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学”？

什么是“国学”？ 

 

所谓“国学”，起于清季，盛于民初，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有过一场来之既急，去之亦速的“国学热”。那么国学究竟是什么呢？或者来一句康德式的提问：国学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只有去溯本追源，层层剥理了。
一 国学与章太炎
顾名思义，“国学”者，研究并发扬国粹之学问。说来滑稽，“国粹”一词，本来却不是国货，舶来于东瀛；究其本源即英文“Nationality”。词义是“民族”、“民族性”、“民族主义”、“独立国地位”。
1905年初，邓实、黄节、刘师培等在上海主持成立了旨在“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国学保存会，并创立了《国粹学报》以宣扬国粹。奉当时公认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巨子，所谓“国学”才算立了起来。
鲁迅曾说：前清末年说“保存国粹”的，有一类人是“爱国志士”，“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 而这一阶段的章太炎，刚刚结束了《苏报》案的牢狱之灾，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其倡导国学之义，也主要是为了排满，进行反清革命。
他认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 “国粹”就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提倡国粹，“是用国粹激发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也就是通过国学、国粹激发民族主义，而完成种族革命。“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起渐就萎黄也。”
要言之，辛亥前章太炎之提倡国学，与其组织光复会、序《革命军》、订交孙文、主持《民报》是合而为一的，主旨就是为了排满光复。虽也有对盲目西化的警惕，但主要还是为革命张势。当时的章太炎，正在理解消化西学，甚至用西方的民族学论证排满。
晚年的章太炎，经历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他于西学已有了深刻系统的研究，在进行了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反思后，选择了文化保守主义。此时的国学，所指向的敌人自然也变化了。
“又像一般无聊新党，本来看自国的人，是野蛮人；看自国的学问，是野蛮学问；近来听说德国人颇爱讲支那学，还说中国人民是最自由的人民，中国政事是最好的政事。回头一想，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人，文明人也看得起我们野蛮学问，大概我们不是野蛮人，中国的学问不是野蛮学问了。” “今者新奇之说，流为格言，日趋人于顽固而不返者，曰发展个性也，曰打倒偶像也。发展个性，则所趣止于声色货利，而礼义廉耻一切可以不顾；打倒偶像者，则一切有名无形者，皆以偶像观之，若国家，若政治，若法律，若道德，无往而非偶像者，亦无往而不可打倒者。洵若是，则于禽兽悉择焉？世以是乱，国以是危，而种族亦将以是而灭亡矣。”
当时的新文化主将，不论是向往英美，还是倾心苏俄，大都主张打倒一切旧的，进行西化。在此主张下，对于旧传统和西方文化是否真正有深刻的了解呢？是很成问题的（比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当时对西学的认识都很有隔膜与偏颇）。而大部分人却多具跟着风气走的倾向。于是太炎的宗旨，便转为反对盲目西化的风潮，而尽力于建设、维护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国学，其标的还是为了防止“种族将以是亡”。
1932年3月，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时，他强调“今日切要之学”，一是“求是”，二是“致用”。 诚如夫子自道，所谓国学，既然为“学”，固然以“求是”为根坻；而求是的目的，则是为了致用。求是要立于民族本位，而致用的方式是激发民族主义和培养高尚道德。纵观太炎先生一生对小学、经史、子学尤其是学术史的梳理，在学术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是“求是”的那一部分。因此，“国学”方才称得上“学”。而且正因太炎先生学术功底的深厚，学术贡献的巨大，再加上其思想的精深与人格的伟大，才使“国学”蒙上了一层金闪闪的光环。换言之，国学因太炎先生而广大，却决非相反。这一点，下文将继续论证。

 

