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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字数：3408 字 预计阅读时间：8.5 分钟 20世纪60年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讲过：“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国学、讲国学？我想，在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走上以精神为中心的进程中，中国的国学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大家一定都知道宋代大儒朱熹的这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那么，国学的“源头活水”是什么？我们先讲讲“国学”一词的渊源。 中国一般到明清，泛称古代的学问为“古学”。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为了和西学有所区别，就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中学”又容易与《大学》、“小学”概念相混淆，或误以为是大、中、小学的现代称谓（《大学》是指南宋以后所定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一，“小学”指文字考据、训释之学，始于西汉末刘歆的《七略》）。因此“中学”这个称谓不能够持久。清代康乾之际，为了和宋明理学有严格的区别，又渐渐称之为“汉学”，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戴震、钱大昕、桂馥、王念孙等，他们重考据之学，称为“朴学”，也称“汉学”。 到了近现代，出现了“国粹”一词，即“国之精粹”。还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如章太炎，提出了“国故之学”，章太炎著的《国故论衡》一书，主要论“小学”、文学和诸子学，涵盖了国学研究的各主要领域，但这本书不太容易读。“中学”、汉学、国粹、国故等名称都不是总揽全局的概念，最后学者们选定了“国学”这一称谓，因为它有纵览诸家、包罗万象之意，这是“国学”一词的大体渊源。 国学在近代，可以说命运多舛。“五四”以来，一批激进的、希望国家能够振兴的知识分子有个认识误区，认为是中国的文化阻拦了中国思想的进步，成为中国发展的阻碍，影响了中国的民主和科学，欲以拼音文字取代中国文字。他们的爱国之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热切希望中国富强之心是真挚的。可是，我们知道，拉丁字母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腓尼基文，如果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话，完全是一个釜底抽薪式的欧化的措施，是很危险的。 在钱玄同、陈独秀、鲁迅、瞿秋白这些人反传统的同时，还有一些坚守中国学术的人，如王国维、沈曾植，他们在国学界的地位非同小可。王国维在给沈曾植70岁时的祝寿文中说：“窃又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这篇祝寿文词情恳挚，自认为唯有沈曾植与他一二人能坚守中国学术之阵地。 过去，都认为王国维是保皇党，他从辛亥革命开始到1927年死去，16年间一直保留着长辫子。他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即溥仪的老师，并想通过“南书房行走”以他信奉的道统影响政统，推行西学和中国道统无间隙的结合，这是王国维当时的想法。 可是，当时已不是清朝盛世，在政治地位上，王国维与溥仪同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王国维知其不可而为之。在王国维身上，中、西学交汇融合并生发出灿烂的火花。他是最早将叔本华、尼采、康德思想介绍到中国之人，翻译的文辞非常美妙，他希望将西方的哲学思想和东方的文化有机地结合。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凡是强调个性、强调独立的意志以及赤子之心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子。 尼采曾经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里讲：天才需要具有七个条件，若狂也、若忘也、若游戏之状态也、若自转之轮也、若万物之源也、若第一之推动也、若神圣之自尊也。孔子在宣扬他的中庸之道、退而求其次的时候，认为狂和狷还是有优点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这是讲君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人真正投入到他的学术和艺术上，他要忘乎所以。《庄子·外物》中说：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这种游戏的状态是一种心灵的活泼，而心灵的活泼对一个人的学问有极大的好处。若自转之轮，不是跟着别人转，有自己的个性。若万物之源，不是别人做出来以后，他自己再生发出东西。若第一之推动，他在这个领域，一定是开山祖。最后，若神圣之自尊，这些人绝对有神圣自尊。在中国的书论和文论中，能与王国维《人间词话》媲美的，仅有孙过庭的《书谱》和刘勰的《文心雕龙》。 国学的源头活水究竟是什么？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即“先秦之学的生发”，这是对国学简捷而明了的论述。“先秦”一般界定在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 国学是一门融汇百家的开放性学术体系。