷、柑子树湾、黄土坡等地为主要活动区域，下辖东南、六合、三英、水湖等四个坚持点。九月上旬，中共京钟县南山工委补充了李人林主力部队留下的一个连的兵力，调整和充实到了县大队的武装力量之中。一九四六年九月下旬，京钟县南山工委和县大队奉命向襄西转移途中，部队行至京山县与钟祥县交界处的三岔口地方，遭遇国民党七十五军部队的袭击，战斗中损失惨重，工委书记饶毓卿同志等几十人牺牲，父亲率余部进行突围，最后仅剩下十几人才突围至水湖一带。是年底，中共京钟南山县大队余部以及六合、三英两支区乡坚持武装斗争的人员均被打散。至此，中共京钟县南山工委公开的武装斗争才被迫停止，少数党员干部和武装人员转入地下进行隐蔽活动。一九四六年冬，国民党京山县伪政府，为阻隔老百姓与共产党的联系，开展以封山和封路以及小湾集中到大湾的驱赶活动，在父亲坚持斗争的区域内，进行地毯式搜查并悬赏捉拿父亲本人。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和恶劣的环境，一部分过去党内的同志，思想发生蜕变，立场也开始了动摇。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由于孙桥乡乡长杨某某出卖父亲的行动路线，加之父亲手下的联络员林某某私自通敌，对父亲进行劝降诱骗。当父亲识破诡计并掏出手枪对准自己太阳穴，欲以此“不成功便成仁”的时候，却又被林某某一伙夺枪拿下，落入敌人之手。尽管父亲面对敌人的多次审讯，遭受国民党七十五军便衣侦察的捆绑吊打，但自始至终也没有出卖组织和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方某某，见父亲软硬不施，便交由林某某出面，以父亲的名义，在国民党京山县党部的小报上，登载声明以示脱离共产党。父亲投身革命七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就此毁于一旦，被迫回到家乡种田务农。一九四七年六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同年十二月底，江汉军区部队攻克了京山、天门、潜江、钟祥等四座县城和襄河以东的许多集镇。一九四八年元月，京山县城刚被收复，父亲即刻在京（山）应（城）县石板河重新归队参加革命，之后，任京应县石板河区副区长、代理区长、区长职务。一九四九年二月起，父亲在京（山）应（城）县人民政府工作，先后担任战勤科长和财政科（今为财政局）科长等职务。应城解放之后，父亲便留在了应城县（今为应城市）工作。因中原突围原因，父亲被迫回家务农的情况，没有对党组织采取任何欺瞒行为。早在一九四八年元月归队后的第二天，就以书面形式，给当时县委书记王家吉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实事求是的向党组织作过交待与说明。表明自己落入敌人之手，是由于内部蜕化变节分子出卖和引诱的原因造成的；而且国民党县党部登报声明一事，也是敌人的阴谋与欺骗行为所致。一九五七年五月，原中原局郑位三、陈少敏二位领导同志曾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过一封信，说明在中原突围前，对复员隐蔽的同志，他们曾经作出过这样的决定：⑶在无法隐蔽的情况下，如果已被敌人发现或者落入敌人之手，可以新四军战士或农会会员的身份向敌人自首，只要不暴露自己党员身份，不以党员面目向敌人自首，以后归队时不以自首论处。同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以文件形式，批转了郑位三、陈少敏同志的信件内容与精神。应该说，上级党组织承担了中原突围历史问题的全部责任。然而全国解放以后，由于受中原突围历史问题的影响，父亲如同许多老干部们一样，长期以来一直饱含委屈，蒙受不白之冤。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更是雪上加霜，厄运难逃。残酷的政治迫害，不仅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精神打击，肉体上受到摧残与折磨，而且给子女们的升学与工作以及家庭生活等，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尽管中原突围的历史遗留问题，改变着父亲一生的政治命运，严重困扰和影响了他后半辈子的工作与生活。但父亲始终无怨无悔，仍然对党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尽职尽责，无私奉献。他一生别无所求，惟一的渴望与期盼，就是希望党组织能够实事求是，在他有生之年，为他的历史遗留问题给予公正的结论，澄清事实，洗雪冤屈。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即农历庚申年六月十六日）零时五十分，父亲在应城县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六十三岁。拨开乌云见太阳，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党对历史遗留问题，终于拨乱了反正。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中共孝感地委组织部，以孝组审〔1983〕136号文件，下达了关于父亲历史遗留问题复查结论的批复。至此，父亲蒙受三十七年的冤屈，终于有了公正的结论。尽管这份“红头”文件来得太久太迟，以至于父亲在世时，没有盼等到这一天，带着终身的遗憾，过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我相信，如果父亲在天有灵，定会为他在世时的愿望得以实现，而含笑九泉！一九八七年以后，中共地方党组织相继编辑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湖北省京山县组织史资料》和《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应城市组织史资料》一书中，均对父亲的历史问题作了定论，终于有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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