二 所谓“国学大师”
中社科出版社编印的《二十世纪国学名著》拮录了四家：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从人选上看是再恰当不过的，不论是自认属国学派还是被认属国学派的能达到他们高度或知名度的，在当时只怕找不出第五人（如黄侃早逝，没能留下大部头著作；章士钊古文稀松，很被鲁迅调侃了几回，其余虽各有专家但难称国学家）。下面逐个分析这几位前辈学人的“国学”宗旨。
前文已叙，太炎先生提倡国学，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此外，还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 如果以这两点评价，那么刘师培两门都不及格。此人早年从太炎先生倡革命，随先生东渡。却荧惑妇人之言，反目于师长。始作汉奸，叛变革命投降清廷，后身列筹安六丑中，为士林所不齿。行文出处，本与国学相悖。
即使不因人废言，刘某又对国学抱有怎样态度？从上海远东出版社的一个选本《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来看，刘某时而主张文字改革以促西学，时而以经、子喻《民约》；时而主张激烈，时而倡文化保守；时而推动白话文，时而反白话；时而梦想中华觉醒以侵吞欧亚，时而宣扬无政府主义人类大同。 其学术之芜杂怪异，前所未有，实难归入国学派。
刘某时论多怪异，而旧学较精深，这是一件奇事，原因何在？顾颉刚先生的一则笔记中，记下了章士钊的一种解释，颇近情理：
“1960年2月21日谒章行严先生于史家胡同新寓。先生谓章太炎先生不强不知以为知，而刘申叔反是，虽不娴欧洲文字而好论欧洲事，其证也。又谓《刘申叔遗书》甚多非出彼手，彼盖窃取其父、祖父、曾祖父之眉批以为其一人之发见，故古籍补释独多也。即非其所剽窃，而后人编辑亦有误者，如论王船山一文即行严先生所为也。以彼1903年至上海，参加革命，至1908年而叛变，为端方侦探，至1911年而辛亥革命起，其间安得遐咎读书。在成都、太原三年，是为其读书时间。至1914年至北京，翌年即从事筹安会，又做反动政治活动矣。袁世凯失败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三年，亦可读书。1919年即病卒，年三十六，其治学时间不多，而著作乃如此丰富，于事实为不可能。又云：申叔固有家学，然太炎先生实在把他捧的太高。其言良是，记之于此，以见名之不可幸得，学之不可骤成。”
照此看来，称刘师培为国学大师，不如说乃祖乃父是有本的朴学家了。本来经史之学纵有天才也不可能遽成，总是一点点积累才能得来的，刘某的学问之真伪，很有疑点。
以上三点：不具操守，持论芜杂，学问真伪有疑。如三层滤布，庶几可以把刘从国学大师中滤出去了。
王国维先生，可以说是当时学术成就与太炎先生在一个档次的大学者。自鲁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要谈国学，他才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但王氏自身学旨究竟何在，将之归入国学当与不当？试以其文证之。
《论近年之学术界》论及康、谭之哲学本非学术，实为政治学说：“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国家以政治上之骚动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酿乱之鞠薛；小民以宗教之嫌忌。而视欧美之学术皆两约之悬谈。…观夫三藏之书已束之高阁，两宋之说犹习于学官，前事之不忘，来者可知矣。…遂疑思想上之事，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者，此又不然。…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
又《国学丛刊》序：“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日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惟一国之民，性质有所吡，境遇有所限，故或长于此学，而短于彼学…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一切艺术悉由一切学问出。…以上三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此在他国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犹或疑之，不意今日而尤使余为此哓哓也。适同人将刊行国学杂志，敢以此言序其端，此志之刊，虽以中学为主，然不敢蹈世人之争论。此则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者也。”
上篇论学术当独立于政治之外，以学术为目的，而非“致用”的手段。换言之，学术在于求是，而决非致用。这一点恰恰是对章氏国学观的一个反动，与所谓“国学”，不啻反其道而行了。康梁章刘对学术的错误超越也在这里被否证和消解掉了。下篇在学术独立的基础之上，再破新旧观，中西观，有用无用观。指其要者，即仍以学术为目的，学术自有其固定的价值；以学术为目的，即以求是为目的，是即是，非即非，但求真伪不论其他。（如同胡塞尔所言：“我们万不可为了一时而放弃对永恒的追求。”永恒者，学术自身的价值也）且在实际上“自白于天下”：王国维并非国粹学派中人。
或如罗振玉先生所言：王氏中年转入经史学，而学风一趋保守。窃以为不然，仍以其文证之。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作于1919年，其中赞誉沈曾植“视经史为独立之学…窃又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 可见此时的王国维，仍然坚持学术独立的原则，其关于国学，学术，学人的议论，也未始不能看作是王氏坚持独立之学术的自勉。到这里，我们可以判定：王国维先生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性；陈寅恪对其评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谓知人。把他归入国学，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梁启超青年时是西化派的喉舌，自中年游历欧美，发现“西洋文明已经破产”，转而倡导国学。任公是近代极重要的政论家，新闻家，但对学术研究由于根底不扎实而流为空疏，素为学者所讥。如朱维铮先生先生评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叙述明末到清末近三百年的学术进程，凸显所谓‘时代风潮’为主线，以佛典所谓生住异灭的流转来比喻清学的蜕变，择取既有研究成果令叙事可信，照顾逻辑首尾一贯以自圆其说，行文简洁明快，似论从史出而实寓论于史，令人读来望倦，不知不觉入其毂中。这不仅非平常学者所能，而且也非严谨学者所能。…因此，《清代学术概论》又堪称一部天才论述，越是离著作情景更远的读者，越易将其看作客观胜于主观的学术史佳作。” 这个问题几为学界共识，本文无意赘述。但在学术研究之外与国学有关的活动中，任公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也为国学的未来指出一条可行的路）。其内容即：教育培养青年与普及国故。
教育上，在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期间，“乐于奖掖后进，不耻于接受后辈新见。这种气度和修养，在近代学者中显得很突出”。 普及方面，任公作《要籍解题极其读法》，提出：“生当今日而读古书，头一种，苦于引不起兴味来；第二种，苦于没有许多时间向浩如烟海的书丛中埋头钻研；第三件，就令耐烦费时日勉强读去，也苦难得其要领。因此，学生们并不是不愿意读中国书，结果还是不读拉倒。想救济这种缺点，像‘要籍解题’或‘要籍读法’一类书，不能不谓适应于时代迫切的要求。我这几篇虽然没有做得好，但总算在这条路上想替青年们添一点趣味，省一点气力。” 其旨意也就是“国学”向下走，将之普及于大众，尤其是青年人。
如上所述，梁任公于学术研究，造诣远去于章、王、刘诸人，因其名气而被拥为“国学大师”，其实难具。任公是伟大的宣传家，教育家，却称不上是“国学家”。
经过以上对三位学人的梳理，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所谓“国学”者，几章学矣。如果非要把“国学”看作是一种“学”的话，那么它早已与太炎先生即身而亡了。

