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组织派来直接领导人一吴克坚 与王明分手后我与明之天天晚上在家里等待吴克坚的到来，足足等了一个星期。此前，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谁。彼此只能用事先约好的敲门暗号来判断。11月中旬一天晚上，约好的暗号，“嗒一嗒嗒一嗒”的敲门声响起来了。明之马上去开门。眼前是一位看上去十分精明干练的中年男子。明之马上把他让进屋。 双方都根据此前的介绍，判定没有错。 来人自我介绍说：我叫吴克坚。 我高兴地说：老吴同志，我 是沈琬，自己人都叫我安娜。 吴克坚和我亲切握手：安娜同志！ 明之说：我是华明之。 吴克坚又和他紧紧握手：明之同志！ 寒暄过后，吴克坚在一张竹椅上坐下。他机敏地环视了一下屋里的环境，又仔细打量着我和明之。我们也注视着这位新领导。 吴克坚长得很端正，脸上棱角分明。他说话时面带微笑，显得平易近人。即使是部下，在与他相处时都不会感到拘谨。 吴克坚原名吴黑撑。从参加共产党的那天起，改名为吴克坚，他的原名已经很少有人知道。 1930年他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 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担任中央特科秘书。根据党的秘密工作的需要，他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形势下，将妻儿老小从湖南老家接到上海，以自己的家庭来掩护党中央机关。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曾多次在他家里举行。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协助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迅速转移，为掩护和营救同志，作出重要贡献。1931年底，他受党中央委派，撤离上海，前往苏联，到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研究班进修。1932年6月抵达苏联。 1936年3月到法国协助吴玉章编辑《救国时报》（巴黎版），后担任该报主编。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组织决定派他去美国办报，他报国心切，一再请求回国抗战，并说：“宁作战死鬼，不作老华侨。” 1938年初，周恩来电召吴克坚：“立即回国，共赴国难。”吴克坚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秘书长，兼《新华日报》总编。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他与报馆撤退到重庆。 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兼管情报工作，还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周思来和董必武派吴克坚这样一位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来领导联系我们，足见党组织对我们工作的重视。 吴克坚向我们讲述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总方针。 他对我说：你当前的任务是，搜集国民党高层对抗战和对我党的态度、谋划和部署。 接着，他又指示明之：你要设法尽快找一个掩护职业，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掩护安娜，共同做好情报工作。 最后，吴克坚像兄长一样亲切嘱咐我说：安娜，你是个年轻女性，但你是靠真本事做速记员。你时时处处要有一身正气，要不卑不亢，自尊自重。同时，又要防国民党官僚衙门里的坏人“吃豆腐”。好在明之时刻保护着，人家就不敢欺负你。 吴克坚的这番话，让我感到兄长的爱护和细心关照。我说：“我一定记住！我绝不是'花瓶’!”同时，我又执着地向吴克坚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吴克坚说：组织上会认真考虑的。你也要在工作中努力争取。 最后，他鼓励我和明之：你们在白色恐怖中，在党处于极其艰难的时刻，先后投身革命。抗战爆发后，在战乱中与党失去联系后，你们又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到武汉主动、积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你们的革命意志如此坚定，实属难能可贵。我相信，你们今后一定能够做好党交给的更重要的秘密情报 工作。 吴克坚一席话，激励着我们，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我和明之也给吴克坚留下了好印象。 1984年，84岁的吴克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沈（安娜）那时约20余岁，风华正茂，擅长速记，具有'打进去’的条件。经过党组织郑重考虑，决定派她打入国民党反动派核心机关——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在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人的左右，作会议记录。华（明之）对沈（安娜）指导、帮助、掩护。” 吴克坚是我们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第二位直接领导人。60多年以后，我和明之在回忆录中写道：“吴克坚同志是先后领导我们秘密情报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好领导、好老师。” 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明之积极寻找工作，也就是吴克坚所说的“掩护职业”。一天，明之在街上碰到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的同事徐本熙，即在上海时，想秘密发展华明之参加CY（共青团）的那个人。当初明之虽婉言谢绝了，而徐本熙并未因此而不快，双方仍然保持友好的关系。这次两人在重庆见面，便热情地聊了起来。 徐本熙问：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明之说：内人在这里工作，我就随她来了。 