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音乐学院 内容提要：20世纪至 30、40 年代， 以梁漱溟、王光祈、江文也为代表的“新儒家”学派， 认为“礼乐”文化对当时中国“新村”文化教育与音乐文化教育领域皆具有重要的建设作用。由是， 他们谋求以“礼乐”为本，在农村社会建设和音乐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 进行了探索， 以求实现在历史中缀合起不同时期的儒家文化思想， 使“礼乐”建设成 为能够贯穿、应和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致用之学。 关键词：“新儒家”；礼乐；建设。 20 世纪的“新儒家”学派， 是后人对以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张君劢、贺麟、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等人为代表的学术建树和影响给予的称谓。20 世纪的“新儒家”以儒家“礼乐”为主体，会通西学，提出了“礼乐复兴”的“新儒家”音乐思想。在音乐领域，则有以王光祈、江文也等音乐理论者和实践者为代表，其思想和实践，且与 20 世纪的“新儒家”提出“礼乐复兴”的理念基本一致。关于“新儒家”音乐思想的专题研究，目前是我国现、当代音乐思想史研究中尚待深入的领域。
一、注重“礼乐”的理性启蒙建设 20 世纪的“新儒家”，以其对“礼乐”文化的理性表述， 向世人宣言了一个返本求新的“礼乐复兴”的文化理想。他们对我国“礼乐”精神不懈努力的追求， 以及对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理性”启蒙之作用的阐述，乃是谋求将传统“礼乐” 与西方哲学及印度哲学的会通，是对传统儒家“礼乐”精神务实于当代意义的致 用与升华。梁漱溟将“礼乐”视为人感于社会生活的体验，是中国古代社会得以 存在和维系人生的基础。对此，他认为： “礼乐是什么？礼乐原不过是人类生活中每到情感振发流畅时那种种的活 动表现，而为各方各族人群一向所固有者而已。……中国古人(周、孔) 之所为制作和讲求者，要在适得其当，以遂行人情，以安稳人生就是了。岂有他哉！”①
“孔子深爱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启发众人的理性，他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而其道则在礼乐制度。盖理性在人类，虽始于思想或语言，但要启发它实现它， 却非仅从语言思想上所能为功。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 作用于血气：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理性乃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② “礼之源即天理， 为礼之要在居敬以存天理”且“孔子言人生涵养灵性之道，而发于《诗》、《礼》、《乐》三学， 此是导其情意于正大之发展，即情意莫非灵性 之流行也。”③ 由此可以发现，梁漱溟认为“礼乐”即是孔子所追求的“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的之基础，不但能够对人的“心理情致”具有“教化”的作用，且能够直接体现于人们在社会规范下的“理性”修养与自觉。梁漱溟将“礼乐”所具有的理性启蒙功能，直接致用于我国“新村”秩序的建设实践中，以求来改变当时农村文化建设无序、混乱的局面。他认为： “最有效的教育， 就是我国的礼乐。礼乐予人以柔和的自然的影响，使人有公共的生活，最好的秩序， 而代替了强制的法律；使人有公共的秩序，公共生活， 同时也代替了宗教。”④ 梁漱溟所认为的“礼乐”对乡村文化建设具有提振文化自信的认知，源于他多年来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探索和实践， 所得出的感悟。一则， 体现了梁漱溟先生自信“礼乐”对改造乡村文化所具有“教化”作用， 这也是我国“礼乐”文明在历史中所积淀下文化心理的优势；再则，体现了他注重“礼乐”对一个时代、 一个民族的理性启蒙，以求乡村文化建设能够在返本求新之中得到新生。当然，这种“礼乐”的“新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对此，梁漱溟以为： ①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梁漱溟卷 · 以美育代宗教》，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第 765 页。 ②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以美育代宗教》，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337 页。 ③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以美育代宗教》，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406 页。 ④ 《梁漱溟全集·政教合一》，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675 页， 2005 年 5 月第 2 版。 “中国将来也是要慢慢找回古人的精神， 也许现在还没有开始找，因为现在差不多还是一个唾弃的时代。中国民族精神将来慢慢找回来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再生的，是一个重新认识的，而不是因袭的、传统的。”① 由此来看， 寻求在乡村文化土壤上复兴“礼乐”精神的实践， 成为了梁漱溟期望觉悟和自救的理想乐土。 在音乐领域， 以王光祈为代表的音乐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 也在谋求以复兴 “礼乐”态度，来进行农村社会改造和农村文化建设的探索。譬如，鉴于我国20世纪 30 年代农村教育不振的现状，主张推行“新农村运动”，是王光祈依托“少年中国学会”来进行改善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环境的设想，王光祈认为：我们劳农两界的子弟，生下地来就受了饥寒交迫的苦况——他并未作过恶事——哪里还有读书机会！列位！你要知道，教育不平等就是社会上的绝大危机！”② “我尝因此深思苦索中国人的性格， 详考细察西洋人的习俗， 最后乃恍然大悟。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国古代的'礼乐’，由这种'礼乐’以养成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礼也者，小而言之，则为起居进退之仪；大而言之，则为处世待人之道(西洋人最不懂得待人，只知待己)。乐也者，小而言之，则为涵养灵性之具；大而言之，则为协和万方之用。我们中国人生息于孔子学说之下者数千年，而孔子学说又实以礼乐二事为其基础，所以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与我们古代礼乐实有至深密切之关系。我们的古礼古乐，诚然有许多不适于今的地方，而且简陋得狠，但是古人立礼制乐的本意则千古不磨。我们现在宜利用西洋科学方法， 把他整理培植出来， 用以唤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们的民族 文化复兴运动(请参看拙著《欧洲音乐进化论自序》、《德国音乐与中国》、《音乐 中之民族主义》)。”③ ① 《梁漱溟全集·精神陶炼要旨》，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509 页， 2005年5月第 2 版。 ② 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少年中国》，第 50 页， 四川出版集 团、巴蜀书社出版。 ③ 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市时政文化卷·少年中国》，166 页，四川出版集 团、巴蜀书社出版。 很显然，他寄望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团体，来改变无序的教育与无序的社会危机问题，他强调：“我们尽我们的力量，随时随地创办平民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是一个不要学费而且能顾全他的生活的学校。”在王光祈看来，正是这种无序的文化教育现实境况，造成了当时的社会重重危机。王光祈视“礼乐”为“千古不磨”的“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也客观地指出其中“有许多不适于今的地方，而且简陋得狠”的不足之处。他揭示了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中国乡村音乐文化建设所聚焦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王光祈以务实的态度， 谋求通过“西洋科学方法”来达到寻求适于今之“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的致用。于是，王光祈推导出这样一个认识： “因为中国是农业国， 为世界分工计，为国富发达计，皆非大规模从事农业发展运动不可。我以为现在世界上虽是工商国家大出风头的时代，而最后胜利则仍属之于农业国家。所以我常常提倡'农村改造’完成一种'基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无论在人类生计方面、道德方面，皆有重要关系。其义甚长，非此处所能详尽，读者可以参观拙著《读了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学说后的感想》一文，便可略知一二(此文曾登载坎拿大《劳动杂志》)。总之，发展农业，改造农村，诱导农人，是我们学会对于'民族生活改造运动’的一个下手之处。”① 王光祈所倡导的“新农村运动”，其目的，就是针对当时不振的中国农村教育，所提出的要对中国农村实施系统性社会改造活动的期望和尝试。