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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壸政·清代宫廷女性研究》一书中指出，“三年一次的选秀，相当于朝廷对旗人未婚女性进行定期的人口普查，也是皇帝对旗人进行掌控的重要方式之一”。清帝借选秀活动，加强对八旗掌控，并对旗人女性灌输族群观念，增强其民族向心力。 因此，清帝极其重视选秀制度，从顺治十年到光绪三十二年的二百五十余年间，一共举行了八十余次选秀，三年一次的选秀制度得到很好的执行。 甚至在皇帝大丧期间也照常举行选秀，这主要是因为如果暂停选秀，会导致“未选女子婚配失时”。 按规定，所有旗人及岁女子在选秀之前都不可以擅自婚嫁，如果不能按时进行选秀，那么适龄的旗人女子就要等到下次选秀并且被“撂牌”之后，才能谈婚论嫁，这就会产生大量“大龄女青年”，引发社会问题。 在清朝初年，选秀的范围基本包括所有的八旗官兵之女，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二十四都统，不分京城或外地驻防，所有及岁女子都必须参加选秀。否则，自都统、参领、佐领、以及本人的父母和族长都要受到惩罚。所以在那个时代，所谓的青梅竹马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旗人女子都要经过皇帝筛选一遍以后，才能开始选择自己的夫家。 但是从乾隆朝开始，选秀的范围开始不断收缩，最后只有很小范围的旗人女子才参加选秀。
乾隆六年六月，皇帝允许八旗十八岁至二十岁的“逾岁”秀女，如果一直因故延误不能参加选秀，经过请旨后可以出嫁，自此，选秀制度开始出现松动。 乾隆八年规定，驻防外地的文官同知以下、武官游击以下之女，不再参与选秀。原因是因为路途遥远，参加选秀不免有过于长途跋涉之苦。 乾隆四十五年，皇帝又规定驻防密云、良乡、顺义、三河的三品以下官员及兵丁之姊妹女子，不必选送秀女。 嘉庆十一年谕令，八旗汉军笔贴式、骁骑校以下之女不必备选。嘉庆十八年谕令，八旗满洲、蒙古中护军、领催以下女子不必备选。 到光绪年间，秀女选看范围一度缩小到仅限京城旗人中上层官员之女。
经过清朝历代皇帝的政策演变，选秀范围由外地而京城、由下层而上层、由武职而文职、由汉军而满蒙旗人，逐步缩小。最终得以进入宫廷、可能成为妃嫔的人选，基本圈定在京城中上层八旗家庭之中。 清朝前期，由于选秀的范围几乎囊括八旗所有家庭，每次参加选秀的秀女数量庞大。乾隆时期一次选秀，参选者可达七八千人，皇帝需要每天接见数千秀女，连续四天才能完成初选。之后还要再进行复选和指婚，工作量非常之大。 随着选秀范围的缩小，秀女的人数越来越少。光绪十二年选秀时，只有九十七名秀女参选；光绪十七年和二十年选秀，都只有十二名秀女可供选择；最寒酸的是光绪二十三年，只有正黄旗一名秀女符合入选条件。堂堂的皇室选妃规模上已经沦落到和小门小户的相亲没什么区别。 想象一下光绪皇帝面对仅仅一名秀女的场景，不知道双方是否都感到尴尬。
选秀范围的缩小，前期是因为清代政权的稳定，不再需要靠控制旗人女性婚配加强皇室权威和通过指婚寻求政治联盟和平衡；后期则是因为随着皇权的衰落，皇室不再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组织大规模的选秀活动，也无法再通过选秀对旗人女性灌输族群观念，更无从谈起增强其民族向心力。 另一方面，清代在选秀中对秀女血统的甄别政策也进行了多次调整。 清代的皇族分为宗室和觉罗两个脉络，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塔克氏的叔伯兄弟子孙为觉罗。因为要避免同宗通婚，宗室和觉罗是不参与选秀的。 除了皇族外，也有个别家族免于选秀。清初的达海由于对满文改进做出了重要贡献，被满洲人推为圣人，他的家族中男子地位仅次于皇族，女子则不参与选秀。
康熙朝时，皇帝特别注意秀女的母系血缘问题。规定秀女有后族近支，或者其母族是宗室或觉罗的，必须予以声明。根据《清史稿·后妃传》的记载，康熙朝的后妃中有四对亲姐妹，皇帝做这样的规定，可能是出于均衡后宫权力的考量。 到了乾隆朝则明确规定，皇太后、皇后的姊妹、亲兄弟之女、亲姊妹之女，不得参与选秀。其后嘉庆帝将不得参与选秀的范围扩大到嫔以上的亲姐妹、公主之女及乳母之女。这应该是考虑到儒家伦理的规范，表明清朝王室也逐渐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 后来嘉庆帝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对秀女血缘的规定又重新做了调整。要求内务府在挑选秀女时，不再把后妃家族女子排除在外，而是予以声明，并且“另为一班”。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选秀制度在八旗上层社会重要性的动摇，防止皇帝对于八旗掌控权的弱化，尤其为了防止失去通过选秀对八旗女性灌输族群观念的机会，防止失去其民族向心力。 清朝皇帝对于选秀中血统的甄别，前期是希望更加符合儒家伦理规范，也是希望借此调整后宫力量的平衡；后期则是意识到皇权的衰落，希望通过把后妃家族女性仍旧纳入选秀范围加强对八旗上层社会的控制。 《壸政·清代宫廷女性研究》 力图揭开清代宫廷女性群体的神秘面纱，呈现她们的具体面貌、群体特征、相互关系、在宫廷上下和内外的流动，是一本小众且颇有趣味的书，可以借此了解到不少有意思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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