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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姑赵玉琴，生于1928年。她是我爷爷奶奶的第一个孩子。 父亲他们兄弟姐妹几人，只有大姑没进过学堂。记得我的爷爷病重的时候，大姑经常来探望，那时我曾陪她闲谈，她提及幼时在县城的外婆家做客，很羡慕人家到学堂念书，但我的爷爷有封建思想，不支持她去上学，因此没有读成，大姑对此多少有点埋怨的意思。我的奶奶是县城里人家的闺女，在城里上过私塾，大姑能识些字，主要是我奶奶在家教的。 1948年，大姑二十岁，出嫁到沈丘县西老家村一户王姓人家。我的故乡虽是安徽地界，但毗邻河南，大姑所嫁到的到沈丘县，就在河南省。大姑的公公似乎和我的爷爷是同行，都是中医。我的从未谋面的大姑父叫王恒哲，不知是跟他的父亲做学徒出身还是在外念书学过医，总之鼎革之后，他被安排在沈邱县防疫站工作。1958年，我这位姑父可能是出言不慎，被打成了“右派”，后来生了病，稀里糊涂就死在了“劳动队”。 此时大姑已经有了两个女儿，第三个女儿当时还在肚子里。遭此灭顶之灾，大姑的日子其苦可知——而这苦，还长着呢。 那时候，大姑的娘家——也就是我爷爷这边也已经天翻地覆，我的奶奶已经在两年前离世，家中财物早已四散，爷爷带着三个孩子仓皇度日。 可怜的大姑，在贫困而又以“极左”政策闻名的河南农村，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风雨飘摇之中怎么拉扯三个女儿长大的？——想来也就靠个“熬”字。听我妈妈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姑回娘家，爷爷还常常要连盐都要备好给她带回去。 大姑家的大女儿——我的大表姐，长大后嫁回了我奶奶的娘家（大姑和我这个大姐的公公是表亲，表姐和姐夫血缘上倒不算近亲），而二表姐，经她沈丘县那边一个表姑的介绍，嫁到了天津芦台一户人家，多年后，她和二姐夫带着儿女回来探亲，二姐曾在我家说：“那时候要是还能活下去，打死我也不会嫁恁远呐！” 小表姐长大，赶上了“落实政策”，大姑父的案子被“改正”，作为照顾，三表姐被安排在沈丘县纸店镇的医院工作，当护士。 大姑头上顶了二十年的乌云终于散去了，她也从三十岁走到了五十岁。 我大姑父有个小他不少的弟弟，叫王恒轩，不知因为何种机缘，他有幸上了大学，并留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政策松动之后，他同情寡嫂的不易，恰好他家的两个孩子也需要人照看，就把我的大姑接到北京他家，帮他带孩子。1979年我爸爸去北京旅游，也是住在王家。几年后，孩子上了小学，大姑才回来。  1979年秋，大姑与我父亲、哥哥在天安门广场 后来我爸考职称，要学英语，这位王恒轩先生曾给我爸爸寄过不少书籍，比如语言学院出版的英汉词典、汉英词典之类。听我妈说，我爸还曾“不见外”，多次托他买些当时在县城买不到的东西。可惜几年之后，王恒轩在欧洲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遭遇车祸去世，大姑、爸爸和他家的联系也就断了。 大姑回家乡后，接着带小表姐家的孩子，继续忙碌着。也许是她脾气太好了，小表姐家的两个小家伙，都顽皮异常，如孙猴子一般。 大姑与我的父亲相差十六岁，父亲还是个娃娃时，大姑就出嫁了，因此，两个姑姑中，父亲与我的小姑更亲近些。而我，更是在大姑从北京回来到我家做客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个大姑。 爷爷退休后，曾多年都跟着大姑，在纸店小表姐家生活，逢年过节我们都要到纸店去，感情上也就与大姑渐渐亲近起来。我在京上学的时候，有一年大表姐带大姑到天津二表姐家探亲，回程的时候，她俩还曾一起来学校看我。那时候的大姑，已经满头白发，她虽离开北京多年，但对学院路一带居然还很熟悉。 大姑80来岁的时候，到我家——也就是我父母家——住了一个星期，那是在与妈妈通电话的时候，听说大姑在我家做客，我心里觉得温暖而安慰。现在想来，这应该是大姑暮年，心理上最后一次的“回娘家”吧。 2015年，缠绵病榻数载的大姑在大表姐家去世了。 我还记得大姑晚年的模样，她脸上的皱纹，写着岁月的沧桑。 我还记得大姑说话的声音，从来轻声细气，不慌不忙，让人感到可亲。 我最难忘的是大姑的眼神，温和却又常游移，我能感到，那里埋藏着太多曾经的悲愁。 后记：这篇小文草于2022年11月，我曾想问询父亲关于大姑婆家的一些事，11月15日打电话，父亲正在同学处闲谈，我就没问，想着下次再打。万没想到，从此居然再无机会了，念及此，怎不伤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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