 

三 “国学热”与海外新儒家
90年代初，海外新儒家对激进主义的反思，致使国朝文化界闹过一场“国学热”，这是所谓“国学”最近（也许是最后）一次浮出水面。但新儒家决不是国学派。
首先是环境，国学产生的外缘是近代化刚刚起步，面临西化的挑战作出的文化反击；新儒家则是在近代化基本完成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吸收，包融西方文化（最重要的是科学与民主）来重塑、重振传统的努力。
其次是宗旨，前文已叙，国学的根基是求是，但求是的目的是致用。在国学中，求是与致用是分不开的；而新儒家的理论架构中，牟宗三先生特地开出一个“学统”，以确立学术的独立地位（这是对西方科学传统的接纳与吸收）：学术归于求是，放弃了“致用”这个包袱，得到重新定位。
可以说“国学”是新儒家的思想源泉与起点之一，但绝对不可能成为其指归！
四 小结
一， 钱穆先生《国学概论》序言中的第一句：“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后世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二， 所谓“国学”，兴于求是，而衰于致用。解救之道，惟有拆开“国学”：“学”向上走，“国”往下去。学术在乎求是，贵乎求是。从王国维的学术自觉到新儒家的学术归位，可以肯定的是学术无力也没有必要承担致用这个大而无当的课题。只有脱离并独立于政治（即脱离主题先行的各种“主义”，学术才能得到良性的发展。民族主义需要浇灌，但不是用学术，而是通过历史教育和经典普及。用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使青年知晓“民族之可爱”，知晓祖先的辉煌而惭愧于我们的不肖，激发起“爱国的热肠”。章氏国学讲习会、任公对经典的普及性导读，其价值就在于此。总之，“学”与“国”，“求是”与“致用”，离则两美，合则两伤。所谓国学，该真正成为一种历史了。
三， 在这个文明冲突的年代，从“国学”，“西化”直到当今的新儒家运动，揭示了我们无论对本国的传统还是西方文化，都还存在着相当的隔膜与误解。而章太炎、王国维等先贤不管对中学还是西学的研究，其平实、严谨的学风，都是当代克须继承而发扬之的。惟有这样，方能融会中西，使学术有长足的进步。这个历程之艰难，决不会小于我们对佛教，佛典的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