徐本熙知道明之当初从上海调动工作到杭州，就是为了和太太在一起，所以对他现在又随太太来重庆，并不感到意外。就问：你现在做什么？ 明之趁机说：我刚来，还没有工作，正想找个事做。 徐本熙说：我在政治部电讯总队工作，现在想离开重庆，正在找人接替。我推荐你去怎么样？ 电讯总队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讯总队”。明之想，这个单位离家不远，就同意了，再三向他表示感谢。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讯总队隶属于“军统”，对新加入人员审查很严。明之则因为太太是中央党部机要处的工作人员，本人又曾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工作过，顺利通过审查，被正式录用。从此，明之有了一个掩护职业。 明之进入电讯总队之后，任技佐，授中尉军衔，穿国军制服，对我也是个很好的掩护。 电讯总队负责人是个老工程技术人员，业务水平很高，但内部行政管理很乱，明之可趁机搜集到国民党各军、师部队驻地分布和调动情况的情报。他把这些情报连同我搜集到的情报一同抄好，由吴克坚来家里取走，上报党组织。 心向延安 1938年冬的一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偶然遇到了在长沙妇女训练班就认识的王汝琪大姐。他乡遇故知，两人都高兴得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 王汝琪说，她和爱人陈传纲离开武汉后，现要去成都找工作，路过重庆。我从长沙到武汉后曾在王汝琪婆婆家落脚，现在，我也要在重庆尽一回地主之谊。我和明之热情地把王汝琪夫妇接到家里。 这时我们的家已由西二街22号搬到中央党部安排的宿舍：上清寺街75号。上清寺街周围大约一平方公里的街区，被称为上清寺地区，是重庆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大多设在这里。 上清寺街75号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 我们家住在二层朝北一间临 街的房子。房间虽只有不到十平方米，但此住处离我办公的上清花园中央党部秘书处比较近，步行只须五分钟，如机关有事可随叫随到。75号的一层住户家设小碾米机，做点小营生，另外三家住户都是其他单位的，没有中央党部的同事。75号左侧的一幢三层小楼是宪兵队，右侧一幢三层小楼的二层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家。与一般职员一样，这个住处对我们做秘密工作比较合适。当时我们的家很简陋，只有一张双人棕绷床，一个竹桌，四把竹椅，一个木柜，上面摞着两个皮箱。 陈传纲和王汝琪临时来就睡地铺，我和明之要把床让给他们。后来王汝琪幽默地回忆往事说：“地板比床还大，不用担心掉下来。记得1938年春天我们在长沙，不就是睡的地铺？安娜早上不起床，还被罗大姐打了屁股，没有忘 记吧？”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王汝琪和陈传纲这次来重庆，说是要去成都找工作，然而过不了几天，我和明之便猜测到，他们是要去延安的，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谁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当时的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大批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和我党干部，都是经重庆“通讯处”，陆陆续续输送到延安 学习和工作的。我在机房街通讯处门口，亲眼看到有几十名青年乘一辆卡车开赴延安。 我打心眼里羡慕他们。我的心仿佛也被他们带到了延安。 我和明之于8月份到达重庆，然而短短的几个月，所见所闻令我们失望：国民党衙门机关里，一片死气沉沉，官僚们为了职位，为了房子，明争暗斗；国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而对后方百姓却耀武扬威；前方下来的伤员还没有痊愈，就被医院赶了出来，他们找不到原来的部队，又无人照管，遂流落街头，怨气冲天，弄得鸡犬不宁。 而在共产党的“通讯处”看到的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抗战的激情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上下级之间，情同手足，亲密无间。与国民党机关相比、反差太强烈。因此，我一心想“回家”，和革命的战友生活在一起。我对即将去延安的陈传纲、王汝琪夫妇羡慕之至。 当时我的情绪波动很大。我想，自己也是个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应该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哪怕上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纵然是洒一腔热血，马革裹尸，也在所不辞。 明之和我一样向往延安。虽然他才25岁，只比我大两岁，但他要比我显得成熟，老练。他知道我现在这一岗位的分量，党组织是绝不会同意我离开的。可是我不甘心，一定要找领导谈一谈。 明之劝我说：上级肯定不会同意，不要给领导添麻烦。 我说：别人能去延安，我为什么不能去？汝琪大姐夫妇不就要去了嘛！明之说：你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 我不服气：有什么不一样？我也是抗日爱国的革命青年，我就是想去延安！ 明之耐心解释说：你是做特殊秘密工作的，你现在的条件又这么好…… 我仍然固执己见；我不过是一个小速记员，说不定有人比我的条件还好呢！没有得到上级的正式答复，我就不甘心！ 明之见说服不了我，就不再说什么，心里想：还是让领导给你一颗“定心丸”，这样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安心工作了。 我想见领导，可是吴克坚在和我们见了第一面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因为《新华日报》从武汉迁来重庆，吴克坚继续担任总编辑，整天忙于《新华日报》迁渝后的纷繁事务，所以没空定时如约与我们接头。我心向延安的事，也只能暂时埋在心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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