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2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对中国社会作了深层的洞察。1983年夏末，平凹到北京出席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一次会议。当时任《十月》主编的苏予和资深编辑侯琪，专程到会上去看他。她们去主要是向平凹约稿，其次是作为两位老大姐，鼓励他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写出更好的作品。岂料，这次会晤竟给了平凹很大的精神力量。10月26日，平凹给侯琪写信说：“在我苦恼的时候，你们给以关心和鼓励，令我十分感激。我要下乡去，好好深入生活。今年我在那里已呆过三四个月了。陕南山区很有意思，山好水好，老老实实再写些东西吧！这次深入商州生活，直接的结果就是写出了《商州初录》和《小月前本》。1983年，贾平凹在他的小说中，开始对人生意义作多方面的探求。  《商州初录》是他创作发生新的转折的第一个战果。作品信手拈来，却涉笔成趣、自然天成。浓厚的民族传统和精神，工笔与写意结合，重传神达情，结构故事与刻画人物兼顾，是散文，也是小说。费秉勋教授认为，这是一种非现实主义的写法，贾平凹基本实现了“单纯出世”的第三种创作境界。他说：“这种写法主要是吸收消化我国古典文艺的美学精神所形成的，从志怪小说中，贾平凹学会了以平实的神秘感抓取读者的向往心；从《世说新语》，他学会了简练、隽永和传神；从《山海经》、《水经注》和地方志，他学会了对大小空间的鸟瞰和统摄；从话本和民间故事他学会了面对听众娓娓叙说的艺术；从晚明小品他学会了行文的自由通俗；从《浮生六记》，他提高了以叙事写情的本领。” 评论家还认为，《商州初录》作为小说，更接近我国“小说”一词的原始概念，即魏晋以前的“小说”范畴。“《商州初录》这种创作方法，既非现实主义，也非浪漫主义，而是改造我国古代就已存在的文人小说体系的一种独特的创作方法。” 《商州初录》在1983年第5期《钟山》杂志一经发表，便引起国内多位评论家的高度评价，并于1984年获取了江苏省《钟山》杂志首届文学奖。   《商州初录》后，他又写《商州又录》，再写《商州再录》，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是作家精神上的归家还乡，也是作家的创作载体。贾平凹说自己是乡下人，而“乡下人贾平凹”是一个作家之精神、生命之本色的大体现，尤其在现代文明更为发达的今天，尤其人们为名利的追逐在日益扩大的市场经济中，我们为中国文学圣坛上有一位这样弯腰苦苦劳作的“我是农民”的贾平凹而感到欣慰。有人称其为散文，也有人称其为小说，我以为《商州三录》是散文体小说。（待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