王光祈希冀通过推行“新农村运动”所进行的改良农村社会的思想， 尽管是汲取了欧文、圣西门和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以及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学说的设想，但是，他努力要去改变当时乡村文化建设现状的愿景， 最终未能在纷繁的思潮碰撞与社会变革中能够得到印证。 二、注重中华民族的“礼乐”精神建设 “新儒家”在 20 世纪 40 年代进行的复兴儒学思想体系探索，对当时的音乐 思想领域也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譬如， 活跃于 20 世纪 30、40年代的我国作 曲家江文也，正是处在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 们同一时代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将自己对民族音乐文化情感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认知，融入于自己的音乐创作和著述之中。自 1939 年至 1941 年间，江文也相继创作完成管弦乐作品《孔庙大晟乐章》与著述《孔子的乐论》。
不论是江文也的管弦乐创作实践(作品《孔庙大晟乐章》)，还是他的理论著述(《孔子的乐论》)，可以说， 都体现了他将儒家音乐思想灌注于自己的创作理念之中，使“礼乐”成为了他以作曲的方式，去实践儒家文化信仰的历史支点。在祖国危难的时候，江文也创作的《孔庙大晟乐章》，当然有着深远和特殊的意义，这既是当时罕见的管弦乐作品，也是江文也接受儒家思想洗礼的代表之作。 ① 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少年中国》，167 页，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出版。 江文也为创作这部作品，不仅去了“北平国子监孔庙”参与祭孔典礼和感受祭孔 音乐，而且还研究和参考了古代文献， 在融入儒家思想和体悟儒家思想方面进行 了充分的准备。正如江文也在《孔子的乐论·序言》中所言： “笔者在北京，碰巧有机会聆听到几近失传的孔庙音乐《大成乐》六章，当时痛感非将它改编成近代的交响乐加以复兴不可。因此，才动手作此研究。尔后，我先发现孔子的人性。等我进一步翻阅各种古籍之后，才开始接触到他的音乐思想，最后不得不由衷发出赞叹。”①
江文也在此文中，还阐明了著书的目的，即 “在中国，'礼’之于'乐’，犹如阴之于阳，两者密不可分。而且，'礼’同时还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因素。因此，透过本书的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凭借'乐’ 的论点，以它的线索，观察中国古代文化。”② 江文也十分注重在历史文献中挖掘“礼乐”文化信息， 以求对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前沿问题进行比较和印证。譬如，他认为： “一般而言，在中国古代史中，我们可以简约归纳出代表时代精神的文化特色， 比如说，夏代勤俭，殷代维新，周代礼乐。我们在此仅举周代礼乐制度为例，它绝不是儒者的夸张所致，也不是白纸上装饰门面的绮言妙辞。我们最好还是相信它，而且，我们如果翻过整部中国史， 就知道礼乐制度的成立是事所必至，理所当然。”③ 依此来看，这也反映出江文也的历史意识，是在对夏商周“礼乐”精神的认知和对“礼乐”历史的考证基础上，所形成“新儒家”式的文化自觉。历史上的儒家，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 20世纪的“新儒家”们亦不例外。他们以历史的视角关注“礼乐”，以儒家的情怀缀合古今。可以说，江文也是20世纪40年代，为数不多的且能够主动去关注和探索夏商周“礼乐”文化历史的作曲家。 总之，在 20 世纪的“新儒家”们看来，我国今后的必由之路，就是返本开新的儒家文化之路。返本，就是在历史中认识中国“礼乐”文化的来龙去脉，且将“民族性”植入于我们的文化信仰，从而形成每一位文化人的文化自觉；开新，就是在“会通”他学中给予传统文化顺应时代的诠释，且将“民族性”引入于世界多元的思想潮流中，从而使传统儒家的“礼乐”文化精神张显出更具有独特的魅力。本文以为，“礼乐”是中国学术思想中所特有的文化概念，其涵盖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其中也包含了“多元”文化的聚合性)、“和而不同”(其中包含了“多元”文化的丰富性)的文化态度，也涵盖了“会通”他学，且将异域文化“和”而化之为“礼乐”文化精神象征的文化历史建设的全过程。 ① 参见杨儒宾译，江文也著， 《孔子的乐论》，第 3 页， 2008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 参见杨儒宾译，江文也著， 《孔子的乐论》，第 3 页， 2008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③ 参见杨儒宾译，江文也著， 《孔子的乐论》第 47 页， 2008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