那么，有人会提出来，公元1世纪到2世纪，佛教传入东土，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十二十三世纪的时候，印度已没有佛教了，中国的佛教依然在发展，已经是中国化的佛教了，当然是国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人提出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们还研究《易经》有什么用？《易经》不是天命之学，不是神学，它是古代的一个朴素的辩证之学，通过卦辞和爻辞，来说明事物的发展是不停变化的。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恰到好处，过犹不及，最坏的卦可能存在着变好的因素，最好的卦也可能存在着变坏的因素。无论拿到什么卦，它都不提供结论，而只提供你思维的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有两个人物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屈原。孔子是有大怀抱、大的坚毅精神、大爱支撑着的人，他才能做到知其不可而为之。屈原也是这样，他为什么三次远游又回到故都，最后投河自尽，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世上有三种类型的人，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如孔子、屈原；一种是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如螳臂挡车、杀鸡取卵；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不为之，如商代伯夷、叔齐，耻为周民，不食周粟。知其不可而为者是圣人，不知其不可而为者是愚人，知其不可而不为者是贤人、隐士，这里有圣人、愚人和贤人、隐士的区别。 现在有很大的危机。看书的人越来越少，提笔忘字的人越来越多。电脑一打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通；关闭电脑，头脑一片空白。这怎么能成为自己的学问呢？知识文化是要经过心灵的生理化学变化，才能变成自己的知识血脉的。 一次，我和陈省身先生谈话，陈省身先生说，现在的人类和《封神榜》里的神仙差不多了，顺风耳、千里眼。他还讲了更为有趣的话，人类已经和500年前的人类不是同一种动物了，因为我们的视力加长了，我们的听力无穷远，我们能在一秒钟之内和世界任何角落的人通上了电话，再继续发展下去，还会有很多不可知。中国人以机械为淫巧，从庄子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庄子讲了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贡，看到一个农民抱瓮而灌，子贡说，现在的人发明了桔槔，用力小而做功大，你为什么不用桔槔，而是用罐来浇水呢？农民说，人们一有了机械必有机心，有了机心，人类的堕落就开始了。 中国的逻辑学得不到发展，是很可惜的事情，因此中国古代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数学。虽然汉代已经有了《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可这是算数之术，不是数学的概念。数学要有假设，有推理，要得到结论，要得到根。18世纪末，康德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对时空问题作为辩论的甲方和乙方同时辩论，甲方如此说，乙方如彼说，都是哲学上的充足理由律，最后也没有作出一个确切的判断。 这就是中国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的不同之处，中国的哲学往往一句话就直抵灵府，西方的哲学得出结论，要慢慢地辩论、实证，所以，中西方的学问的确有很大的不同。现在，西方人学中国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等，如果在21世纪能够缔造一个和平的太平世界，互相能够交流，能够取其长避其短，那是多么有意味的事。 中国的国学，主要解决心灵的问题。中国任何一部国学著作，都不会为解决近代科技问题提供一个目标。可是，它可以使进行现代科学研究的人心灵丰富——国学有启智性。杨振宁先生、陈省身先生对中国的诗文都非常喜爱，陈省身先生还时不时写一两首诗。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喜欢古典诗词，一次，他到我家来和我谈诗。我问他，你读诗和数学有关系没有？他说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我每次想问题感到困惑的时候就读诗，读诗犹如春风徐来，惠风和畅，觉得思维又活跃了。 国学的终极目的是“为己”之学，而不是为人、为物、为事而学。孔子在《论语·宪问》里提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强调学习的目的应侧重于道德学问的提高与升华，“为己”之学的终极目标是“利他”。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由于“为己”之学提升了自己的心灵境界时，那么人类本身已存在的“不虑而知”的良知就和天地本体同在。那么，我们提倡的感激之心、敬畏之心、恻隐之心、知耻之心便会成为我们民族坚不可摧的心灵的长城。 来源：《秘书工作》杂志 责任编辑：吴昊 编辑：杨宪东 制作：胡小慧 投稿信箱：wx@mishugongzuo.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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